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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某家乐福超市门前出现的不理性现象,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苗头。抵制家乐福或许是一种表达自由,但决不可突破法律的底线。
抵制家乐福的活动终于在云南昆明突破了理性的底线。据《云南信息报》报道,4月16日,昆明某家乐福超市门前有200多人抗议,他们用巨幅的五星红旗堵住家乐福仅有的两个入口,并对每一个出入大门的市民表示鄙视。同时,现场有反对抵制的民众被斥“卖国贼”,遭众人推搡,甚至被众人扔瓶装矿泉水,在场警察称,前一天也曾有反对抵制者被打。
坦率说,我是支持社会多元意见表达的,甚至认为不同观点的交锋能够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说,与以往的几次民众自发爱国行动所不同的是,这次“抵制家乐福”的行动,公众第一次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行为分化,也第一次出现了抵制与反抵制民众的直接肢体对抗。极端民族主义的苗头已开始在此次家乐福抵制活动中出现。
这种行动分化不同于观点的交锋。在大多数时候,抵制或者不抵制的行为,只能代表自己的一种态度。如果因为别人不抵制、或者质疑抵制就加以谩骂、人身攻击,动辄扔瓶子。那么这种行动本身既失去了理性,也失去了合法性,反而让更多的人质疑这样的抵制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是否有助于在世界上形成一个良好的民族形象。我们都还应该记得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其实从白岩松发表“反对抵制”的言论,博客遭到脏话留言;到昆明家乐福门口双方肢体推搡,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应该不应该“抵制家乐福”问题了,而是一个面对西方偏见,面对舆论分歧,中国人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愤怒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也有很多表达渠道;而这一次的愤怒,更应该促使民众的团结一致,下决心办好奥运会,让国际舆论对一个新兴的中国刮目相看。在这个时刻,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是中国的形象大使。发生在家乐福门前的推搡和争斗,不应该是中国形象的常态。
抵制家乐福舆论的快速积累和爆发其实也反映了另一个问题。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这30年中,中国民众的国家意识和自我意识觉醒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与此同时,社会矛盾的积累也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社会矛盾的积累往往推动无理性意识向行动的蔓延。尽管“抵制家乐福”是在奥运大背景下的一个个案,而法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也的确是国际社会的极少数现象,但是我们仍然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在社会矛盾中的消极作用;更要警惕这种消极作用和国际交往的挫折感叠加之后,可能诱发的扩散效应反应。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必须建立一个国际定位,而这种国际定位一方面来源于世界对自身的看法,另一方面更来源于自身公民的定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其实并没有彻底走出历史的阴影,形成一个既有尊严、又有理性的民族心态。而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极端的民族主义更容易形成自我满足。它反而会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分裂,甚至强迫民众进行自我划分或者自我切割。这种消极作用产生的后果,历史上有着无数教训。
埃利亚斯·卡内提在《群众与权力》里说:人们容易听任天赋的自然冲动,但我们相信中国公众是例外的。理性和法律应该是文明社会一次又一次被重申的基本理念。而在这些基本理念被自觉地接纳之前,重申永远不会多。尽管抵制家乐福或许只是2008年春天的一个小插曲,或许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想每一个人仍然不应该忽视它所体现出来的种种潜在危险。
□石嘉(北京 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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