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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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使本书呈现一个明快的结构路线——“破”“立”“反躬”。即：中国现实批判，中西关系揭示——中国要做一流国家，依托国家大目标实现众生幸福平等，告别自我矮化的精神历史。本书的大多数作者都属于中国的“公众人物”，他们的立场观点，早为人们所知。然而从着眼于批判和分析，到主张建立“大目标”“告别晦气重重的历史悲情”，本书可以说是一次完整的“集结”。书中保持了普通读者喜爱的文风，由具体的场景、故事和新闻案例入手，没有抽象的概念，都是一些实际可感的素材和辩论性话语。流行的俚语、双关性的讽喻，直率的谈论，又使本书趣味盎然。
作 者： 宋晓军等  出 版：江苏人民出版社类 型：人文社科 > 时政性 质 ：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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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为国直言 替天行道 世界瞩目


　　为国直言 替天行道

　　世界瞩目《中国不高兴》

　　在《亚洲周刊》《世界日报》《联合报》等率先对中国近日刚刚出版的一本图书《中国不高兴》做出了报导和解读后，西方国家一些主要媒体纷纷跟进，包括BBC、《经济学家》等正到处打听和联系此书作者，想进一步了解该书出版的背景和动机。预计此后这本在封面上写着“为国直言，替天行道”的时政书籍将会引起世界性的报导热潮和大量评议。

　　1996年 《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只想领导自己”

　　2009年 《中国不高兴》：“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时隔12年不变的是关乎中国命运的思考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横空出世，冷静地梳理了中西方关系，在当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讨论和争议。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走过了12年的历程，12年来中国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也从“只想领导自己”将变成“有能力领导世界”的国家。它显然比12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少了一些情绪性色彩，是一本呼吁“正视内政愤懑”“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复兴宣言”。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高兴》的确称得上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

　　外交：中国要与西方“有条件决裂”

　　社会：在当代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需要“去文艺腔”

　　经济：经济危机对中国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中国不高兴》一书从“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三个部分切入，深入到外交、政治、经济、军事、文艺等领域阐述，使本书呈现一个明快的结构路线——“破”“立”“反躬”。即：中国现实批判，中西关系揭示——中国要做一流国家，依托国家大目标实现众生幸福平等，告别自我矮化的精神历史。

　　本书的五位作者都属于中国的“公众人物”——央视和凤凰卫视著名军事评论员宋晓军、中国民族主义领军人物王小东、社会学家黄纪苏、《中国可以说不》作者宋强、资深媒体人刘仰——他们的立场观点，早为人们所知。从着眼于批判和分析，到主张建立“大目标”“告别晦气重重的历史悲情”，本书可以说是一次完整的“集结”。

　　对外：设立大目标，做英雄国家

　　对内：消除逆向种族主义思想，肃清“文艺腔”

　　《中国不高兴》除对中西方关系的实质演变进行嵌入式分析外，还对国内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现实予以鞭辟入里的观察，书中除提出要正视所谓“本土愤懑”情绪可能会影响社会健康发展外，同时还对我们社会充斥的“浑浑噩噩”的缺乏大目标的塑造与对伟大愿景的言说与思考进行了强烈批评。

　　在书中，五位作者痛责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丁学良、崔卫平、朱学勤、余世存、宋鸿兵、马立诚、王蒙、王朔、李银河、周孝正等“当红精英”，着力批判“失败主义”“万金油式的明白人”“抖机灵的文化施虐”，希望能对国内道德和文化的建设产生正面的警醒和推动。

　　《中国不高兴》一书等待的，是主流知识界对“国家主义”的解读，也期待着以2008年“五月青年”为代表的希望积极介入社会生活的年轻一代的思考。

　　这是一本破除现实迷幻的读物，指出中国的强国道路需要我们清算那些失败主义的愤懑心理，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决裂”是必须筹划的未来选项之一，中国必须有大目标和大抱负，成为英雄国家，为世界除暴安良。

　　据悉，《中国不高兴》大陆、台湾、香港共时出版。

　　《中国不高兴》新书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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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大时代、大目标和我们的内忧外患


　　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和我们的内忧外患

　　宋晓军 王小东 黄纪苏 宋强 刘仰/着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刚过去的二零零八年，国家遭受了特大雪灾、西藏事件、汶川地震、奥运火炬传递受挫、三鹿奶粉事件，透过此看得出，一方面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战略围堵越来越具体化和明目张胆，一方面国民心理受到的“精神撕裂”，使一个大国理应秉持的多项核心价值受到威胁甚至动摇。

　　《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一本中国所处大时代里诞生出的直刺盲目乐观心态的醒世之作，一本“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复兴宣言”应时而生。

　　概约而论，这本书着力主张的是：外交恃强，持剑经商，敢于直面西方，肃清心灵迷障；内修公正，外争族权，建立战略目标，塑造伟大国家。

　　在大呼这些激扬主张之际，这本书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当今诸多“精英人物”且胆敢个个指名道姓，如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丁学良、余世存、袁伟时、崔卫平、宋鸿兵、钱钟书、王蒙、马立诚、王朔、王小波、李银河、胡星斗、宋永毅、袁岳、周孝正等。这些名流以不同姿势当红，且分立右派、左派、新左派、改革派、保守派、自由主义、逆向种族主义等不同的山头。

　　外界认为，这本书是一本破除现实迷幻的读物，将催生2008年戏剧般的形势之后中国应该“怎么办”。

　　《中国不高兴》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使本书呈现一个明快的结构路线——“破”“立”“反躬”。即：中国现实批判，中西关系揭示——中国要做一流国家，依托国家大目标实现众生幸福平等，告别自我矮化的精神历史。

　　本书的五位作者都属于中国的“公众人物”——央视和凤凰卫视著名军事评论员宋晓军、中国民族主义领军人物王小东、社会学家黄纪苏、《中国可以说不》作者宋强、资深媒体人刘仰——他们的立场观点，早为人们所知。从着眼于批判和分析，到主张建立“大目标”“告别晦气重重的历史悲情”，本书可以说是一次完整的“集结”。

　　书中保持了普通读者喜爱的文风，由具体的场景、故事和新闻案例入手，没有抽象的概念，都是一些实际可感的素材和辩论性话语。流行的俚语、双关性的讽喻，直率的谈论，又使本书趣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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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中国不高兴》重磅观点(1)


　　《中国不高兴》重磅观点

　　（1）英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具有的心理指标P98-102

　　我们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多少人我不知道，总之人数不能太少，我不相信一两人就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英雄集团带领我们这个民族，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管理、利用好更多的资源，并且除暴安良的任务。我们要有制度建设，也要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就是我说的尚武精神。

　　（2）再不建立大目标，中国就没机会了P98-102

　　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大目标？我认为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有人说中国应该给世界提供一个榜样，但我认为，如果中国只是要给世界提供一个新的榜样，那这个目标太小了，中国应该提供的是真正的管理和领导。……如果中国人当中能有一部分人有一个大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中国必能更快地改正自己的许多缺点，重新站到领导这个世界的位置上。如果中国在这个位置上，至少不会像今天的美国那样：好吃懒做、不负责任，堕落到抢、骗的地步，而使整个世界陷入经济衰退当中。

　　（3）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P233-239

　　中国要有大目标、大抱负，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调。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建立起这个自觉。精英无精打采腐朽成这样，说明既有的目标该调整了。不调整振奋不了精神，进入不了状态，凝聚不了力量。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还需要跨出一步，她需要动力，动力来自目标。

　　（4）大时代应有大文化P233-239

　　树立大抱负、提升软实力、改良社会、重建人心、促进文化艺术的产品升级，应该是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特别是文化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任务。现在这拨所谓的大腕，他们占据着最大的资源，但凡做出一点垃圾来，就通过强大的资金和权力进行媒体运作，忽悠全民认购。中国文化要真正复兴，这些文化艺术的“领军人物”要么改邪归正，要么下岗出局。他们是这30年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产物，他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中国不往前走则已，中国的文艺不向上走则已，要往前向上，就凭这些人，凭他们这副败家丧气的样子，走在队伍前头肯定是要耽误事的。

　　（5）建立英雄集团从逼迫内部高尚做起P126-131

　　如果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个拳坛的话，我们近期中期目标就是打倒拳王，终极目标是打碎拳坛。终极目标当然不在我们眼前，但应该在我们心里。不妨把未来的理想社会当个存钱罐，平时有点社会实验、人生探索什么的，就当毛票钢蹦塞进去慢慢积累吧。有了这一路排下去的大任务大目标，一个民族就有事干了，就不至于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了。

　　（6）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P98-102

　　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人数不能太少，因为一两个人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英雄集团带领我们这个民族，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管理、利用好更多的资源，并且除暴安良的任务。我们要有制度建设，也要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就是尚武精神。

　　（7）“文艺腔”不是我们今天应该玩的P59-65

　　“文艺腔”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把“文化”，把“软实力”放到了过高的位置。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看到思想界、学术界、主流媒体，乃至跟着鹦鹉学舌的政界、商界，没完没了地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软力量”的重要性，甚至强调仅凭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感化西方人，“为万世开太平”。然而，强调了半天，中国的“软力量”仍旧弱到几乎是负数。

　　（8）切勿去学香港“管家文化”P265-267

　　50年后人们再回头来看，中国今天学术思想的贫乏，就会看得很清楚。这几十年中，中国压根就没人，没有像样的作家，没有像样的思想家。钱钟书，韩寒，算个什么？他们被吹成这样，其实没有任何像样的原创性东西，最多耍一点小聪明！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在精神上跪着，怎么可能出现原创性的人物呢？原创是需要站着的。

　　（9）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P106-108

　　未来解放军的任务绝对不是现在说的国土防卫，而是应该跟着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走，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解放军的力量就应该覆盖到什么地方。现在覆盖不到，是现在做得不好、不够，要努力改进。

　　（10）美国不是纸老虎，是“老黄瓜刷绿漆”P085-089

　　2008年8月关于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冲突，我（宋晓军）在凤凰台做了一期《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做节目前，窦文涛在那化妆，问咱们怎么说，我说就说老黄瓜刷绿漆，说太专业的军事技术没有意义。他挺好奇，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从军事上看，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

　　（11）历史会不幸证明，奥巴马拯救不了美国P148-153

　　美国的问题是不那么容易解决的，谁当政都不可能轻易解决，但奥巴马摇滚歌星式的执政方式是更不行的。他执政不如希拉里、麦凯恩，乃至小布什。有人也许会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好，能够制衡一个没有执政经验和智慧的总统，甚至能够制约一个胡来的总统。但这样一来，美国所谓的“变革”也就成了胡扯了。

　　（12）金融危机的缘由：不干活想住大房子P109-110

　　实际上，次贷危机也好，美国贸易赤字也好，说穿了，就是美国人消费得太多，生产得太少，形成了缺口。这个缺口怎么补？一是抢，二是骗。

　　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现在美国老百姓群情激愤，都说这次危机是华尔街那帮混蛋和小布什政府的错。但是我们平心而论，美国老百姓又怎么样？你活干得这么少，压根就没那份钱，你凭什么住大房子？

　　（13）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 P154-159

　　毋庸讳言，近30年来，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而西方的回答是：“你们在哪里？”自我矮化的时代歧路，绝不是心理镜像，而是周遍都存在的活生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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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中国不高兴》重磅观点(2)


　　（14）马立诚等“优秀的中国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P165-170

　　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在中国并不积弱的年代，他们的这一番表演，很精准地刻画了精英是怎样制造堕落的“时代精神”图谱的。如果他们不加检点，任由自己高蹈下去的话，未来的汉奸排行榜上，会少一些争议，少一些曲笔解读。

　　（15）成熟的大国心态不光是“宽容”，也要较真儿P160-162

　　在中法关系上，就是要明确“惩罚外交”的概念。惩罚，报复，这是国际间交往的常态。

　　说到萨科齐的表演，他是有着明显生物性的，他的翻云覆雨，看起来有滑稽性的特点。

　　在一些不友好国家轮轴闹的情势下，我们不能轮盘赌，不要把外交思路弄得那样零碎，把法国归于“差信誉客户”，着着实实惩办一回。搞一点“解气外交”、儆尤外交，也符合我们开放时代的大思路，成熟的大国心态不光是“宽容”，也有较真儿。

　　（16）学术腐败如今已严重到了没人拿它当回事的程度P260-264

　　由于学术的腐败，读书人越来越没读书人的样子，一个个看着像官场上的小秘书、市场里的小商贩。

　　从历史上看，读书人怎么也都还算是社会中比较健康的力量，带着棺材上任，国亡自沉的可不尽是读书人么？相对于其他群体，读书人成天“上下古今”，本来最有可能超越自身经验和利益，最有可能截断恶的链条，打破堕落的循环，成为前面说过的、社会改良的启动基金。但今天，你看他们或一头扎当权者怀里，或歪坐在资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俩主儿轮包。

　　（17）再不抛弃洋奴文化，我们就没得救了P227-229

　　当人们说中国的污染极为严重的时候，是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加工厂，以至于中国制造得越多，污染越严重，美国越赚钱？当中国人辛辛苦苦赚了一点钱，是谁又让中国人用几亿件衬衫去换一架美国飞机，却不愿对中国自己发展大飞机进行投资？当中国积累了一些外汇储备，又是谁将这些外汇变成巨额美国国债，让中国穷人把血汗钱借给美国富人？还合演了人民币对美元单独升值的“无奈”？并且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让中国的财富受到重大损失？

　　（18）不能听“金融战士”忽悠，制造业才是正途P110-114

　　曾几何时，在中国这样一个说法流行了起来：制造业是低智商、低层次的人干的，其结果是费力而好处全被别人拿走；真正高智慧、高层次的人是从事金融业，打赢金融战争。这样的代表就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他们会举出种种数据，说明中国从事制造业是多么地“亏”。就经济发展战略，乃至人们的价值导向而言，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误国误民的了。

　　（19）产业升级首先要克服的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P115-122

　　今天我们实现产业技术升级的最大障碍、最大不利条件，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我们的精英被西方人吓破了胆。

　　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只要打破那种认为我们搞科技不行的心理障碍，我们应该不仅能够跟踪西方最先进的科技发展，而且还能做一些因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而西方做不了的事情。

　　（20）揭穿“逢中必反” 的愤懑主义本质P045-054

　　愤懑主义，普遍的实际效果，就是仅仅教谕人怎么去绝望，去助长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愤懑主义表面上做出一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样子，其实细分析一下，这一点也是大成问题的，甚至从一般社交意义上说，他也是缺乏友善的。因为愤懑的劲头儿上来，人的状态是赖了吧唧的，认定了自己的信息是最充足的，智力是最卓越的，认定了所有持有不同反应态度的人都是愚民。因此，即使造成了不愉快，他也不会去省察究竟为什么。

　　永远“清醒”而对立的“本土愤懑”，热衷于以愤懑制造绝望，拆穿了，就是把一切值得愤恨的对象，把一切谴责的议题，引导向“逢中必反”的决然对立，对立了又看不到他满意的效果，于是乎虚无主义，于是乎恶念膨胀。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的自虐史观在借着其他的壳延续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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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西方天鹅绒试探中国铁手套(1)


　　《中国不高兴》书摘正文（按全书章节顺序）

　　一、 事情正在起变化：2008年西方的“天鹅绒”试探中国的“铁手套”

　　◆ 宋晓军

　　“小字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原来可能有很多东西比较模糊，用学者的话说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这一切矛盾在2008年逐渐开始清晰了。汶川大地震之前的奥运会火炬海外传递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很多阶层的关注。它最不确定的是，没有人想到在2008年中国年轻人的表现会如此勇猛果断，具有行动魄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能够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是什么让他们迸发出了瞬间凝聚的力量？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奥运会火炬传递所导致的中国年轻人的反弹，包括抵制家乐福等。应该看到，“火炬一代”的行动不是当年义和团式的，年轻人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来做出反应的。虽然现在的评估还不可能太精准，但这是西方在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看见中国年轻人的反弹。

　　也许在西方人士看来，一个奥运火炬传递算不了什么，实质上并没有侵占中国太大的利益，因此这种反弹让西方立即表现出了惊讶的姿态。

　　这次年轻人在各个城市抵制家乐福的一个特点，就是马上付诸行动，立即以行动跟西方对抗，而且目标选得很准，谁搞我厉害我收拾谁。如果没有这次行动，很难说会有中国政府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采取的冷落法国的举动。这种以年轻人的反应为主题的具有统计意义的价值选择，对中国外交政策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产品呢？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特别是在最近这20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在为国外打工，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西方国家过着奢侈的生活，可以说这种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积累，是中国年轻人在情感上受到羞辱后做出反应的一种条件和催化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给中国上层调整的机会。否则，奥运会很可能会变成一场中国与西方之间“厮杀”的战场，而在这个战场上中国的年轻人的表现，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更难以抹去的一页。

　　美国这一次确实是比较蔫，奥运会开幕的2008年8月8日，俄格战争打响了，美国至少在5天内无法判断俄军会不会打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奥运会上鸣锣收兵了，没有在奥运会后跟中国过不去。闹得最厉害的是法国，中国年轻人马上以行动抵制了具有商业象征意义的家乐福，非常直接。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把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大众生活》杂志封面贴上去了，封面反映的是中国面临全面战争威胁前夕，青年学生最大的一次反弹的情景。

　　这种看似有些激进的行动，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半年多后，经济危机发生了，中国人辛辛苦苦30年、甚至60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如此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战争威胁”呢？我感觉，这是一种年轻人面对西方可能再次对中国盘剥的预警式的反弹。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火炬事件后的年轻人反弹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这件事好像没有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时那么激烈，可如果反退到1999年，要是能有2008年这种反弹的能量，那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程度！

　　从1999年到2008年，这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变迁过程。这期间有两个军事上的事件：一是1999年的“炸馆”；二是2001年的“南海撞机”。这两件事情当时主流媒体并没有大幅报道，但却成了互联网上年轻人主要讨论的话题。网上的话题，实际上为2008年的反弹完成了一次文化蓄能，只是没有人察觉这种具有统计意义的文化蓄能。因此反弹出来时，中国人没有料到，西方人也没有料到。它的意义并不只是西方欺负了中国，中国年轻人为了一时的尊严反弹一下，而是从90年代到现在一直积累的东西突然爆发出来了。毫无疑问，那些把“颜色革命”玩得十分熟练的西方人在琢磨这个事，在做大量的统计工作。因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矛盾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产业转移、金融工具和针对后发国家年轻人的“颜色革命”，来维持它的优势。不论是利用中国的市场也好，利用现代化进程的欲望也好，总之，西方需要对中国进行一种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塑造，但是2008年的这个突然爆发，使他们发现，把中国塑造成他们理想中的模式有了一个巨大障碍。这一点随着中国与西方结构性矛盾的显现，就成了非常关键的因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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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西方天鹅绒试探中国铁手套(2)


　　2008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的文化积累。为什么是1840年以来的文化积累，积累到了这一代人遇到了这样偶然的事件，迸发出这种剧烈的能量呢？它的统计意义在哪儿？在我看来，它跟1999年“炸馆”之后个别大学生上街游行有非常大的区别，它的号召力量、组织力量和响应程度远远超过了1999年那一次，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我总感觉这次年轻人反弹的背后，有一种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争取的动力，也就是说，他们感觉到了如果再这么对西方软下去，他们自己的未来将被阉割和剥夺，这可以说是他们第一次将个人的未来与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一次迸发。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同生共进，并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达时，这很难说不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信号。

　　另外，对于精英层来说有压力的，就是汶川地震后逼着富人捐款的问题。有一些年轻人跟我讲：我把自己工资的1/3都捐出来了，我排了两个小时队献血，我就是要他们捐这么多钱，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逼“高尚”，有人指责这是“绑架”，就绑架了！怎么着！年轻人说：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须高尚。王石为什么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就是对这个东西不敏感、没认识。总的来说，精英受感动了。地震后大家齐心协力，做得不错，领导人表现得更不错。现在的关键是你高尚了，你原来没高尚的账被翻出来了。

　　这种强压是一种积极现象。

　　所有成年人都没有想到，原来认为是半吸毒状态沉迷于网络的80后忽然高尚了一把。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明星都高尚了。这个年轻人阶层形成的政治压力不能忽视，因为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向。从文化意义上看，这种“高尚”是从底层年轻人甚至海外、边缘的年轻人开始向上、向中心蔓延的。

　　地震之后我碰到刘欢，跟他一块聊天，他刚从美国回来为四川地震捐款，但当时中央电视台接受捐款不能划卡，必须是现钞。后来刘欢就急了，都下午3点了，还有两个小时，到哪儿弄去啊？没办法，助手说去招商银行，刘欢一起去了。本来一下提50万现金确实是违反规定，要预约的，后来招商银行认出了刘欢，又听说急着为地震捐款，银行工作人员立马把50万现金给提出来了。后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刘欢一个大口袋，往捐款箱里装。这些微小的细节，虽然是一种小小的高尚，但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文化蔓延的结果。当时有一些明星没捐多，被人骂，要么当时不知道一定要现金，不是太小气，要么就是来不及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在年轻人保卫奥运火炬时突发的高尚带动下，形成了一个“场”。很多人投资的是金钱，回报的是与年轻人一起“高尚”了一把。这让人看到了，即便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来自底层的压力还是可以产生“高尚”压力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之前年轻人保卫奥运火炬的高尚行为，后来汶川地震时那种“全民高尚”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猛烈。从军事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动员与组织能力。其实西方一直在那儿嚷嚷“中国军事威胁论”，这一次我想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威胁。前不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来中国访问，去国防大学时，中国军官为他介绍中国军事的基本情况，当时我一个朋友在场，他说，只有当介绍到中国的战时兵员动员能力是1.3亿人时，美国太平洋司令的表情才微微变化了一下，而说到其他东西时，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民间的力量，情绪的燃点，对内政外患都是一种强压。

　　当然不能说民间高尚整个社会就全部高尚了，反复地这么逼，最后就有可能实现社会总体高尚化，因为外部施加了压力，并且逐渐强大，民间就反弹。最典型的就是抗议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这件事了。拦火炬这个事，你警察不管巴黎市，那我就堵家乐福，咱不管堵家乐福对还是错，是否符合国家的政策，这确实是最直接的反应，行动主义式的反应，而且外交部发言人也没有说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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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西方天鹅绒试探中国铁手套(3)


　　我们的财富：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产业结构被迫调整，中国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会越来越多地让年轻人“不高兴”，而这种“不高兴”的催逼，就会产生高尚，高尚的东西多了自然就会寻找大目标。火炬事件最大的标志，就是中国产生大目标的土壤出现了。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审视自己未来的同时，发现与国家发展的大目标有某种关联时，离大目标的形成就不远了。

　　冷战之后，西方的扩张模式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用理念传播去颠覆后发国家自然形成的制度，或者用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这个制度，进而完成它的扩张模式。当然它的扩张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的方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最关键的就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原来是通过一种大规模的战争，来清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也就是过剩的产品和人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都是这样。后来，核武器这种无差别杀伤的武器问世，把它原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战争模式给冻结了。

　　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兴起，西方要调整劳工福利，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博弈；另一方面就是通过颜色革命或者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作为障碍的制度和他们不喜欢的领导集团，去摧毁一种看似抽象的制度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冷战后体现得特别明显。当然，这背后主要还是粉碎一些国家的工业化成果，美国的方式就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和产业转移。与金融工具和产业转移相配合的，是对一些国家的捧杀，比如中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美国在经济上捧中国，让你压低加工贸易的劳工工资，向他们供应廉价日用商品，维持他们研发、演练金融工具的经济环境，同时拿着金融工具赚来的钱维持着手中剑的优势，比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次金融危机大家看出来了，特别是年轻人，终于发现被人家卖了还替人家数钱的状况，在我们身上残酷地发生了。这可以说是2008年度年轻人不高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这种清除障碍的方式是有先例的，而且在清除别人的时候，我们有些中国人还跟着欢呼。米洛舍维奇也好，萨达姆也好，无论说他是专制也好，独裁也好，都无所谓，它的制度是很完整的，很有秩序的，它自己在运转。西方要么用颜色革命的方式，要么用精确打击的方式，要么两种手段都动用，比较典型的是南联盟，南联盟是通过什么方式呢？是先打后解除。先打，打得差不多，然后一个颜色革命把你甩掉，就是双重使用。1999年的时候美国先用精确打击摧毁南联盟，然后在2000年又玩了一次颜色革命，把米洛舍维奇甩到了海牙法庭，这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版本。美国没有必要摧毁你太多的工业资源，因为它下一步还要完成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之后，那么我下一步怎么玩呢？下一步就是金融工具，通过金融工具来吸取你工业制造业的利润。如果你的制度和领导层还要阻碍我的扩张模式，我就用精确打击或者颜色革命干掉你，然后扶植一个精英层，让你来给我做产业转移的基地，同时给我的金融工具搭建一个吸取利润的阶梯。

　　这是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玩法，是西方玩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式，它的手段就是你阻碍我，我就搞掉你。当然，美国最害怕的还是核武器，为什么他们对伊朗、朝鲜核问题那么重视？如果说当年南联盟有核武器的话，那结果就可能不一样了。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印度的恐怖袭击可能闹僵了，这两家都有核武器，特别是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唯一拥有核武器的，金融危机在这里会不会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西方对付中国，无非就两点：第一就是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迟滞你手中的核武器，防止你跟他拼命；第二就是金融工具，整个操控你。当然，金融工具操控你的前提是你对他开放产业转移的通道。当年我们没有1929年时苏联那样的机会，借助西方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低价买那么多技术、设备，雇佣那么多西方工程技术人员。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只好充当人家产业转移的基地，所谓“用市场换技术”。但是，应该说我们在决定这样做时并没有精打细算，也不可能有设计精细的战略指向：总有一天我要超过你的“大目标”。这一点，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当年的苏联，都做得比我们好。虽然他们在赶超先发工业化国家时，犯了很多的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后来的后发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只能给人家当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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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西方天鹅绒试探中国铁手套(4)


　　好在我们有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让我们在1949年后快速搞出了“两弹一星”，而且在人家对我们产业转移的同时用金融工具吸我们利润的时候，核武器这个东西没有被粉碎。这一点，对中国非常重要。

　　对迟滞大国的核武器这一方面，在2008年8月8日发生的格俄冲突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原来美俄在核力量上本来是基本平衡的，但美国霸王硬上弓，非要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要在俄罗斯洲际导弹的起飞段拦截人家，最终破坏这种冷战期间双方用钱夯出来的所谓“恐怖平衡”，所以俄罗斯只能想尽一切办法用反击的方式维持平衡，维持双方平等的地位。这一点，随着美俄两国的战略博弈越来越明显，在军事上的争斗一定会像连续剧一样上演，这让中国年轻人看得很清楚，而他们自然会思考俄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

　　俄罗斯完成了工业化，并且在冷战期间积累了大量的军事技术资源，所以西方的战略是全面粉碎，通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北约范围内把你围住，使得你的核武器这个看家本事失去效能，最后达到你不能使的程度。因为按照美俄的谈判，双方的核弹头要裁减到1700～2200枚，然后再谈，将核弹头降到1000枚。俄罗斯说我们可以不干，但是不干，美国也有招儿：别的地方我就制裁你，我就折腾你，一折腾你，老百姓就烦你，烦你你就得下台。当年俄罗斯军官为什么称戈尔巴乔夫为“导弹脱衣舞总统”，把叶利钦称为“用核安全换酒喝”的总统，就是指俄罗斯当时在西方的各种压力下主动销毁了一万多枚核弹头。你不销毁不行，我有别的办法，断粮断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在你的内部支持反对力量，反正让你不舒服，让你的民众不舒服，让你的政权失去合法性。但问题是，这次美国的野心太大了，明明自己十几万军队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还要在东欧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新出了一本书《美国怎么了？》，里面说得很明白，就是布什政府的政治不正确，利用“9·11”满足了石油和军工利益集团的需求，根本没有把打击恐怖主义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但是，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精英们，在俄格冲突上暴露了美国真正的“大目标”，这让俄罗斯这种有过“大目标”的国家后背发凉。应该说，这是布什政府的“大目标”把俄罗斯逼上了一条探索“大目标”的道路。而从俄罗斯的资源来看，它不在军事上回到苏联时代是不可能的。看看最近俄罗斯拼命试射洲际导弹、在冷战后首次派军舰访问拉丁美洲，这都有前苏联的影子。

　　撕掉西方的面纱，打通“不高兴”之脉

　　2003年5月，一直在前苏联被禁止的美国披头士乐队到了俄罗斯的红场开了演唱会，本来规定是2万张票，结果12万俄罗斯年轻人拥挤在了红场狂欢，而最让年轻人激动的是乐队主唱保罗·麦卡特尼演唱的他在1968年创作的《回到苏联》。从网上的录像上看，全场疯狂的俄罗斯年轻人在他演唱时，挥舞着前苏联的镰刀-斧头国旗，高声喊叫，而当时普京就在场。他随后在俄罗斯红场阅兵时，把走在最前面的打的旗子又换成了当年苏联军队插上德国议会大厦上的那面旗子。这个细节，充分说明俄罗斯在西方的压力下，运用新的软实力在年轻人当中建立“大目标”的操作。

　　从军事角度看大国间的博弈，是中国重新建立商战“大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事实上，目前美国和日本在西太平洋加紧部署“宙斯盾”反导驱逐舰（美国18艘、日本5艘），同时美日双方准备共同开发的射程500公里的拦截弹，正是未来要对中国洲际导弹在起飞段就进行拦截的。可是像这种关系到未来国家安全的重大动向，似乎只能在军事论坛和少数军事期刊里讨论，只有喜欢军事的年轻人会看到，而在学术界很多人都不把这种威胁作为边界条件来研究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只是一味地谈经济，而谈经济的背后就是利益至上的逻辑和个人主义文化，因此在主流的政治生态中，缺乏“大目标”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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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西方天鹅绒试探中国铁手套(5)


　　现在金融工具玩砸了，让民众看出了一些东西。西方产业转移在金融工具之前，有一部分比较实体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世界工厂”，让中国生产低端的东西，然后在中东和中亚控制石油。同时，在你变成“世界工厂”后，粉碎你自主工业的那部分。

　　粉碎你自主工业的办法，首先是扶持你的加工业，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资源来扶持你的低端产业，然后用金融工具来碾碎你的高端自主工业，这是对付中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工具，让你吃金融伟哥和金融催情药，使得你的大量资本不能投入自主工业，一方面进入金融这个赌场让他们抽走，另一方面通过出口换汇变成他们的债券。现在的结果是他们把金融工具玩砸了，民工返乡潮出来了，中国股市也砸了，这就给我们的因保护奥运火炬而诞生的“中国四月青年”，在5个月后又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西方模式教育课。原来让自己不高兴的东西，先是一种大感觉，可是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一回，一下子突然打通了，想明白了。2008年真是太神奇了，看看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年轻人关于中国要不要购买美国债券救美国经济这件事上的反弹，实际上跟火炬的事情接上了。

　　有意思的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65亿美元左右的武器，当时网上年轻人都反对购买美国债券。虽然有些学者从经济学和现实主义的视角看，认为年轻人是意气用事，但是当时他们也不敢公开出来讲，官方至少当时也马上否认再次购买美国债券的事情。

　　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大人没有把事情做好，结果大人要用小孩的未来为自己的疏忽买单的问题。而一旦小孩看清了这一点，问题就出来了。在金融危机后，很多政府官员忙着讨论如何到华尔街挖“金融人才”的时候，网上的年轻人却在热烈讨论甘肃星火机床公司用200万欧元收购法国索玛数控机床公司81%股份的事情，他们深知要单独购买五轴数控机床技术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么难。这对中国突破薄壁结构、形状复杂的航空、潜艇发动机加工技术等瓶颈意义十分重大。有意思的是，这些年轻人几个月前可能就是在网上号召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是有些知识精英所说的义和团和红卫兵，那他们应该凡是法国的东西就都应该砸了啊。可见，事情并不是上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历史记忆想象的那么简单。

　　2008年，在俄格战争爆发期间，我曾经就俄罗斯80后的状况写下这样的话：

　　“尽管苏联解体后的这一代俄罗斯年轻人对国家的历史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童年中曾有过相似的苦涩记忆——1991年苏联的解体让他们的祖父母和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这些年轻人既不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动荡的前苏联迷失的一代，也不是俄罗斯作家维克多·佩列文笔下预言的前苏联解体后精神空虚、消费至上的‘百事可乐一代’。这些伴随着互联网以及嘻哈歌曲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年轻一代完全成了普京对外强硬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们抛弃了那种公文式的说教语言。对于这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来说，说唱乐、健身操、新奇的夏令营以及先进的计算机实验室更有吸引力。”

　　全世界都听到了，俄罗斯的青少年一代唱起这样的歌：

　　1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

　　他们嘲笑我们

　　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

　　没有退休金

　　没有未来

　　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

　　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

　　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争期间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2008年，我们的领导人也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了。可在此前一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脱裤子的电影《色·戒》居然可以上演，这说明我们的高层也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与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