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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表达权一类的话语,在中国已经讲了一百多年了,知识分子最关心、也最爱议论这个问题。可是每当他们提到这个问题时,就常用古代士大夫的进谏传统去比附,如钦佩“邹忌讽齐王纳谏”,提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把自己想象成社会的谏臣,希望自己的表达能得到社会理解和宽容;官员也习惯从纳谏角度理解民众的表达权。这些说法虽然各自有其智慧和意义,但是用来解读和张扬表达权及言论自由,却是南辕北辙。
进谏纳谏是皇权专制社会政治运作方式,士大夫是官僚或官僚的预备队伍。其实中国古代,人们根本没有权利意识。唐太宗鼓励魏徵讲话,无非是使其尽其对皇帝忠诚的义务。除了“进谏纳谏”传统外,古人很少意识到说话、议论、表达乃是自己的权利。
公民关注公共事务,乐于表达是构建五彩斑斓和谐社会的前提。人们无权表达何以知差异和不同,因此倡导表达权正是和谐理念合乎逻辑的发展。
(据《新京报》王学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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