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主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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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读《北大教授与〈新青年〉》后的思考 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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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罢《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一个主要的感受便是：打消了对新文化运动的神秘感神圣感，一股恬淡的、平实的历史感油然而生。作者张耀杰在这部书里所展示的，既有新文化运动前辈的慷慨激昂，大声疾呼，也有他们的交往离合，矛盾纠葛；他们在思想上的交融与对立，事业上的合作与分歧，从相应相求到分道扬镳，贯彻于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作者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描画出了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可以为我们现阶段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果，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已经为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新文化运动先贤们所宏扬的科学民主等西方先进文化，却磨难重重，举步维艰。蔡元培倡导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大学教育精神，尽管曾经在北京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等校辉煌一时，但经过五十年代初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的摧残，现今已淡然了。张扬个性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半个世纪以来更是不断遭受着严厉的批判。这些事实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反专制的主要任务，迄今仍未完成。我们现阶段依然面临着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为要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吸取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接续民主革命的尚未完成的功业。

　　新文化运动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首先是必须再次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把新文化运动的赛先生德先生请回来，使我们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国家。几十年来，科学与民主在我国的发展很不顺利：在狭义的科学领域，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层面上，我们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在广义的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和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的层面，却长期被禁锢，乏善可陈。建国以来，从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到文化大革命和八九风波，指导方针上的反科学思想，权力意志决定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曾经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是总结了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是治疗不科学发展观和不科学指导方针的良药，值得欢迎。问题在于如何在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里切实贯彻。它需要坚持不懈的启蒙教育，才能成为我们全民族的共识。

　　至于民主的普世价值，却一直受到权力体系的歪曲。近几年来，对民主的贬斥持续不断：有的重弹“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的老调；有的把民主仅仅归结为“多数决”，排除权力制衡、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等实质民主；有的借口中国人民素质不高，不具备实现政治民主的条件；有的甚至把倡导民主的言论斥之为“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出现这种民主恐惧症，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人受专制主义的浸染过深，观察问题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掺杂了专制主义意识。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钱玄同在1922年4月8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来讲德谟克拉西，讲布尔什维克，讲马克思主义，讲安那其主义，讲赛因斯，……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他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北大教授与〈新青年〉》第162页，以下引用该书只注页码）这一段精彩的话，可以一针见血地点破当代的民主恐惧症的本质，那就是“专制”、“一尊”。

　　虽然如此，争取民主的舆论，在报刊和网络上还是不绝如缕，时时可见。尤其是去年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后，呼唤民主、宣扬民主、谈论民主的声音日见强烈，为新启蒙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个经验教训是必须争取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新文化运动是依托民间自由报刊的舆论阵地才能开展起来的，没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新潮》这些民间的自由报刊，就不可能有新文化运动。1936年《新青年》重印时，蔡元培、胡适等人都题词评述。蔡元培说：“《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先锋。”胡适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第72页） 我们现阶段要开展新的启蒙运动，更需要自由的报刊书籍等出版物。因为当代新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总结、反思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正确判断和认识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吸取其中有益的精华。这个特点，决定了新启蒙运动将是全国范围的全民性的文化运动。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法国的启蒙运动有过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那样一些思想家、政论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文化大家的推动。而在当代，由于五十多年来的文化专制主义，铲除了任何可能产生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思想家的社会条件，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充当启蒙者的角色。新启蒙运动将是一个广泛参与者相互启发、相互切磋的群众性活动。在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争论的过程中，还原历史真相，发现科学真理。如果没有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没有大量的民间自由报刊作为相互启蒙的平台，就谈不到新启蒙运动。其次，需要我们来总结的这些岁月的经验教训，老年人和中年人都是亲历者（中年人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亲历者），对于这些年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政策、社会政策的是非得失，大家都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在对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时，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也有条件发表意见；所有公民都兼具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双重身份。当然，由于知识水平和思想认识的差异，在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会有大有小，但无论如何，民众的广泛参与是新启蒙运动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这只有实现了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才能成为事实。但是，长期以来，在舆论导向文化统制之下，所有报刊都成为执政党的喉舌，新闻从业人员没有采编、报道、写作的自由，普通老百姓更不可能利用报刊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和呼求。因此，要推进新启蒙运动，就必须批判以至铲除文化专制主义，大家都来高声反对，使文化专制主义成为过街老鼠，面对人人喊打而不得不退却逃脱，使报刊媒体成为公民大众的工具和武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

　　第三，除了《新青年》等刊物外，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基地，就是北京大学。蔡元培于1916年接受黎元洪颁布的大总统令，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是“抱着整顿北大的决心出任校长的”。（第34页）他办学的指导思想，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北大一时人文荟萃，群贤毕至。1917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后，从4卷1号开始，三年内都是由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先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后来还有李大钊、高一涵），他们同时也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兼任北大讲师的周树人（鲁迅）从《新青年》4卷5号到9卷4号，共发表了54篇作品。这个事实说明，在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几年里，推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都是北大教师。“五四运动”发轫于北大，绝不是偶然的。张耀杰在他的书里这样评述：“《新青年》的异军突起与北京大学在思想教育界独占鳌头的特殊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第75页）“如果没有……北大师生志同道合的风云际会，就不可能有《新青年》四至六卷的辉煌鼎盛，连同‘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随之而来的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乃至于政治史，也将会出现大不相同的另一种变局。”（第93-94页）这是十分恰当的评价。

　　当今的新启蒙运动也离不开新闻媒体和高等学校这两大基地。高等学校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集中之处，他们将是启蒙运动的骨干力量。但自从1952年“教育改革”后，大学教育“以俄为师”，现代大学精神荡然无存，高等学校衙门化、官僚化；九十年代加上产业化、市场化，又把教育和教师推进追名逐利的泥坑。今年4月28日，北京大学举行建校109周年纪念活动，北大校长许智宏对返校的校友们讲述北大精神，引了四位北大先贤的名言，其中特别提到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其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岂止是北大精神，它也应该是一切现代大学的精神所在。蔡元培说它是“世界各大学通例”，当然也应该是我国大学教育的通例。我们只有按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来改革大学教育体制，才能把它们改造成为新启蒙运动的基地，使教师和大学生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锋，在启蒙运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四，从《北大教授和〈新青年〉》一书里，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像陈独秀、钱玄同这样一些思想解放的闯将，反封建反专制的先锋，思想上也难免拖着专制主义的尾巴，对于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缺乏应有的宽容精神，有时显得粗暴、武断。如陈独秀1917年5月1日在《答胡适之“文学革命”》一文中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第146页）陈独秀的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极端立场，不能不表现在《新青年》上，以致胡适的老同学汪懋祖从美国给他来信，说〈新青年〉“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第157页）从美国归来的任鸿隽也规劝胡适：“愿兄等勿专鹜眼前攻击之勤，而忘永久建设之计，则幸甚。”（同上）其实胡适是不赞成这种极端态度的。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就说“适意吾辈不当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第159页）钱玄同后来也有所觉悟，他在1920年9月25日给周作人的回信中说：“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第161页）

　　反封建反专制的先锋有时也表现出“学术思想专制”的态度和作风，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它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千百年来，人们耳濡目染，心口相传，代代不绝，至今不衰。我们这一代以至下一代下两代都难免会沾染专制主义的遗毒。特别是几十年来，专制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通过政治思想教育与政治运动的惩戒，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都留下不同程度的专制主义痕迹。不久前谢韬在《炎黄春秋》发表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好几个地方召开批判会，对他进行批判，有些人在发言时使用起文革式的语言，充满了专制主义的色彩。在新的启蒙运动中，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学术思想专制”的作派。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参与总结经验教训，探讨西方文明和传统文化，也有义务尊重其他参与者的见解。我们应该把胡适说的“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当作待人处事、论文讲史的座右铭。宽容，就是要尊重别人的自由权利。只有每个人都尊重别人的自由，才能获得自己个人的自由。新文化运动前辈的某种程度的“学术思想专制”，无疑对新文化运动及此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不良的影响，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第五，从历史的高度来观察新文化运动先辈的分歧和分裂，以及它对此后社会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张耀杰的书告诉我们，在《新青年》的同人里，有英美派，也有法日派，它们之间存在着可以察觉的差异和矛盾。后来一派趋向和平改良，一派趋向暴力革命。书里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分裂过程：1919年10月，陈独秀邀约《新青年》同人在胡适寓所商议，决定由陈独秀收回主编权，从第7卷起再次归陈一人编辑。（第59页、83页、93页）过了不久，陈独秀把编辑部迁回上海，由陈望道负责编辑，参加编辑的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等。1920年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新青年》的编辑都是它的成员，《新青年》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它的机关刊物。这个变化反映在第7卷以后的《新青年》上，引起了北京同人的不满。陈独秀在1920年12月16日给胡适、高一涵的信中解释：“《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第65页）但这个表白已经无法扫除北京同人的疑虑。胡适认为：“今日〈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Soviet Russia即〈苏俄〉周刊，是当时在纽约出版的宣传苏俄社会主义的政治刊物，〈新青年〉翻译转载过这份杂志的一些文章）（第69页、71页）他在1921年1月2日给陈独秀回信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抹浓的手段之神速。”（第65--66页）他提出三个解决方案：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3、“暂时停办”。（第66页）陈独秀收到胡适回信后，分别给李大钊、陶孟和写信，表达自己的愤怒。胡适在1月22日致信李大钊、周树人兄弟、钱玄同、陶孟和、高一涵、王星拱、张慰慈等北京同人，仍主张“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多数同人表示赞同。但是，〈新青年〉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北京的同人虽然想改变这种状况，但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分裂既已成为事实，新文化运动也不能不随之落幕。

　　新文化运动最初是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目标是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发表〈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6条要求：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第1条里，他指出：“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在第6条里，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第3--7页）解放、自由、科学、人权等现代观念的提出，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大门，经过几年的讨论、辩驳，问题必然会引向如何实现这些观念，是和平地实现，还是通过暴力？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无政府主义的流行，使和平与暴力的天平向暴力一侧倾斜；苏俄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无异在天平的暴力一边又加上一个砝码。〈新青年〉迁移到上海被共产主义者所掌握后，重点从思想启蒙向鼓吹暴力革命转移，这就完全超越了新文化运动的使命。当然，历史已经选择了暴力革命，这里的利弊得失，尽管很值得研究探讨，但本文的主旨不在这里，无意详加分析。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民主革命，应当吸取中外历史上暴力革命的教训，消除一切有可能导致暴力革命的因素。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财富迅速增长，绝大多数人口已经摆脱贫困；如果发生暴力革命，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势将毁于一旦，人民将陷入痛苦的深渊。这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前景。因此，新启蒙运动应当鼓吹现阶段民主革命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特质，把民主革命的三大形式——改革开放、维权运动和启蒙运动，放在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节的轨道上。

　　但是，社会的发展往往会越出人们的善良愿望。民主革命究将采取和平还是暴力的方式，主要不取决于处在弱势地位的普通老百姓。在三大革命形式里，最有可能发生变数的是维权运动，我们宣传要把维权运动放在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节的轨道上，但许多与权贵豪强相勾结的地方权力部门，却习惯于、也热中于对维权民众进行暴力镇压，以致往往激起暴力反抗。近几年来，网上曾多次报道维权民众焚烧警车、捣毁办公室、反殴镇压者的事件。这就表明，当暴力镇压超过了维权民众所能容忍的限度时，软弱可欺的老实人忍无可忍，也会以暴易暴。这种现象目前还处于分散的状态，不至于产生严重的后果；但一旦暴力镇压到处都点燃星星之火时，燎原之势就不可避免了，民众将突破维权运动的范畴，把维权运动转化为暴力革命。要避免这个可怕的前景，就必须限制以至剥夺不受制约的权力，严惩滥用权力镇压民众的贪官酷吏。执政当局只有站在维权运动一边，为维权民众主持公道，才能消弭发生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十分丰富的，它对我国现阶段的新启蒙运动和整个民主革命，都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书以特殊的体例和笔法，为我们提供了新文化运动的翔实资料，这种努力是值得称赞的。

张耀杰：《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来源：《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 来源日期：2007-12-8 本站发布时间：200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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