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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欧洲时报》3月27日文章,原题:西藏五十年 欧洲五世纪 如果不是通过影视作品,当代欧洲人恐怕也是很难想象五百年前中世纪奴隶制的黑暗历史。因此,对五十年前西藏仍处于水深火热的农奴制社会缺少了解,便也属自然——那种社会状况无关宗教信仰。结束这一制度,是近代人文启蒙运动之后的人权觉醒。
50年前的1959年3月28日,当时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获得了新生。当年的纪录片记录下了这些珍贵的历史性的镜头:“第一次拥有了田地的藏人流下眼泪滴湿了贫瘠的泥土,还有人彻夜不眠地守在自己的土地边”。
当年的欢腾庆祝的场面也进入了在西藏访问28天的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视野,她用《西藏农奴站起来》这句颇具宣传味的语句作为书名,客观记录西藏民主改革社会全貌,一度成为西方世界了解西藏的窗口。
五十年前:旧西藏的法典,曾将人分成三等九级。上等上级人的命价是与尸体等量的黄金,下等下级人的命价却仅为一根草绳。这个著名“草绳条款”曾经无数次震撼初次了解西藏历史的人们——在农奴制度之下,人命犹如草芥,又何谈人的生存、教育、发展?又何谈220年前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宣言》中的第一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五十年后:如果不是眼下政治论战的需要,人们差点儿忘记了还有三个藏语词汇正在濒临消失:差巴(种差地的农奴)、推穷(小户的农奴)、朗生(意为“家里养的”农奴)。当年这三个常用的藏语词汇把西藏绝大多数人作了分类标签并跟随终生,然而今天,它们已变成某种正在消失的历史记忆,只在展览、教科书、纪念座谈会或者政治需要之时才会被想起。
正如中国人从星光灿烂的欧洲文艺复兴得到想象(而不是欧洲的中世纪黑暗奴隶制)一样,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对香格里拉的描写自然容易成为欧洲大众的西藏想象。两个案例的相同点是人们都从对方的历史上看到光彩的侧影而忽略当局者当事人的痛苦感受。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西藏的历史风物、拉萨的人文社会、藏区的经济发展、藏胞的自由生息……从发展工业到建屋安居,从援藏干部到文化保护,西藏何曾终止过时代的脚步?这些现代化的经历虽然也被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者所争议,但是那些农奴从此拥有站立自由,谁会真心地祝福他们,而谁又在对此恨意绵绵?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1959年3月28日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以来,不仅解放了农奴,更使西藏走入了互联网时代——君不见无数藏族年轻人正用藏语文字为输入工具进入互联网?这一步五十年的跨越,不客气地说,等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五百年。
当然,在达赖及其流亡政府不断鼓噪宗教理念与自治自由的政治游说中,要想完整讲述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似乎是相当困难之事。正如欧洲人不愿去回想五百年前中世纪奴隶制社会经验一样,五十年前西藏的黑暗也难以吸引大众视线。
或许由于共产党、解放军这些意识形态符号与新西藏五十年相连,对于西藏所发生的变化,当代欧洲人似乎并不津津乐道。既因为容易相信达赖身上那套喇嘛装束而不是来自北京的宣传,也因为中国的确历经文革左倾时代而开放国门后又对西藏视作高度敏感区域而鲜少国际文化传播活动。因此,尽管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想发动舆论战歪曲西藏现状的能力现已逐年衰弱,但是正确的国际形象还需要更多的外国媒体和记者到西藏去“眼见为实”——勇于开放,勇于呈现,才能更好地说明西藏的过去和今天。
正如那句西藏谚语所说的,“尽管乌鸦在听,骏马照样在奔跑”。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藏族同胞的每一步,从温饱到教育,从传统到现代,断然不是达赖及其流亡政府可以磨灭的。
随着时光荏苒,偏见将难以延续,历史终将回归世界观的正义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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