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黃金周，“五四青年节”我們不應該忘記（收集整理貼）

duhm · 发表于 2007-5-4 19: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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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五一长假，又是一个尴尬的“五四中国青年节”！

五四，这个本该让所有中国青年无比振奋的节日，近年来不断遭受着“黄金周”的冲击：“身陷”长假期间，许多地方和单位本该隆重、热烈的纪念活动不得不提前、简化，乃至省略。几年下来，“五四运动”“德（民主）先生”“赛（科学）先生”这些词语渐渐淡出当代许多青年人的生活，不少人青年人甚至连“五四青年节”也不知道了！

长假一放了之，“五四青年节”还过不过？反帝反封建、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还要不要纪念和弘扬？没有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纪念活动，五四青年节它还称得上是一个“节”吗？

三八妇女节要过，六一儿童节要过，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乃至于圣诞节、愚人节都有人十分投入地过，莫非，为了服从长假，中国青年节从此就要渐渐消失？

備注：五四青年节的由来正是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时候，现代中国两大阵营对“五四”泾渭分明的评价公开化了。

1939年“五四”前夕，延安的青年联合会向全国青年发出倡议，定“五四”为中国青年节，此建议得到各地青年团体的同意。起初，民国政府不同意，后来被迫同意了这个规定。

不久，他们又觉得这个规定很危险，便改定了3月29日为青年节(这一天是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黄花冈起义并牺牲七十二烈士的日子)。

但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一直把“五四”定为青年节，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5月4日为青年节。

duhm · 发表于 2007-5-4 19:42:54

理论工作者：对五四青年节的冲击，当年有关人士设计长假时，肯定没料到。

“五四”即将来临之际，记者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大学的校园里发现，到处张贴着的海报上，不是“招聘信息”，就是“校园十大歌手”之类的话题，竟然都没有关于“五四”青年节的内容。“你知道‘五四’运动提出的口号么？”记者用这个问题问了１０名大学生，竟然有７个人说不知道。

“长假期间，哪还顾得上‘五四’，”南京大学四年级学生小王说，“大学四年的长假期间，同学们不是回家，就是到外地旅游，‘五四’早被抛到脑后了！”小王的话反映了许多大学生的心态：“不是不想过‘五四’，关键是时间和长假冲突，没法过了！”

南京师范大学大四学生吴越告诉记者，已经好久没有“五四”的概念了，长假的冲击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此年复一年下去，“五四”不断褪色在所难免。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为了应对五一长假，一些学校和青年工作部门不得不将纪念“五四”的活动提前、简化。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邢正军说，黄金周对青年纪念“五四”肯定是有冲击的，但黄金周由来已久，我们不可能改变这一现状，能做的只有将纪念活动提前或者延后，拉长活动的时间。

据南京市金陵科技学院共青团委书记吴轶军介绍，学校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五四当天不可能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不过他们进行了一番“变通”，从4月份开始，他们学校便开始举行一系列的活动，比如大学生科技节、红色网站评比等，这些活动都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尽管与“五四”的关系不那么直接。

江苏省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主任卞敏表示，长假对五四青年节的冲击，这是当年有关人士设计长假时，肯定没有预料到的。五四青年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的纪念活动年年缺位，这样下去肯定有问题！

飘泊的尘埃 · 发表于 2007-5-4 19:43:13

坐个沙发闪人先。。。

duhm · 发表于 2007-5-4 19:44:16

五四运动：多元力量的展示伟人的青春期(1)

不朽的精神　伟大的起点---五四运动简介

文／中央党史研究室

1919年5月4日，在古都北京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界民众同仇敌忾，共同奏起一曲浩气长存的时代壮歌。




是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召开了战后和平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最初提出的取消列强某些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及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均被无理否决，最后和会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

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几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未果，就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具体交涉的亲日派官僚。当时，曹已吓得躲了起来，愤怒的学生就将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焚烧了曹宅。这时，大批军警赶到，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在广大学生针锋相对的斗争下，在各界的强烈声援下，被捕学生很快被释放了，但运动的目的并未实现。5月19日，北京大中学校2．5万多人举行总罢课，并进行大规模的爱国运动。6月3、4、5日，更多的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800多名学生被捕入狱，当局甚至用北大校舍作临时监狱来关押学生。

骇人听闻的六三大拘捕激起全国各地更强烈的反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起响应，正义凛然、不畏强暴的爱国斗争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据统计，全国有20多个省区，100多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尤以上海爆发的六三运动规模最大。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以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工人带头，全市六七万工人罢工。同时，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一些地方的工人、商人积极响应，推动了斗争的发展。迅猛扩大的斗争形势给反动当局以极大压力。6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下令撤销了曹、章、陆的职务。但是，6月17日，北京政府又电令中国代表，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为此，又引发了新的一轮抗争，拒绝和约签字的呼声如潮，全国各地发往巴黎抗议签字的电报就达7000余份，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约签字仪式。

卖国贼被罢黜，和约被拒签，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伟大斗争。

五四运动也是一次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也更深广。

以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1917年，陈独秀到北大任教，编辑部也迁往北京。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积极参与到运动之中来，特别是采用白话文后，每期杂志的发行量从1000余份激增到一万五六千份，影响迅速扩大。新文化运动其基本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为后来爆发的群众爱国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五四爱国运动，则又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为其开拓了新的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五四”之后一年内，全国各地新创办的鼓吹新思潮的期刊达400余种，新成立的进步社团达三四百个，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

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起点而载入史册。

五四爱国运动：社会多元力量的展示

duhm · 发表于 2007-5-4 19:44:39

五四爱国运动：社会多元力量的展示

8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场永垂青史的现代爱国运动，它给后人留下一笔值得反复审视的精神财富。

20世纪中国不乏壮烈的群众运动，但胜利且永垂青史的不多，“五四”是罕见的范例：

1．“五四”当天被捕的32名学生和6月3、4日被捕的800多名学生均获释放。

2．迫使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免去3个公认的亲日派政客曹、章、陆职务。

3．迫使北洋政府及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改变初衷，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4．挫败了撤换北京大学校长的图谋。

这是一曲爱国主义的凯歌。展读当年北京大学生涌向天安门时发出的宣言，中国人不为之动容的恐怕十分稀少。这不是盲目排外的煽情，这一壮烈、持久的爱国激愤的基础是正义，是对国际法主权原则和国家尊严的维护。

一位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回忆说：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学生“垂泪而道”，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这是正义的感召与良知未泯的呼应。

近代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大清帝国的权贵和义和团以“天朝上国”自居，自我封闭，冀图剿灭一切外来事物，未尝不以“爱国”自诩。魏源、王韬、郭嵩焘、严复、康、梁等则开创了启蒙与救亡相结合的现代爱国主义，其特征是敢于正视本国的弱点，勇于民族自省，以开放心态学习外来的先进事物。

五四运动是现代爱国主义的高峰。史家们早就指出：五四爱国运动是与新文化运动紧密结合的，而五四运动的发生和成功，也仰赖于当时社会多元力量的威力。在当时，阶层、倾向和志趣各异的人们纷纷组成各种团体，表达意愿，在派系林立，众声喧哗，看似无序的表象中，形成了初步的公民社会空间。

“五四”前夕，中国新式学堂的学生总数已达570万。从1903年拒俄运动开始，学界已出现独立的政治集会，成立了许多社团，如学生救国会、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等。一些政界人士则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积极参与了拒签和约的活动。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的新政中，清政府鼓励成立商会。1902-1912年间，成立的大小商会达998家，此后还不断增加。这些商会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而对各种社会问题勇于发表意见。1919年5月5-6日，北京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并通电全国，要求救援学生、拒签和约、抵制日货。各地商会纷纷响应，群情汹涌，最后由上海商界带头，掀起了罢市浪潮。

一些地方的工人也闻声响应，举行罢工，当时的报纸评论说，此为“我国破天荒之事件，又为工人参与政治问题之嚆矢，足见我国工界业已觉醒，且有相当团结力”。

与此同时，政坛中一些重要人物也公开出面支持学生，反对当局的错误举措。直系重要将领吴佩孚致电总统徐世昌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有可原。”吴还坚决反对在和约上签字，其它一些省份的督军也持相同的立场。南方军政府本来就以“护法”为旗与北京政府对抗，其领袖们更一再发表谈话支持学生，要求罢免曹、章、陆，并拒签和约。熊希龄、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各界名流，也纷纷指责北洋政府的做法。

总之，“五四”前后的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强大的社会多元力量，这是任何政客、武人不能不考虑的现实。

duhm · 发表于 2007-5-4 19:45:07

陈独秀：五四运动仍在进行之中

五四运动固然直接由巴黎和会引发，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没有呈现出“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狂热，不能不说与新文化运动开创了开放的世界视野有关

陈独秀天生是一个具有叛逆性的知识分子，向来不惮以异端的姿态表现其自由精神。

这种叛逆性格，使陈独秀的一生富于悲剧传奇的色彩。五四时期，他的声誉和影响力达到顶点，此后，从个人遭遇而言，陈独秀为他的作为付出了代价。

新文化运动意在革新中国传统文明，为中国带来了各种学术思潮、思维方法，以及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等观念；新文学运动提倡口语写作，使知识分子开始走上平民化道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前两个运动合乎逻辑的突发形式。陈独秀之于五四，若以“精神教父”相称，应属恰当。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即以文化革新为宗旨：“惟属望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1912至1914年间，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公民权利的法律和政令，舆论空间其实有限。正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几乎唯一的堡垒，五四新学人通过《新青年》发表社会、文化主张的同时，形成了一个对学生界具有影响力的思想集团。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

1917年初，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如果说《新青年》是新知识分子的舆论基地，北大则是新知识分子的聚会所。在北大期间，陈独秀似乎经历了一次思想转变，《新青年》逐渐脱离避免直接开展政治批评的轨道，越来越多地批判北洋政府，主张开展群众运动。次年冬陈独秀与李大钊教授显示出了更深的投合，一起创办了时评刊物《每周评论》。在此前后，陈独秀和李大钊还协助北大学生创办了《新潮》月刊。这份学生刊物以“批判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为原则，它的创办证明新知识界对学生的思想影响。

陈独秀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种种主张，招致保守势力的强烈不满。压力之下，陈独秀于1919年3月辞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陈独秀去职，隐约传达出五四前夕社会紧张而充满硝烟味的气息。

五月四日学生游行所以发生，固然直接由巴黎和会引发，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没有呈现出“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狂热，不能不说与新文化运动开创了开放的世界视野有关。陈独秀1914年曾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乎？”他一直批判“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

学生抗议活动高潮阶段，有资料说陈独秀、李大钊等教授力劝学生们不要过于激烈。但6月11日，陈独秀在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逮捕。这份宣言提出罢免亲日分子、撤销北京警察总部、保障市民集会和言论的绝对自由等要求，号召若政府不能满足，市民应“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此前两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了“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随感。这些情况显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态度其实相当激进。

学生停止罢课以后，五四运动进入新的阶段。新知识界开始分化，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社会信仰。陈独秀认为知识分子应采取各种行动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开始致力于“为新政治建立一个社会基础”。至1920年，陈独秀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书记。

陈独秀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与众不同。他认为从拒签对德和约看，五四运动成功了；但五四的实质是要求民主和民族独立。1938年他在《五四运动过去了吗》一文中提出，五四运动应被视作自1911年辛亥革命起一直持续到“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也就是说，民主尚在争取之日，五四运动就仍在进行之中。

duhm · 发表于 2007-5-4 19:45:30

胡适：尴尬的发言者

一方面，他承认“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另一方面，他坚持说，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适之先生，1919年4月底到上海去迎接自己在美国时的导师杜威先生访华。5月6日，他才从上海的报纸上得知北京发生学生骚乱的消息。5月7日，他收到新文化运动另一主将陈独秀的北京来信，报告了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此时的胡适，恐怕还没有想到，这场学生运动，对于他，对于他回国后一直努力的事业，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虽然后来做了政治上的“过河卒子”，胡适1917年刚回国时，确实曾经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他从事的是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在胡适看来不外乎两点：（一）“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因为“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而“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谈新诗》）（二）提倡“人的文学”，这个口号在胡适那里，又被具体化成“易卜生主义”，即“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重要，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易卜生主义》）从这些主张我们不难想见，胡适之博士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以学生民众对抗政府的群体性风暴中，会采取怎样的一种态度。

其实胡适在《新青年》一班同仁中，绝对算不得激进，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没有陈独秀断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那样的武断，也没有钱玄同提出“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那样的尖刻，但因为他是始作俑者，当时舆论一致将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林纾那两篇出名恶毒的小说《荆生》和《妖梦》里也将胡适作为标靶之一大加攻击。这些都显示了胡适在“前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陈独秀虽然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无关个人，但仍在40年代回顾“五四”的文章中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胡适后来也不无得意地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有着这样思想和这样地位的胡适之，于5月29日回到北京，自然也成为众所瞩目的对象。而胡适返京的言行，也分明可以看出明显的矛盾：对抗争政府的同情和对运动方式的拒斥，使胡适成了“五四”大潮中一名尴尬的发言者。

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当夜胡适就写下了一首抗议的诗《威权》，写“奴隶们同心合力”，终于让“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这首诗发在6月29日的《每周评论》（第28号）上。在同一期刊物上胡适还写了一组“随感录”，一反平生作文温柔敦厚的风格，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爱情与痛苦》对被幽囚于警察厅的陈独秀表示敬意：“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受得住痛苦。'”《研究室与监狱》直接援引了陈独秀的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五四以后，社会上谣传“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胡适在《他也配》中轻蔑地说：“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是个公开的“复课派”，他对学生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如罗家伦就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在“毁坏学者”，“学生的优点固然是一律表现出来，但是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傅斯年更是联合胡、罗等人，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并讨论“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务的沈尹默等人斥为“拆伙的打算”。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更明确地表达了对运动的态度：“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多年以后，胡适在论及“五四”时，仍然保持着他不尴不尬的“两面派”认识，一方面，他承认“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五四的第廿八周年》）另一方面，他坚持说，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

duhm · 发表于 2007-5-4 19:45:52

梁启超：数十年“饮冰”　凉不了的热血

梁启超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前“五四”的一代青少年心中，埋下了个人自主的观念和对国家民族的情感

“五四”的文化变革产生的文化领袖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虽然对传统都有愤激之言，却都不曾完全与旧学绝缘。在这些人的青年时代，对他们最有影响的是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他们鼓吹的进化论、变法、革命等观念是“五四”思潮的先声。当思想史进入“五四”阶段，严、康、章都已落在时代的后面，成为保守的象征，而梁启超则奋力追赶时代风潮。

当时的风潮若惊雷迅雨，十年前的“另类”，今日便成为“老朽”，梁启超厕身其间，可谓两岸渺茫，被时人讽为“多变”。1929年，梁启超以57岁之龄逝于北京，当时的舆论界甚为冷淡，吴宓事后表示了不解：“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之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

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对吴宓那代人来说，并非是夸张之语。鲁迅说自己在少年时受过严复的感召，而胡适说严复的文章太古雅，还是梁启超的影响来得直接。梁启超本是白话文运动的先贤，他当时创作的简明、激昂的文言文章，是一时代之文体，气势恢宏。据左舜生回忆，他少年时与一位同学读一篇两万四千余字的梁著长文，以至涕泪交加、抱头痛哭。“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胡适语）就这样，梁启超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前”五四“的一代青少年心中，埋下了个人自主的观念和对国家民族的情感。

说梁启超“多变”，一般是指政见。晚清时的维新运动，使年轻的梁启超声名鹊起，时康、梁并称，几与其师平分秋色。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政见与新起的“革命派”对立，陈天华的蹈海多少与他有点关系。但无可置疑，他是清王朝专制制度的尖锐批判者，是西方宪政学说的严肃研究者和讨伐积极传播者，辛亥革命后，他是政党政治的实践者，也是讨伐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两次军事行动的组织者策划者；五四运动的发生也与梁启超有莫大的关系。几经政坛沉浮，梁启超最终还是退出政界，专心于学术领域了。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于历史用力最勤，发宏愿独著一部《中国文化史》，未竟而殁。这本是梁启超最适合的工作，他向来善于将专门的学问通俗化，将不易整理就绪的材料排比得有条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都是这类的著作，后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学方法论的奠基石，立意、见识极高。一般说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这其中也该有梁启超的一笔，只是梁善综合，好高瞻远瞩；王善分析比较，求片言定案；梁贵通，王贵专。到了学术界愈来愈重视专家之学时，梁启超又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以梁漱溟的说法，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不能绵历久远，是典型的“但开风气不为师”式的人物。

无论是从政还是治学，梁启超的特异处是感应迅速，并能发皇于外，乐于传达。顺便说一句，梁启超还是在中国最早提起马克思的人。他被人诟病的，则是急于致用，因此政学皆不能深入，可谓成也“心热”、败也“心热”。

梁启超自号“饮冰”，取的是庄子内热饮冰之意，只是数十年的“饮冰”，也未能凉了他的热血。

duhm · 发表于 2007-5-4 19:46:16

蔡元培：制造炸弹的翰林和校长

这位罕见的先知先觉者要从一所堕落为衙门的大学开始，用教育和启蒙的温和方式，重新掀起一场意义更加深远的革命

在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之前，在让一所沉沦的大学脱胎换骨、枯木逢春之前，光绪皇帝御笔钦点的翰林蔡元培曾经在日本和上海埋头为革命党制造炸弹。

对于蔡元培来说，把硫磺和硝酸包裹在铁片里面是炸弹，改造一所堕落的国立大学同样也可以制造出爆炸力更为惊人的炸弹。

1916年12月，蔡元培在“大风雪中”迈着沧桑的步伐，走进刚刚经历过一回帝制复辟的北京城。洪宪帝制仅仅存在了83天。但要证明一场革命的失败，83天已经是中国太漫长的一段经历。

在不久前的革命中，这位刚刚游历归来的老革命党人参与制造的炸弹炸碎了一个王朝残破的躯体。如今，在革命惨败之后，这位罕见的先知先觉者要从一所堕落为衙门的大学开始，用教育和启蒙的温和方式，重新掀起一场意义更加深远的革命----再也不是所谓“柿油党”人（见《阿Ｑ正传》）的革命。

1917年初的一天，国立北京大学的校工们在门口列队欢迎这位即将主宰北大的新校长。出人意料的是，新校长向着校工们脱下礼帽，不是以“老爷”固有的傲慢姿态，而是以一名平民的质朴姿态走进中国的最高学府。而作为一位平民校长，蔡先生随后在北大进行的大规模改造正是要促成北大向着平民化方向发展。

按照他“教育救国”的思路，从他走进这座大学之日起，这所大学便不再为锈蚀的官僚机器提供新的零件，而是要“研究高深学问”，再通过这些”学问“为一个健全的社会成批成批地训练公民！

按照钱理群先生的说法，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从官场走向象牙之塔、十字街头正是从蔡先生踏进北大这一天开始的，是从蔡先生重新给大学下一个定义那天开始的。

在北大，蔡先生提出了那个光芒万丈的“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这十六个字指导下，蔡先生把故宫脚下的北大改造成为一片“精神的圣地”，北大的魅力从此不再是成批成批生产候补官僚的“魅力”，而是现在每个北大人挂在嘴边的----“精神的魅力”。

后来接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说，蔡元培在1917-1919年，在北京城内成功地扮演了苏格拉底的角色。没有这位现代苏格拉底为北大带来的那一片自由天空，不难想象，那种1917年的万马齐喑局面也许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蒋梦麟先生还说，这个在“大风雪”中走进北京城的人在一潭死水中投下了一块“知识革命之石”。

有了他提倡的“思想自由”，北大的“研究室”变成了一座潜力巨大的思想发动机，从古老的孔孟之道，到最时髦的克鲁泡特金、尼采，从最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到最先进的全盘西化论，各种思潮在这里碰撞，激荡，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

有了他严格遵循的“兼容并包”原则，胸怀宽广的北大不仅接纳了陈独秀、胡适、鲁迅----还容忍了辜鸿铭、黄侃、刘师培……

蔡先生是在五四运动引发的一场轩然大波中离开北大的。蔡先生一直在北大制造一枚势必会炸毁一个旧世界的思想炸弹，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枚尚未制造完成的炸弹会以一场国耻为导火索提前点燃。按照他的设计，北大的角色应当是静静的“研究室”，而不该直接充当上演历史故事的大舞台。

1919年5月4日对于这名制造者来说是一场“事故”，而被这个伟大的日子政治化了的北大似乎与蔡元培最初的设想稍稍有一点距离。然而，对于未来中国80年的历史来说，蔡元培的遗憾只可能是他自己的遗憾，炸弹爆炸后的实际功效早已覆水难收。

他在“大风雪”中到来，在暴风骤雨中离去，在他到来和离去之后，北大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北大，中国甚至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中国。

duhm · 发表于 2007-5-4 19:46:59

伟人的青春期

五四时期，一批自觉担当天下的新青年成长起来了。

他们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新的萌芽。

这批人大致出生于上个世纪的末期，他们享受了康梁变法和清末新政以及中华民国的积极成果：受到新式教育，民主共和政体提供了毕竟是前所未有的自由。不过，这种“成果”少被提及，就像意识不到空气的存在，他们充满了不满和愤怒。西方不仅是敌人，更是老师。

思想革命的策源地，是被蔡元培刷新过的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在全国卷起解放的狂潮，神圣的偶像被打倒，传统的价值被重估。

乡村的青年奔向城市，城市的青年又奔向京、沪，已经在京、沪读书的要出国留学。

那些敏感的、青春期的年轻人，自己解放了自己。最激进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决定抛弃一切对自由的束缚，不要国家，不要家庭，甚至不要姓。他们力求对被视为恶性的传统具有免疫力。

1919年秋，浙江一师的同学集体拒绝参加祭孔仪式，用行动向中国几千年的偶像孔夫子宣战（此举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精神赞助），学监夏尊听了学生的要求，只是微笑着说：“牛痘苗发作了！”

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微笑的表情，也值得玩味。

这时，中国已经“民国”一些时候了，但它使新的人和旧的人都大摇其头。李大钊曾描绘过这个过渡时代，他说，光看北京的大街上的车，就是古今中外的一个大杂烩，中国充满了矛盾和病态。

这个时代的青年，除了切肤之痛的生存压力，更要面对一个可能不是属于他们的问题：救国。

中国的“问题”明摆着，国外的“主义”输入着。什么“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一战的结束使中国人对一种“西方”失望，另一种“西方”----布尔什维克革命----似乎提示了救国的“捷径”。

这个时代一个特别的新气象是：解放的新青年寻求精神上的结合，让自己生活在被组织起来的社团里，社团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民主样式运作。所有的社团都刻意地看重会员的操行，这也许是传统的一个烙印。

这些社团活动得并不长久。后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刷新了中国国民党。这两大党都有大量活跃的五四青年。他们改写了中国的未来。

现在我们知道，因为有这样的青春期，因为有这种奋斗，一批当初的五四青年，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