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金冲及主编 ）

duhm

　　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党内通知，把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七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⑨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⑩
　　这天晚上，他们出席蒋介石在山洞住处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留住在山洞林园。第二天，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十日晨，毛泽东、周恩来从山洞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然后住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九月一日，毛泽东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三百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
　　毛泽东来到重庆，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⑾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三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订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谈判之事后，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起草电报或文稿，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一些要事。毛泽东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下步的工作。”“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的发展。”⑿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九月二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性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谈判结束后向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⒀
　　九月二日晚、四日、十二日、十七日和十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
　　当时担任毛泽东副官的蒋泽民回忆道：“毛泽东到重庆后，每次参加谈判，我和陈龙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⒁
　　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了浅。九月二十一日晚，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是最后通牒式的施加压力。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用八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十月八日，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十月十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接着，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
　　这次国共谈判就告一段落。

duhm

　　毛泽东在重庆这四十三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
　　八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神交已久。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张澜连着说了几声“很公道”，并且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实施。张澜担心地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⒂
　　毛泽东和柳亚子，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老朋友。九月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到柳亚子寓所去拜访他。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咏雪》赠给柳亚子。柳亚子也即席赋诗作答：“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⒃十月四日，毛泽东接到柳亚子一封信后，复信说：“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⒄
　　对国民党内的各派人物，毛泽东也广泛接触。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就是对一向反共的陈立夫、戴季陶等，他也前去看望。九月二十日，他在秘书王炳南陪同下去看陈立夫。见面后，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在谈笑自若中批评国民党后来实行的剿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另一次，他由王炳南陪同去看戴季陶，出来时正好在小路上同蒋介石相遇。蒋问他去哪里，他说去见了戴季陶。蒋先是一怔，然后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有的人指责：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⒅
　　在重庆，毛泽东的活动十分繁忙。举《新华日报》一天的报道为例：“外交部王世杰部长昨日晨十时往访毛泽东同志，畅谈很久。下午三时以后，毛泽东同志往访于院长、戴院长、白崇禧将军、吴稚晖先生等。下午五时，晤韩国临时政府张先生，六时又接见文化界郭沫若先生，七时半赴苏联大使馆宴请并观电影。”⒆这里，还没有把他晚上同周恩来、王若飞研究工作等活动包括在内。
　　毛泽东在重庆还探访了一些故旧。王炳南回忆道：“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后来打听到其中一位，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⒇
　　毛泽东在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国外人们的情况和想法。他在回到延安后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谈到这方面的感受：“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时许，毛泽东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桂园前往机场。临行前，他同桂园的工作人员和担任守卫的国民党宪兵都热情地一一握手告别，向他们表示谢意。到机场后，他又同前来送行的蒋介石的代表陈诚以及其他友好人士握手道别，然后偕同张治中、王若飞登上一架草绿色的双引擎C47型运输机。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一时三十分回到延安。
　　毛泽东一到延安，当天就召开政治局会议。他报告这次谈判的经过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公报不可。《会谈纪要》是蒋介石提议，由周恩来起草的，也采纳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略有修改。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还没有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毛泽东还谈了对《纪要》的看法，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是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要继续谈。(21)

duhm

第二天，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这样的评价：“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就。”同时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军队整编问题也没有最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现正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此，“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22)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以《关于重庆谈判》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他说：“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他同时也指出：“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但不管怎样，“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他十分明确地告诉大家：“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目前，蒋介石正在部署进攻解放区，“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23)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25、1127、1130页。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70、71页。
　　④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⑤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325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⑦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6日。
　　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3—1154页。
　　⑨ 子冈：《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9、50页。
　　⑩ 《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9页。
　　⑾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⑿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01、202页。
　　⒀王若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⒁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0、191页。
　　⒂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41页。
　　⒃《柳亚子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911页。
　　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61页。
　　⒅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⒆《新华日报》1945年9月4日。
　　⒇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324、32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6、1159、1161页。

duhm

三十一、和战之间的抉择

--------------------------------------------------------------------------------

　　全国人民对和平建国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所以，《双十协定》签订后，内战的烽火不但没有停息，反而越燃越大。
　　毛泽东在力争实现和平的同时，早就看到内战的威胁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他在八月十三日向延安干部会议所作的讲演中就清醒地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就在九月十七日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要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阎锡山部集中了十三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配合下，侵入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的自卫反击下，被歼三万五千余人。
　　十月十三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和公布后的第一天，蒋介石又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杀气腾腾的密令：
　　“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①
　　紧接着，在十一月九日和十一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军事会议和复员整军会议。各地重要将领到重庆参加这两个会议。会议经过几天的讨论研究，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会议决定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以期“根绝匪患”。这个计划分三步行动：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和山东，打通津浦路、平汉路；第二步集中重兵于平、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路，占领察、绥。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作战行动上的重要特点，是流动性大，运动战、游击战交替使用，并依靠群众的支持。这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们十分头痛。因此，他们这次会议决定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活动的地区划分为“第一收复区”和“第二收复区”。前者主要指中共军队根据双十协定正在撤离的广东以及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湘粤边地区。会议决定要对这些地区加紧进行“围剿”和“清剿”，以期彻底肃清“匪患”。后者主要指长江以北，包括华北、西北等广大地区。会议决定在这些地区依据铁道干线的走向划分为六个“剿匪区”，各设一个指挥机构（就是后来建立的郑州、徐州、西安、太原四个绥靖公署和北平、西北两个行营）。
　　在这两次会上，蒋介石作了多次长篇讲话。对于“第一收复区”，他声称：“现在第一收复区里面土匪的主力，虽已渡江北窜，但一定还有不少的余孽，潜伏地方，我们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个种子。否则，如果我们疏忽大意，大部分的军队都已北上，而已经收复的地区又让土匪蔓延，则一旦土匪的主力南窜，里应外合，所有的收复区又将变为匪区了。”对于“第二收复区”，他认为基本方针、进攻步骤虽已确定了，但具体的兵力分配，“还要针对土匪的行动计划，作最后的决定。”②
　　这时，国内局势确实相当复杂：一方面，国共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还签订了协议；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在杀气腾腾地部署和进行更大规模的内战。对于这样充满矛盾的现象应该怎样认识呢？
　　毛泽东的看法是：第一，蒋介石要消灭我们，这个主意老早定了。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要使形势对我们更不利，对他更有利些。这是目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第二，由于他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存在和他要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还不足，因此目前的大规模军事斗争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时间内，还不是全面的内战，“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第三，“和平、民主、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和平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
　　为了应付这种复杂的局势，从重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不顾旅途疲劳，立刻连续召开会议，统一领导层的认识，并在十月二十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的着重点仍在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它指出：
　　“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办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目前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在华北和东北，“只要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③
　　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的蒋介石，从八月中旬到十月下旬的两个多月中，已调集一百一十三个师约八十万人的兵力到内战前线，此外又收编了伪军三十万人，共一百一十万人，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津浦五条铁路线东进或北上。企图以此达到两个战略目的：一，打通铁路线，大举进兵平、津，再向东北推进；二，把华东、华北各解放区分割开来，尔后各个击破，或逼迫中国共产党在不利形势下订立城下之盟。
　　为了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回到作战指挥上来。他在给各大战略区的许多指示中，一再强调对付国民党军进攻一定要遵守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自卫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第二是胜利的原则，即“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高潮。在这段时间中，毛泽东精心指挥晋冀鲁豫部队进行了平汉路战役（又称邯郸战役）。
　　蒋介石北上平、津的基本部署是兵分三路：左路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部九个军东出潼关，并以其中的三个军北渡黄河进入晋南，然后经同蒲铁路到太原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会合，再经正太铁路东进石家庄，转而北上平、津。中路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三个军八个师进占郑州，然后北渡黄河，沿平汉铁路北进，攻占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同胡宗南部会师石家庄，再继续北进，同由美国帮助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二军和九十四军会合，完全控制平汉铁路。右路以第十战区李品仙部三个军七个师由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指挥，先到徐州地区，然后沿津浦铁路北上，占领济南，伺机进击平、津。在这三路国民党军队中，中路的孙连仲部三个军八万多人已在九月中旬占领了新乡等八城，作北上石家庄的准备。左路胡宗南部两个军约五万人，也由太原附近沿正太铁路向石家庄东进。

duhm

　　面对着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推进，如何阻碍和迟滞国民党军队沿铁路线北上，便成为解放区军民的严重战略任务。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北进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多于解放军，装备更优于解放军，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但官兵中很多人不愿意打内战，士气不高，部队新到，对地理、民情不熟悉，系统不一，补给困难，又有轻视人民解放军的心理，却是他们的短处。
　　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心以刚刚胜利结束上党战役不久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迅速东移平汉线，迎击孙连仲部由新乡北上的三个军。从十月十二日起，毛泽东连续签发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一系列作战指示，提出打胜这一仗的重要指导原则：
　　一，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大，因此必须精心筹划，精心组织，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北上的八万敌军中的一半左右。
　　二，鉴于安阳以南临近敌之出发地域，不易求得歼敌机会，且易打成阵地持久消耗战，因此必须审慎忍耐，采取以逸待劳方针，诱敌深入到安阳、沙河间地区寻求机会各个歼灭之。
　　三，在安阳、淇县间应当先以小部兵力采取宽正面的运动防御，轮番抗击，达到迟滞、消耗、疲惫敌人并摸清敌情之目的；但在敌深入安阳再行北进时，则应避开正面抗击，让敌放胆前进。
　　四，具体打法上，应待敌进至于我有利之地区时，一面在正面坚决阻击扼制，迫敌展开，我主力再从敌暴露的侧翼或后方进行坚决的、猛烈的突击，加以围歼。
　　在新乡地区进行了二十多天准备的国民党军孙连仲部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及参谋长宋肯堂的指挥下，从十月十四日开始北进。他们经过汤阴、安阳，先头部队在二十二日北渡漳河，同晋冀鲁豫军区的阻击部队接战。二十四日，这三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分两路猛烈北攻，遇到解放军节节抗击。此时，星夜兼程东进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在预定地区完成集结，二十四日晚开始按预定部署出击。经过合围、逐步削弱敌人、总攻、诱敌残部突围加以围歼等几个作战阶段，于十一月二日胜利结束平汉路战役，歼灭第四十、第三十军两个军的主力两万多人。在战役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派参谋长李达在夜间到高树勋司令部，劝他率部起义。十月二十八日，高树勋毅然率新八军等部一万人起义，对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平汉路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由晋冀鲁豫部队进行的又一个规模较大和比较彻底的歼灭战，对当时国内形势的演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九五九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国防部”编了一部《戡乱战史》，对这个战役作了如下评述：“是役（按：指平汉路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漳河战斗）之后，我军对平汉路既未打通，匪更奄有晋冀、冀鲁边之有利态势，对华中形成极大威胁；对华北更肆意窜扰，南北隔离，使我对接收华北工作发生极大的困难，尔后惟依空运部队接收平津，究以兵力有限，形成孤立，使政略、战略陷于被动，影响尔后之作战实至深钜。”
　　对平汉路大捷，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致电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周恩来等，告诉他们：“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现今刘邓清查缴获文件，为数必多，拟公开发表，击破国民党之诬蔑宣传。”④十一月五日，他为新华社撰写了《豫北冀南战场胜利捷报》的新闻报道。同一天，他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用平汉路战役的实例，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所谓“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的谈话，指出：“由彰德北进一路，攻至邯郸地区之八个师，两个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六个师（其中有三个美械师）在我解放区军民举行自卫的反击之后，始被迫放下武器。这一路国民党军的许多军官，其中有副长官、军长、副军长多人，现在都在解放区，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⑤
　　对于高树勋的率部起义，毛泽东更是备加赞扬。十二月十五日，他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这份党内指示中，决定把“开展高树勋运动”，作为解放区十大工作任务的第二项，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⑥
　　在平汉路战役前后，毛泽东还组织指挥了平绥路作战、津浦路作战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五年最后三个月内在军事上取得的一连串胜利，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调整，广大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代表团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建议，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中国的土地上（除东北外）出现了暂时和平的局面。

　　过分紧张的工作，终于使毛泽东在十一月中旬病倒了。
　　他得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神经疲劳”。当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十一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⑦经过书记处几位领导人研究并一再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暂时集中一段时间治病养病，历来党内的重要文电，一般都由毛泽东自己起草。但在十一月十四日他起草了给东北局及晋绥、晋察冀军区等九份电报后，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出席欢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宴会，长达近四个月的时间内，他起草的电报只有九份，其中有三份电报是比较长的，就是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科《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及十一月十五日致东北局关于作战部署的电报，其余六份都只有数十字至百余字。
　　毛泽东养病期间，仍然密切关注着全党的大事。他养病的地方，最初是在柳树店附近的联防司令部干部疗养所。由于这里离中央和总部比较远，不能及时了解有关情况，后来又搬到王家坪的桃林。为毛泽东治病的，除原有的医务人员外，还有两位苏联医生：阿洛夫和米尔尼科夫。他们是斯大林应中共中央的要求选派来的，还带来一些新的医疗器械和新研制的特效药。阿洛夫过去曾长期在延安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看病，一九四五年十月才离开延安回苏联，十二月间又返回延安，他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比较熟悉。由于他们的精心治疗，又由于在一段时间内减少了繁重的工作，一九四六年开春毛泽东的病已逐步好转了，工作也逐渐恢复。
　　毛泽东病情好转得比较快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阔别二十年的长子毛岸英又回到他的身边。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湖南长沙故里。一九三○年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毛岸英等三兄弟由中共湖南党组织秘密送到上海。一九三一年，毛岸龙患病死了。一九三六年，毛岸英、毛岸青又被送到苏联学习。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已在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毛岸英，随阿洛夫医生等到达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抱病到机场去迎接，父子的久别重逢，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安慰和温馨，也使他的病体能较快好转。
　　毛岸英在苏联生活了近十年，对中国的情况所知极少，甚至连中国话也几乎忘却了。毛泽东为了让毛岸英多了解些中国的社会情况，尤其是中国的农村情况，当他自己病情稍有好转后，就在一九四六年二月间春耕快要到来的时候，把毛岸英送到陕北农村，接受劳动锻炼，学习农业生产知识，熟悉农村情况。毛岸英走的时候，毛泽东嘱咐他：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到的只是书本上的知织，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去学另一半知识。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它就叫“劳动大学”。毛泽东还告诉毛岸英：你要老老实实地锻炼，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要有任何特殊，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实际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情况，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在病休期间，毛泽东十分关心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他一再叮嘱阿洛夫等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作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当他了解到任弼时血压过高、血管硬化的情况后，十分担忧，几次催促他赶紧治疗。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毛泽东依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停战通告：

duhm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
　　“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纵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需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⑧
　　在国共双方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各自发布《停战通告》的同时，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会议经过二十天的激烈争论。先后通过了有关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以及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重要协议，在一月三十一日闭幕。二月二十五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达成了《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国共停战了，政协各项决议通过了，人们无不额手相庆，期望着中国从此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
　　同全国人民一样，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中国从此能实现和平，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新国家。从这个良好的愿望出发，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也就是政协闭幕后的第一天，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这份指示，虽也提醒“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中说：“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⑨
　　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修改、审定了这份指示，还尽可能地参与了许多重要决策。
　　二月四日，中共在重庆的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方面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和参加政府人员的名单，请求中央批复。二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了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人员名单（因谈判正在进行中，这个名单暂时没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毛泽东根据会议的决定，复电在重庆的代表团，告诉他们：（一）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及何思敬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二）国府委员仍照周恩来一月二十七日返延时议定的八人，即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适宜，以便将来全党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第一次会议少奇可不出席。如范明枢不就，可提彭真。（三）同意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部长。⑩可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殷切地期望着这次和平谈判能够取得成功，并为和平实现后参加政府作着认真的准备。
　　二月九日，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对国共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发表了十分乐观的谈话。毛泽东说：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而参加。
　　三月六日，即《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后的第十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对山东、华中和晋冀鲁豫三个军队员额最多、民众负担最重的地区，提出了分两期裁减兵员的计划，要这三个地区第一期精减三分之一的兵员，三个月内外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对于晋绥、晋察冀两个战略区的兵员裁减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布置。

duhm

　　但从二月份开始，国内政局却向着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当局指使暴徒制造了一系列反对政协决议、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
　　二月十日，也就是政协决议通过后的第十天，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以暴力捣毁各民众团体在校场口广场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与会的各界著名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被打伤。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如此明目张胆的破坏。这件事向人们发出一个严重的信号：国民党根本没有诚意来实行政协决议。当然，对中国共产党说来，事态会如何发展，还需要继续观察。
　　二月二十日，北平国民党特务又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纠集暴徒千余人，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侮辱殴打工作人员。
　　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在重庆制造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人。
　　三月一日至十七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这就是抛开国家的民主化来谈“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对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妥筹补救”。会议根据这个调子，通过了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案的决议。国民党以中央全会的方式公然破坏政协决议，这就进一步证实：前此发生的一系列暴行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决策的先行步骤。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对此表示严正的态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政协所决定的为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则，而继续坚持‘五五宪草’中的独裁原则。”⑾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三月十八日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也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
　　三月二十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召开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鉴于近期内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四月一日，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公然宣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前一点，是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公然推翻政协决议。后一点，是表明他们要向东北的解放区大举进攻了。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七个军约二十五万人进入东北，其中包括曾在缅甸作战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开始对中共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全面进攻；在关内，也频繁地蚕食、侵占解放区的城镇乡村。
　　一切事实表现，蒋介石决不甘心放弃他的独裁统治，决不会轻易改变他的反苏反共立场。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在一系列事实面前，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他在发言中对国际、国内的时局作了四点分析。在谈到蒋介石时，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了，校场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⑿刘少奇在作总结时肯定毛泽东的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打起来，有了准备；不打，更好。”⒀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三月十五日和十八日先后发出了两份关于目前时局和对策的党内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罪将展开。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CC系和何应钦等军人派，正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而这种阴谋，是蒋介石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的阴谋挑衅，“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除东北、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不论时局变化如何，都应力争完成，以利于作长期打算。“减租、生产两件大事，一切地方须抓紧推动”，“务必在今年内获得空前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⒁后一个指示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和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须实现，反对修改。“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事实上我们愈坚持不许修改，国方就愈不敢破坏。我们在精神上必须准备不怕分裂，不怕打内战，然后才能压倒反对派的破坏，并可能免于分裂。”指示再一次强调：“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⒂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国民党修改政协决议和宪法草案原则致周恩来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第二天他又致电周恩来，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
　　基于这些认识，从三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逐步加强对蒋介石集团的批评和揭露，加强各项应变准备。
　　怎样看待这一段历史呢？这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说过一段话：在一、二月份，是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的了。但和虽不可能，谈判仍是必要的，因为人民要和平。⒃毛泽东也说：在七大时，我们估计在日本投降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和中国的斯科比事件，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今年一、二月间似乎变了。后来还是证明七大估计是正确的。谈判是有成绩的，教育了人民，党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毛泽东还举例说：“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⒄
　　总的说来，中国共产党也好，毛泽东也好，虽曾一度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偏于乐观，但并没有完全陷入对和平的幻想中，更没有因此而放弃人民手里的武装力量。到这年三月以后，随着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行动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中共中央很快就总结了经验教训，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的重点转到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对复杂的事物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是不奇怪的。

duhm

　随着蒋介石全面内战步伐的加紧，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后，国内的军事形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关外，就是指东北地区。这个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三千余万，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入关内，东北人民从此陷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东北军一批爱国将领，在民众支持下，自发地组织东北义勇军奋起抗击。中共满洲省委一面派人到各地义勇军中参加抗日，一面组织东北人民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六年，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后来，在日军重兵“讨伐”，“清剿”下，抗日联军一部分部认撤退到中苏边境地区活动，小部分仍在日本占领区内进行隐蔽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八路军在冀热辽边和山东的武装也迅速深入辽南。
　　毛泽东一向十分重视东北。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期间，他曾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中共中央并没有更多地派遣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就近组织部队挺进辽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以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率千余干部先行进入东北，抓紧时机开展工作；命令原属东北军的山东军区万毅支队等向热河急进，待查明情况后准备进入东北。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二十六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都谈了东北问题。他说：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一定。要看情况。⒅
　　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根据获知的东北政治、军事情况，经同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后，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立即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急进，进入东北。
　　蒋介石同样十分重视东北。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取得了接收东北的法定身分。八月三十一日，他明令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三市，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准备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政权。他在驻华美军帮助下，经海上运送军队登陆秦皇岛，向东北挺进，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他还收编了伪满军及日军共二十余万人及大批土匪武装，要他们“保持武器”，“为自身安全而奋斗”。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说：“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三十年来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快得到归宿了。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奋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⒆
　　一九四五年冬，苏方多次表示要将中长路及其沿线各大中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并要求中共领导下的部队迅速撤离这些地区后，刘少奇一再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告诉东北局：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东北局除部署一定力量力求插足长春路沿线及各大城市外，应以大部分力量分散到东满、西满、南满、北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以争取我在东北的一定地位。
　　十二月二十八日，病休中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必须“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⒇这个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中旬，美国以三十一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分别从九龙和越南海防运送到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蒋介石一面要求苏军暂缓自东北撤军，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运能力，加速运兵东北。到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包括热河方向在内，已有七个军约二十五万人的正规军进入东北，占领了沈阳以及鞍山、营口等城市，企图利用关内停战的机会，在关外大举进攻，力争消灭中共领导的部队，或把他们压缩到僻远山区，处于不利地位，再通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
　　陆续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没有赶到前，已在东北各地取得很大发展，并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同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一月十三日国共停战后，中共中央原来估计，东北地区在经过谈判后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准备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因而要“不怕以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三月中旬攻占四平，四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歼灭被国民党加委的伪满军和土匪武装三万余人。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已全部处于东北民主联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托内线迎击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的有利战略态势。
　　三月中旬，在中共谈判代表团的力争下，东北停战问题列入军事三人小组谈判的议事日程。三月二十七日，又达成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蒋介石不想在东北实行停战，坚持必须占领哈尔滨、长春、四平并控制中长铁路后，才能谈停战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一面指令杜聿明指挥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从沈阳地区北进，限令在四月二日前占领四平，再向长、哈、齐推进，一面请求美国再协助运送五万兵力进入东北。
　　刚刚恢复工作的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企图早已料到。他认为：苏军将于四月完成撤军。蒋介石必将部署部队自沈阳北进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不给向北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打击，东北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停战的，东北解放区后方也难以巩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经取得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的共识后，定下了“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以争取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决心。
　　三月下旬，国民党新一军、七十一军自沈阳地区北进，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抗击，并在四平西南被歼一个师的大部后，于四月中旬逼近四平市区。这时，返国述职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已经返华，并提出东北停战方案。为了争取在有利态势下实行停战，毛泽东在四月二十六日致电林彪、彭真：“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21)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又多次致电林彪，指出：在停战前国民党军队可能继续发动几次猛烈的进攻；我军必须“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加强四平守备力量，并依据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态势，将主要力量部署在东起火石岭、西至八面城的百里战线上，同国民党军队对峙。五月十四日，国民党的增援部队新六军等也到达四平前线，并在第二天开始集中十个师兵力，采取正面进攻和两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对四平发起总攻。参加这次总攻的，都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东北民主联军防守四平的部队虽经顽强抗击，仍不能挡住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势。
　　四平守军鏖战一个多月，伤亡已达八千多人，疲惫困乏，难以再战，加上防线左翼被突破，退路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于五月十八日致电中央，陈述理由，并于当日午夜组织部队撤出四平，分别向南满、东满、西满转移。十九日，毛泽东复电：
　　“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的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三，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源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22)
　　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后，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推进，先后占领公主岭、长春、德惠，直抵松花江南岸。但其势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向北渡江进占哈尔滨。在这种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国共双方经过紧张谈判，于六月七日分别发表在东北休战十五天以便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东北出现了暂时休战的局面。
　　四平保卫战是在国共双方有可能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战役历时一个多月，东北民主联军共毙伤俘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给了他们沉重打击，使东北出现了从六月到十月的四个月的实际停战的局面。这就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使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在原来立足未稳的情况下，通过深入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在北满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国民党军队始终未能北渡松花江进攻北满解放区，使东北民主联军保持住了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这一局面的形成，原因很多，但四平之战中守军以高度顽强英勇的精神使进攻的国民党军遭受重大损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看，四平保卫战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是有所得的。当然，四平保卫战是属于城市防御战性质，这并不是中共领导的军队的长处所在，而且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达到成建制地消灭敌人的目的。在四平保卫战中，东北民主联军伤亡达八千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关内调赴东北的骨干，使参战部队不得不撤向远离敌人的地区，以较长的时间进行整补。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有所失的。所以中央军委和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一时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作战，不能成为“一般的作战方针”。

　　①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第174页。
　　② 《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22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370、371、372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5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7、1174—117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7、1174—1175页。
　　⑦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13页。
　　⑧ 《解放日报》1946年1月11日。
　　⑨ 中共中央发渝台电，1946年2月6日。
　　⑩ 《解放日报》，1946年3月19日。
　　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3月15日。
　　⒀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3月15日。
　　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92、93、94、97、98页。
　　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92、93、94、97、98页。
　　⒃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1月21日。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1月21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⒆《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22页。
　　⒇《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79、1182页。
　　(21)中共中央致林，并告彭电，1946年4月26日。
　　(22)中共中央致林，并告彭电，1946年5月19日。

duhm

三十二、全面内战爆发以后

--------------------------------------------------------------------------------

　　一九四六年六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
　　蒋介石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这场内战，主要是由于他自恃拥有远较共产党方面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其中包括美国给予的大量援助，以为可以凭着这些力量很快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蒋介石当时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四百三十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六十一万人的正规军（野战军）、六十六万人的地方部队（军区、军分区、县属武装）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一百二十七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三点三七比一。
　　蒋介石的军队，由于接收了侵华日军一百万人的武器装备，再加上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给予的大量援助，装备先进、武器精良。他的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的炮兵，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却只装备有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军的各种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以及极少数量的山炮、野炮，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更没有作战舰艇。
　　蒋介石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只有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和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只靠肩挑、背扛、大车拉、小车推，军工生产基础极为薄弱，只能制造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的机步枪弹、手榴弹、炸药以及极少数量的迫击炮。当时人们往往把这些自制的弹药加上一个“土”字，来说明它的技术性能之落后。
　　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大力援助，也是蒋介石敢于发动这场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仅国共停战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十三点五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美国前后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了各种技术军官十五万人，重新装备了四十五个陆军师（旅），为空军配备了各类飞机九百三十六架，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军队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向国民党军移交了舰艇一百三十一艘。从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由美国海、空军帮助输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十四万人。大规模内战爆发前夕，美国国务院除向国会提出《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请求通过外，又着手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准备把储存在西太平洋的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五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对发动这场大规模内战充满自信。在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诉他的部下：“我们军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以及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他还提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声称“因为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是他们匪军则绝对没有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①
　　战争是敌对双方实力的竞赛。面对国共双方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战胜蒋介石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首先需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已成为解放区军民心目中感到忧虑的中心问题。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信中，明确地指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②
　　面对这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是怎样考虑的？他充分看到蒋介石在军事、经济力量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尤其是美国大力支持这个优势，这是一个方面；但他坚持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清晰地看到蒋介石存在的种种弱点和自己的种种优势，尤其是革命力量在八年抗战中取得的巨大发展，已远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可比。
　　正是根据对双方力量对比的这种清醒的认识，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对前面所说的这个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③
　　怎样去“战胜蒋介石”呢？毛泽东提出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
　　在军事方面，他强调两个要点：一是“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为了打好运动战，他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他指出这种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这是“我军必须特别强调的”。
　　在政治方面，他要求“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并为此规定了党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必须团结、争取、孤立的阶级、阶层和人员。

duhm

　在经济方面，他要求“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要“努力生产”，要“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要“艰苦奋斗，军民兼顾”。
　　单单这些还不够。为了使人们认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树立起必胜的信念，需要提出一个简单明了、使人一听就明白并能记住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毛泽东向正在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斯特朗是一位美国籍的进步女记者。一九四六年年初她从旧金山来到上海转往北平，接着乘军调部的飞机到达延安采访。她在延安住了几个星期，同各界人民和中共许多领导人广泛接触，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
　　八月六日下午三时，延安雨后初晴。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斯特朗见到了毛泽东。陪同她去的，一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一个是长期在延安工作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担任临时的翻译工作。听到斯特朗来了，毛泽东走出窑洞门口，来到院里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他那天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们一起坐在窑洞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周围，娓娓而谈。
　　毛泽东是不放松任何一个机会来作调查工作的。他先向斯特朗询问了许多美国国内的情况。斯特朗惊奇地发现：“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接着，毛泽东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问题。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列举俄国沙皇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当斯特朗问到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原子弹当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最后又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吃饭后，他们又接着谈下去，直到午夜。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一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一九六○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这篇文章中，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次谈话。文章说：“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这次谈话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话开始后不久，斯特朗发现附近二十多米的草丛中有响动，吃惊地问：“那儿有谁？！”“是另外一家老百姓家的孩子”，毛泽东笑着回答：“他大概是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这件小事给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四年后她回忆说：我很少见过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也就是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根据这个判断，毛泽东得出结论：“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④
　　全面内战成为事实后，七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又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⑤可见，即使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初期，直到这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仍在力争实现国内和平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的目的仍是为了恢复国内和平。
　　怎样去争取自卫战争的“大胜”呢？鉴于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决心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南线和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强大的攻势，歼灭大量敌人，扩大解放区，以此逼迫蒋介石知难而退，恢复国内和平。根据这个决心，他在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磋商后，通盘筹划，拟定出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过实践中的探索，后来都作了比较大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