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金冲及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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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线：
　　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下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郑位三部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为基本行动目的，立即组织突围。由于中原军区东部的鄂东、皖西是国民党预有准备的筑垒地带，北部则东西向的河流较多，在国民党军队堵截下不易渡越，向西虽也有国民党军堵截，但地域广阔，便于机动，便于就粮，而且鄂西北、豫陕边地形复杂，高山峻岭，便于分散坚持，如果情况十分紧张，还可分向陕南、湘鄂川边突进和向陕甘宁解放区、太岳解放区转移。根据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批准了中原军区的建议，决定他们除以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一部分部队以苏皖边解放区为目的地向东突进外，主力三万多人分两路西进，越过平汉路，直趋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
　　在毛泽东考虑中的南线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在全面破裂后准备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五万人、山东野战军主力五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主力四万人，分别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上述作战胜利后（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可考虑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军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挺进。这是一个大踏步挺进的计划。毛泽东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计划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⑥
　　在北线：
　　提出了一个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而将冀东、热河作为钳制方向。毛泽东向华北部队提出：“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这个计划的实施次序，后来在设想中又演变为：第一步夺取大同，控制同蒲北段；第二步夺取平汉北段，相机占领石家庄、保定；第三步转用主力于正太路，相机占领太原。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所有对平汉、同蒲、正太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⑦
　　除了作出上述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外，毛泽东还要求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本着“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奋斗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抓住停战时机，通过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多方面之准备，以“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⑧而在目前则应采取“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的方针，以争取时间。他十分强调东北应准备持久战争，提倡自力更生，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主”，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⑨
　　在从事军事部署的同时，毛泽东仍力图以战争胜利来谋取恢复国内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并指出：“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

　　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的八个整编师另两个旅共三十万人，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直接支援下，向中原军区部队集结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域发动进攻。中原军区主力按预定部署分两路向西突围，于二十九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合围圈，越过平汉铁路，摆脱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于七月底八月初分别进到陕南和鄂西北地区，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其中，由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在八月底回到陕甘宁边区。
　　中原军区主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对各解放区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争取了时间。因此，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胜利突围和王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十分欣慰，多次致电李先念、郑位三加以慰勉，指出这是战略上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九月三十日，毛泽东还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会，欢迎归来的三五九旅指战员。
　　“慎重初战”，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作战原则，在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更是如此。在组织中原部队突围的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南线敌情的变化，不断同南线各区领导人磋商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的计划，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
　　在这个计划拟定后的短短几天中，他接到周恩来从南京发来的国民党军队即将向各解放区、特别是苏中和苏北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又先后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六月二十七日的电报，以及华中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商后于二十九日联名发出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列举苏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后，建议在津浦路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置苏中迎击来犯的敌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争取先在内线打一、两个胜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战；待津浦路作战进入晋冀鲁豫、山东两军渡淮作战的第二阶段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加入这个作战序列。六月二十八日，陈毅、舒同也致电中央和刘邓，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建议淮北、淮南两地的野战军仍应各自独立作战，山东、太行、华中各军仍沉着应变，作充分准备，以便大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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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认为这些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⑩；“宁周午文称：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还告诉他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⑾
　　显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从毛泽东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作出这样修正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方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战场、淮北战场和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较著名的战役有：华中野战军遂行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一个半月中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及另两个整编师各一部。随着内线作战的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一再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的时间，要求南线各军在内线更多地歼灭敌人，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在北线，毛泽东拟定的半年内外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经过一段曲折的实践过程后，也由他作了重要修改。
　　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为了报复山西阎锡山部对太岳解放区的进攻，并为此后迎击傅作义部可能向绥东地区的进攻，晋绥军区并指挥晋察冀军区一部分部队，已在同蒲路北段发起晋北战役，连克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随后，根据毛泽东拟定的“三路四城”计划，晋察冀军区主力自平汉路西调，会同晋绥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大同。
　　毛泽东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策，但对这样一座经过日军长期设防的工业城市能否攻克仍抱着审慎的态度。当得知晋察冀军区部队迟迟未能攻克大同外围的应县后，他立刻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政委刘澜涛，询问他们：“应县久攻未下，你们对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⑿
　　为了答复毛泽东的询问，大同前线在第二天召开有各纵队领导人参加的阳高会议进行研究。八月三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会议的结论：“一致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大同（敌）总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是其特点，故须在技术上充分准备方可奏效。”“对大同拟强攻及坑道进行，我们与晋绥已有一些准备，并继续加强中。”这样，首先夺取大同的决心就确定了下来。
　　八月十四日，大同攻城战正式发起，但部队伤亡很大，进展缓慢，到九月四日才肃清城周各据点和城关。从九月三日起，傅作义部以主力东犯集宁，增援大同。攻城指挥部调转主力还击傅部，又因各种原因，不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而且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能在九月十六日从大同撤围，转入休整。
　　大同、集宁之战，是北线人民解放军的“初战”。此战先后歼敌八千多人，并使部队经受了锻炼，但没有能实现预定的夺取大同的目标，对以后晋察冀战场的形势发展影响很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个战役的失利原因作过这样的评述：“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⒀
　　大同撤围后，解放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已处于国民党军队从集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中。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根据实际情况，先后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对张家口只作“掩护战斗，不作坚守”，而以军区主力集中于张家口、南口之间寻歼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敌的建议。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在十八日复电批准聂、萧的建议，并指出：“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⒁这样，毛泽东就已在实际上改变了“四路三城”的计划，而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了。
　　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常常需要有一个过程。南北两线初期作战的实践，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新经验，使他对指导作战的认识有了发展和变化，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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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最初的四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在全面内战开始时所作“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这种预测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用什么方法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局会是什么样子？这一连串问题，经过头四个月战争实践的反复探索，已经从事实中得到初步的回答。
　　在四个月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三十二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部队，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三十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四个月中，人民解放军损失兵员十二万人，其中负伤的占九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二点四倍。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转为人民解放军战士，成了人民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人民解放军方面虽也有被俘的，但为数甚少，仅占兵员损失的百分之三左右，即三千多人，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也不敢将他们补入部队。二是解放军损失的兵员中，约百分之八十属于负伤，负伤人员中又有大约百分之八十治愈后仍然回到部队，而国民党军方面很少有伤愈归队的。所以，双方头四个月实际损失兵员数的对比，远远不是三十万对十二万。
　　在四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一百五十三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这些当时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只收复或攻占了四十八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军丢失了一百零五座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
　　四个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图过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共有正规军八十六个整编师（包括未经整编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战争第一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动用了六十八个师、一百九十三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二十六个师七十二个旅。到战争第四个月即一九四六年十月，蒋介石动用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个师二百零九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四十三个师一百一十七个旅。这就是说：一，蒋介石作为战略预备队而留置在后方的兵力，已由战争初的五十五个旅减少为三十九个旅。二，在投入内战前线的二百零九个旅中，不得不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即八十二个旅，用于“清剿”他们日益扩大的占领区，相应地减弱了用于第一线进攻的机动兵力。
　　这就是经过四个月战争后军事形势的基本状况。
　　怎样看待这一形势？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蒋介石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现代作战”。他的根本观点是：“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所以，“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要求部队“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加以“清剿”。⒂现在，在占领解放区一百零五座城市后，他以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他的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因此，在十月十日便下达恢复征兵制的命令。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占领张家口的当天，就宣布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不久，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这样，蒋介石就完全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但是，一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打歼灭战的毛泽东，却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了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
　　还在十月一日，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三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
　　“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歼灭二十五个旅。”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⒃
　　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后，人民解放军将转入战略进攻，而实现这种战略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它对中国共产党下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根据这个判断，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国民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某种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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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向全党指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指示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这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变换；毛泽东是把它同蒋介石“自走绝路”连系在一起的。在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毛泽东又观察了四个多月。随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攻占张家口和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客观形势迫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结束了同国民党历时一年多的谈判，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回到延安。谁都看得出来，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关头。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毛泽东接着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毛泽东指出：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军三十八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毛泽东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还指出：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准备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对于现在是不是要马上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主张可以按这个目标去做，但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⒅
　　一个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在全民、全党、全军的奋力拼搏下，很快就要到来了。

　　① 《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58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6、1187页。
　　④ 中共中央致刘邓薄，贺李，聂刘，并告陈舒电，1946年6月19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6页。
　　⑥ 中共中央致刘邓薄、陈舒电，1946年6月22日。
　　⑦ 中共中央致聂萧刘罗，并告子华电，1946年6月28日。
　　⑧ 中共中央致林彪电，1946年7月11日。
　　⑨ 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1946年7月30日。
　　⑩ 中央军委致刘邓，陈，华中局电，1946年7月4日。
　　⑾中央军委致陈张黎，刘邓薄，张邓粟谭电，1946年7月13日。
　　⑿中央军委致聂刘，并告贺李电，1946年8月1日。
　　⒀《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28页。
　　⒁中央军委致聂萧刘罗电，1946年9月18日。
　　⒂《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97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05、1206页。
　　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9—1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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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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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指挥作战上来。怎样作战才能取得胜利？他从战争初期的实践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因此，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论在战役上或战术上，都必须切实运用这一作战方法，而且“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强调指出：只有这样彻底大胆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歼敌”。
　　各战场的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继续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实行内线作战，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胜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较多，战役规模比较大，因而歼敌数量也比较多的是华东战场。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四个月来，国民党军队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以损失八万人为代价，攻占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和鲁南解放区的部分地区，打通了胶济铁路，对苏北和鲁南形成一个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弧形半包围态势，并对联结苏鲁的枢纽——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构成直接威胁。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歼灭敌军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步收缩后撤，于九月十九日放弃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两军会师于淮阴以北，进行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这两个野战军的会师，集中了将近十万人的兵力，力量相当雄厚，为下一步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此时，在东台到峄县的弧形战线上，国民党的徐州绥靖主任薛岳配置着四个作战集团二十五六个旅约二十余万兵力，不断发动攻势，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场上都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要大量歼敌，困难极大，形势是严峻的。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仍在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时主要要靠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的协同作战。因此，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要达成这个任务，“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根据这个设想，毛泽东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频繁磋商，强调：
　　一，山野、华野应集中作战，开展战局，“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二，会师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因此要慎重选定歼击目标，掌握战机，精心组织。
　　三，为保证行动的一致，山野、华野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建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还告诉陈毅、栗裕、谭震林以及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领导人的“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因此“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
　　四，部队集结休整的地点应选择在距敌较远的地区，以便诱敌深入，造成可乘之机，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灭。
　　五，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主要以拖住国民党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以缓解华东作战的困难。
　　这些意见，尤其是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一个方向作战、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主张，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逐步向解放区中心推移时怎样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对华东解放军以后的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采取了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行动谨慎，力戒冒进，在十、十一两个月中，只对苏北、鲁南地区进行了若干次有依托的、规模不大的短距离进攻。所以，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基本上仍处于分别迎击敌军的状态，各自进行了几次以歼敌一旅左右为目标的战役，共歼敌约三万人，并没有能立刻实现预期的大规模歼敌的目标。
　　十一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大会”开幕。为了给这个会议壮声势，蒋介石决定从郑州绥靖公署的序列中抽调精锐主力整编第十一师改归徐州绥靖公署指挥，命令薛岳立即组织一次对苏北地区的大规模攻势，并限定在攻势发起后半个月内“结束苏北战事”。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徐州绥靖公署拟定了一个以二十五个半旅约二十万人分四路会攻苏北的作战计划：以五个旅由东台向北进攻盐城、阜宁；以五个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由淮阴北攻涟水；以六个半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由宿迁分向沭阳、新安镇进攻；以九个旅，其中包括机械化装备的第一快速纵队进犯临沂。四路中，又以从宿迁和淮阴出犯的两路为主力，企图迫使华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苏北的狭小地区同它决战，或北移山东。进攻行动统一在十二月十三日开始。
　　这时，放在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哪一路国民党军队作为首先集中打击的对象。十二月六日，陈毅得到整编第十一师正向宿迁开进，准备会同在宿迁的整编第六十九师进攻沭阳，以及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将同时配合行动的情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提出了集中主力首先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初步构想。十二日，粟裕自盐城前线北进，同陈毅见面。在陈毅主持下，召开包括华中军区领导人在内的作战会议，最后确定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决心和部署，一面组织部队开进，一面上报军委。十五日，毛泽东迅速批复了陈、粟的部署，并要求他们：“情况望随时电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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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十三日，从宿迁出发的国民党军队六个半旅分两路向北、向东，以新安镇、沭阳为目标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立刻按照陈、粟的部署，在第二天晚上隐蔽地向战区开进。十五日晚由山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右路军突然向处在对方左路的整编第六十九师三个半旅实行穿插合围；而以一部分主力楔入整编六十九师和十一师之间的结合部，把它们分割开来。经过两天激战，在十九日上午全歼整编六十九师，该师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整编十一师星夜撤回宿迁。这一仗通常称为宿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二万多人，是山野、华野会合后共同进行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它对以后这两支野战军汇集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来实现毛泽东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意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毛泽东先后发出两份电报，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那就是集中主力进行鲁南战役。电报说：“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峄、枣、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收复苏中、苏北一切失地。”①在刚打完一场大仗后，立刻提出这样的任务，实行起来自然很不容易，因此，毛泽东告诉陈粟：如指战员感觉久战疲劳及伤亡过大，则应鼓励士气，并将部队就火线上编并，以利续战。
　　宿北战役后，宿迁和峄枣的国民党军队已转入防御，但由淮阴、淮安、东台出犯的整编七十四师等部在占领盐城、涟水后，正继续向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华东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南下迎歼正在北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二是渡过运河，西出淮北，以调动运河以东的敌军回援运河以西，求歼援敌；三是回师歼击鲁南之敌。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告诉华中、山东领导人：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十二月二十四日，陈毅、粟裕最后下定了以迅速的动作回师，求歼鲁南敌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的决心，并上报军委。这正是毛泽东的意图所在。二十五日，毛泽东批准陈、粟这个决心，告诉他们：“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要求他们集中主力并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以先打鲁南敌军主力整编第二十六师为宜，以争取全局好转。②
　　根据这一决心，陈毅、粟裕等置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北进于不顾，集中主力星夜隐蔽北上，会同原在鲁南的部队，在一月二日发起鲁南战役。历经十八个昼夜的激战，这个战役在一月二十日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以及整编第五十一师，计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五万多人，俘虏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三万六千多人，缴获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四十八门，山炮、野炮四十一门，坦克二十四辆，汽车四百七十四辆，使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改善，完满地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任务，取得在鲁南打“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
　　鲁南战役结束后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二月一日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
　　这个指示明白地宣布：“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同时，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指示中说：“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③
　　政治局进行讨论时，毛泽东说：发这个指示很需要。这种文件，去年还不能发。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要来了。这种革命高潮在半个世纪中只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革命动力是两个战线，解放区与蒋管区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胜利愈大，高潮来得愈快。”他又说：“我们的文件没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会议快结束时，他再一次发言，提出要“使一切没有土地的人有土地”。他说：土地政策是不是可以早几年解决？可以的。“现在解决也可以，如果太迟，要犯很大错误。”他谈到：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五年到十五年，五年已过了一年半。这个指示在干部中应该普遍散发，但不公开发表。④
　　这是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的形势发展，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来了。
　　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关于集中统一以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要求进行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下辖十一个步兵纵队，并用从国民党军手里缴来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车和俘获的技术兵组建了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共二十七万人；并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精心筹划，继续实行内线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出敌不意地隐蔽北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突然发动了莱芜战役，一举歼灭正从莱芜大举南下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第七十三两个军六个师及第十二军一个师共七个师（旅）五万六千多人，活捉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将军长韩浚，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山东战场上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接着，华东野战军主力又掉头向南。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在鲁中的孟良崮山区一举全歼骄横不可一世、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改变战局的巨大胜利，表明解放军的战斗能力已得到明显提高，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混乱。
　　在精心组织指挥华东人民解放军不断歼敌的同时，毛泽东还筹划了在其他战场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的战役。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即将结束战略防御而转入战略进攻之际，毛泽东在为新华社起草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社论中写道：
　　“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于城市就是失败，要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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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为了摆脱战线日益延长而兵力日益不足这种被动的困境，蒋介石已缩小进攻的正面，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战场上改取守势，而抽调兵力加强到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去，力图先控制这两个地区，再集中兵力解决华北和东北。当山东战场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的同时，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部属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誉为“革命圣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吸引着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而成为蒋介石集团的眼中钉。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蒋介石将握有重兵、长期坐镇西北、围困着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二十八日，他又飞到西安，召集西安军政负责人开会，研究确定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三月十一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的决定，确定在洛川组织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由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改称）所属各部的进攻行动。
　　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基本部署是：以胡宗南直辖的十五个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进，担任主要突击；并以五个旅维持后方兼充战略预备队；以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部自甘肃、宁夏向东南，以邓宝珊部自榆林向南，担任辅助突击。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或逼迫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再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
　　当时，在陕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一个纵队（辖两个旅），还有两个旅，加上三个兼警备区（军分区）的地方旅，全部兵力约三万人，同进攻的国民党军相比，兵力上装备上都居绝对劣势。形势十分严峻。
　　在得到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召开了几次中央会议，对局势作了分析：蒋介石这次进攻，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显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为了抽调兵力组织这次进攻，胡宗南在右翼的山西地区只留置四个旅，协同阎锡山进行防御，在后方的陇海铁路以及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虚，完全是“孤注一掷”，“带着慌乱精神”。毛泽东正确地作出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据此确定：急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王震部（两个旅约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三月十日，在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毛泽东派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并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三月十二日，朱德、刘少奇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自枣园北上子长县的王家坪，毛泽东、周恩来搬到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并在这里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南线情况的汇报，当场研究决定由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由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
　　为什么毛泽东要主动放弃延安？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道：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三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⑥
　　对当地的老乡，毛泽东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
　　“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⑦
　　这个仗怎么打？他把刚调到延安的新四旅政委黄振堂、副旅长程悦长、团长袁学凯等找到王家坪住处谈话时，对他们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毛泽东还谈到自己准备留在陕北。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三月十一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刚撤离后七小时，国民党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十七日清晨，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两个整编军十五个旅十四万人开始向北进攻。国民党飞机四十五架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轰炸，投下五十九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有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面爆炸了，气浪冲进居室，冲倒了桌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地在批阅文件，不说什么时候离开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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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日，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上疏散完毕，延安城里也已可听到清晰的枪炮声。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王家坪窑洞里同刚自晋绥赶到延安的王震谈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问题。枪炮声越来越近了，别人劝毛泽东早些走，他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和王震一直谈到黄昏，要彭德怀告诉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阵地，并和周恩来、彭德怀察看了王家坪的几孔窑洞，叮嘱道：“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才同彭德怀分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延安。
　　他们的车队经飞机场、桥儿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接着的几天中，又经过子长县的徐家沟、高家岭、任家山，在二十五日到达子长县的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在这里，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二十七日，他就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的问题同刘少奇等交换意见后，在当天致电晋绥的贺龙、李井泉，告诉他们：“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⑧二十八日，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后方工作，毛泽东、刘少奇等率一部分机关人员转移到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于二十九、三十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随后，四月十一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直属司令部”以“九支队”为代号。
　　胡宗南的部队在三月十九日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兴高采烈地庆祝了一番，还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要他立刻指挥军队对陕北进行“清剿”。
　　胡宗南命令部队在延安地区略事整顿补充后，以主力向安塞方向挺进，寻找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而以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部向青化砭方向担任右翼侧掩护。他们根本不知道撤出延安的人民解放军主力此时正在何方。彭德怀、习仲勋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心集中主力在青化砭伏击担任右翼掩护的李纪云部。二十二日，这个计划得到毛泽东批准。二十五日，李部进入解放军设下的口袋。伏击部队立即迅速出击，经过一小时四十分钟的战斗，全部歼灭了这股敌军，共毙俘二千九百多人，旅长、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当了俘虏，伏击部队只伤亡二百六十五人。这是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二十六日，毛泽东高兴地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才发现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山区，立刻部署部队转向延川、清涧挺进，准备“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毛泽东分析了胡军这一行动，认为现在的关键是“不怕胡军北进，只怕胡军不北进”，因此一面告诉彭德怀、习仲勋应避免同胡军作战，除以一部分部队同它周旋外，主力应隐蔽集结在机动位置待机；一面致电陈赓、谢富治，要他们推迟几天再发起晋南攻势，以便让胡军放胆北进。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只要胡军北进，钻入延安、子长、清涧、延川之间的山沟里，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发挥自己荫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饥疲饿困敌人，然后寻机各个歼灭敌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图，彭德怀在青化砭战斗后，用小部队不即不离地吸引胡军在千山万壑间游转了十二天，行程四百余里，使胡军疲困，一无所获。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作了这样的描绘：胡军“以十个旅组成横直四五十里左右之方阵，不敢走大路，专走小路，攻安塞，攻两延，攻瓦窑堡，到处扑空，现已显现疲困，逃亡颇多。我军仍在待机击敌。”⑨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彭德怀、习仲勋等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⑩
　　这以前几天，总部电台截获一个重要情报：驻清涧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八师二十四旅的一个团将赴瓦窑堡接防。据此判断：原驻瓦窑堡的整编第一三五旅将沿公路南下。毛泽东立刻致电彭、习，要他们“乘该旅移动途中伏击之”。彭、习迅速作了部署。十四日八时，整编一三五旅果然离瓦窑堡南下，十时左右进到羊马河以北，早已在此设伏的解放军立刻迅猛出击，激战八小时，全部歼灭该旅，毙俘少将代旅长麦宗禹以下四千七百余人，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二个胜仗。
　　羊马河获胜后，毛泽东致电彭、习和其他战略区，指出：“接彭习寒亥电，继寅有在青化砭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后，卯寒又在瓦窑堡附近将敌一三五旅（属一五师建制）全部歼灭。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莫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⑾
　　歼灭第一三五旅后，西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撤离羊马河战场，进入山区，隐蔽休整。胡宗南军主力又经过几日“游行”，数度扑空，携带的给养耗尽，疲惫饥困，不得不回到蟠龙基地进行休整补充。此后不久，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发现有解放军部队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地区（其实只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东渡）。根据这个错误判断，蒋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向绥德挺进，并命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封闭黄河渡口，乘机消灭渡河中的解放军。四月二十六日，胡军主力九个旅从蟠龙、永坪分两路向绥德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林出动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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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切注视着战场情况变化的彭德怀，认为良好的战机出现了，立刻在四月二十七日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提出：“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引者注：指瓦窑堡）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⑿毛泽东在二十八日六时收到这份电报，立刻复电批准，并且告诉他：“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⒀
　　蟠龙是胡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工事坚固。守军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连同地方部队，守备兵力达七千人。这一仗关系西北全局，很可能是个硬仗，和前两次的伏击不同。因此毛泽东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三十日，他又致电彭、习：要他们“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
　　蟠龙之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能否于胡宗南援军赶到前取得从事攻坚作战所必需的时间，而这一点又决定于援敌的距离，胡部主力距离蟠龙越远，所需时间就越有保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善于用兵的彭德怀立刻作出周密部署。他以第二纵队的三五九旅为主，又从其他各旅中每旅抽调一个排，伪装成野战军主力，沿咸榆公路同胡军保持接触，缓缓后撤，并在沿途遗弃一部分军需物资，造成狼狈溃退的假象，使追击的胡军敢于放胆北进（到蟠龙战斗打响后，这支伪装主力的部队又可以转过来担任对胡军主力的阻击任务）。野战军主力则隐蔽集结在蟠龙周围，进行攻坚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发动攻击。
　　五月二日，正当胡部主力占领绥德，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之际，蟠龙战斗突然打响了。激战到四日二十四时胜利结束，全歼守军六千七百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当放弃绥德仓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八日赶回蟠龙时，解放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军以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十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胡军一万四千多人，拖住胡宗南军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段历史，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白皮书》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述：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台湾一九五九年编写的《戡乱战史》也说：在西北战场上，“战斗进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署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则“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资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这些事隔几年、十几年后所作的评述，倒是多少说出了一些真情。

　　① 中央军委致陈粟，并告张邓，张黎电，1946年12月18日。
　　② 中央军委致陈谭电，1946年12月25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1、1212页。
　　④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2月1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6页。
　　⑥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37、338页。
　　⑦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页。
　　⑧ 中共中央致贺李，并告彭习电，1947年3月27日。
　　⑨ 毛泽东致陈谢并告刘刘，滕薄王电，1947年4月7日。
　　⑩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2、1223页。
　　⑾中共中央致彭习，并告朱刘，贺李，聂萧罗，林王，叶杨，刘邓，陈谢，滕薄王，陈饶粟谭，林高电，1947年4月15日。
　　⑿彭习致毛泽东电，194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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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转入战略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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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泽东的精心筹划下，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独特的形势中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
　　这里说的“独特形势”，是指：经过一年作战，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强弱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虽然已在几个战场上转入守势，但在陕北和山东这两个主要战场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攻势。在这种状况下，捉住战机，就果断地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巨大成功。这自然是独特的。
　　这里说的“独特方式”，是指：担任战略进攻任务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采取了不要后方，不是正面稳步推进，而是千里跃进的方式；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同时并存，密切配合，在战略上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独特的。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经历过长时期的审慎思考。全面战争爆发后，他曾三次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将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实行战略进攻的基本设想。
　　第一次：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他指出：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过去几个月已歼灭国民党军三十八个旅。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就可以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再向长江以南。毛泽东的这个分析，不但提出了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而且提出了进攻的主要方向，就是鄂、豫、皖和甘肃。
　　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毛泽东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的一份很长的指定“科长译”、“阅后付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蓝图作了更全面的描绘。
　　电报首先分析了过去一年作战的主要结果及当前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状况，指出：第一年我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二十四万人，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目前，敌军主力仍在南线，连被歼重建者在内，共一百五十四个旅；其中，山东八十八个旅，晋冀鲁豫二十六个旅，西北四十个旅。北线敌力较弱，包括歼灭重建者在内，共六十个旅；其中东北二十四个旅，晋察冀、晋绥四十个旅。后方守备兵力三十个旅。全国敌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现有兵员一百五十万人。此外尚有数量巨大的特种部队、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后方机关人员。一年作战，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我方山东有二十七个头等旅；晋冀鲁豫（不包括陈赓部）有十三个头等旅，十四个二等旅；西北有陕北六个旅（其中四个旅是晋绥西调的），陈赓四个旅，晋绥三个旅；晋察冀有九个头等旅，四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旅三十二个。我全军共计一百一十二个旅，九十万人。此外，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军事机关四十万人。
　　接着，电报提出了全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方向和部署，指出：“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一百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为此决定：“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陕、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①
　　第三次：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刚两个月，许多人对整个局势的发展还没有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向各区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全面地阐述了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构思，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毛泽东特别强调“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②
　　在“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意图下，毛泽东精心筹划了南北两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计划。
　　在南线，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在华东人民解放军举行的鲁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而由中原突围进到陕南、豫西和鄂西北的李先念部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告诉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要他们在三、四两个月内，在陇海路南北广大地区灵活作战，将这个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以便吸引邱军及其他薛、顾主力来此而歼灭之，大约在五月间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动”，以支援李先念部。③他还告诉华东的陈毅、陈士榘、粟裕、谭震林，要他们在鲁南战役结束后准备在陇海、台枣两线“打几个大歼灭战，开辟向南进攻的道路”。④一月二十四日他又致电华东领导人并告刘邓：“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息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向，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⑤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具体规定南线的两大主力——华东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外线出击的时间和方向。
　　由于战场实际情况的迅速变化，毛泽东在以后对这个计划又作过三次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