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金冲及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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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走向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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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农民，毛泽东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①
　　陶行知当时所提倡的乡村教育，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一九二三年一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东，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白果乡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在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农工会搞了一些平粜阻禁的斗争。白果乡正好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他自然不能容许，在十一月派兵镇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辟农运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中共三大。
　　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②。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中共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认为农民运动还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自己，一时也无暇去做。
　　但中国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毕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的一篇文章。③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运的情况，说：“由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时机似乎已逐渐走向成熟，关键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正巧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
　　农村过年，拖的时间长，又是农闲时节，毛泽东一回来，看望他的乡亲不少。他和杨开慧也四处串门。他接触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带到长沙的学校里当校役、这时刚从安源矿上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社会调查。
　　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一九一八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④。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六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的这些最早成员后来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毛福轩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都那样努力，一直担任到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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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后，毛泽东还注意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党，于七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指派共产党员李耿侯、钟志申等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工作。这方面的活动，当时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如七月五日：“民校（国民党——引注）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题；三、乡村的教育问题。”八月一日：“晚饭后，邀请国校（国民党——引注）同志到吉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又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席。到十一点钟才散会。”
　　当时，湖南仍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国民党基层组织同共产党、农协一样，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大多利用“雪耻会”的名义进行。贺尔康七月五日日记说到的“反帝国主义问题”，就是指毛泽东召集国民党区党部会议，商量在各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问题，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雪耻会来源于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向抗议的群众开枪，打死十三名工人、学生，伤者更多。全国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抗议怒潮。湖南许多地方成立了“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这些正是国民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
　　不过，农民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泽东深知这一点。
　　七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便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萝筐等，连夜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闭粜。这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对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贺尔康在日记里还有许多记载：七月十二日，“下午润芝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门——引注）。”“九点钟，国校（国民党——引注）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虽（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共产党——引注）人也随时到了几个，等到六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共产党、雪耻会、农协负责人合称——引注）开会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的常会期”。“晚同润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引注）开会，十二点钟时才返”⑤。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⑥
　　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遽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⑦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书生意气”了。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时，他正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三月十九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⑧。此前已有五届毕业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宫。经过筹备，这届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收有来自二十个省区的三百二十七名学生。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
　　毛泽东从六月初开始讲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毛泽东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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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农民运动篷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这时，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翟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都的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在毛泽东完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时，北伐军相继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前锋直指武汉。农讲所的目的，本来是要把经过训练的干部派回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发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九月间结束。学员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送走农讲所学员后，十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武昌，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最近政策等大问题，历时半月。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人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国民党左派还稍多一些，再加半左派，“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孙科说：‘即〔只〕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⑩会议发表宣言，重申继续执行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一月上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携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共中央农委原已决定设立，但组织一直没有健全。毛泽东到任后方才正式办公。
　　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立刻把自己的重点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对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准。这个《计划》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统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历来的主张。“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这个以重点带动全局的设想，使全党的农运工作有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计划》还要求“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不愿只是坐在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目前农运计划》，十一月下旬他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在南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林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载：“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矣”。⑾第二天，他们又一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以争取支持。晚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请林伯渠、毛泽东等。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后来他把此事写进回忆录《洪波曲》，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二十九日作出决定：江西选送一百五十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三千元。林伯渠在这天的日记中说：“十一时开十一次政委会，议决农讲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⑿
　　这时候，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湖南后，成为农运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人，农民协会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并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的工作。
　　像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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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⒀。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人利用。联合阵线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商农讲所事情。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分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错误地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案说：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和他的日益向右并不是这种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推行的实际结果，只是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在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会上不少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广东区委的负责人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⒁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毛泽东还在会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些重要提示都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以十二月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了。陈独秀本来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已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当然他这时的考虑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几个月后他曾解释说：我后来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⒂
　　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⒃十二月十七日，他从汉口到了长沙。
　　正在举行的湖南农民、工人代表大会在二十日下午联合举行欢迎会，欢迎会的《通告》上这样介绍毛泽东：“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欢迎大会主席在致词时，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⒄。
　　工农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提出许多问题，由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整理，请毛泽东一一作了解答。他还参加了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四十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⒅。这同“十二月会议”的方针明显地是两条路。
　　接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下乡考察农民运动。行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作好考察工作”。
　　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
　　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滚。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取消了“民生主义”。在银田寺，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
　　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也有坏消息：当他到衡山县城时，得知县监狱里竟关着一些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去。毛泽东还在醴陵见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罗在这里担任中共的县委书记。
　　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他们戴高帽子游乡，甚至枪毙罪大恶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毛泽东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也使他忧虑不已。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中共湖南区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给中央的《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说：“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紧接着，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住进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未必周全，但他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中的事实。毛泽东还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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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最后一句话，是针对陈独秀说的。陈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目前还只能是宣传，不能实行。
　　一回到武汉就赶写出这封信，可见他心情之急迫。他是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些来自革命实践的呼声啊！然而，这封信对中央并没有发生作用。在信的末尾，他说考察的“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指中共中央——引注）处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引注）”。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有两万多字。“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毛泽东太忙了。几天之内，毛泽东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三十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从湖南农村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正在筹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同时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提议得到批准。于三月七日开课，学员有来自十七个省的七百三十九人。
　　设在武昌的中央农讲所明确地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⒆为此，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⒇。
　　在主办广东第六届农讲所时，毛泽东就注意到学员的军事训练，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规约》中，更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天训练两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军事训练每天增至四个小时。这期有许多学员在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其中有一个陈慕平回乡后在井冈山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里做事，对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面起了作用。
　　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政府。要解决农民问题，仍需要在国民党内尽可能地统一认识。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十六日，全会正式通过《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致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这些提法，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
　　从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审查会。这时正是四一二政变的前后，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成为更加紧迫的问题。土地委员会每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往往成为会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
　　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21)这确是解决当时武汉政府面对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没收土地。“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22)
　　怎样实施没收土地呢？毛泽东提出的步骤是：一般地说，先搞“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搞“经济没收”，即“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但不同地区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23)
　　会上的争议很大。最后议定：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都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会议相应地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
　　五月九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位土地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地委员会报告》，并附上七项决议案，“敬候”“核夺”。

　　正是这一天，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结束了。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三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上。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军队进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汉方面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们“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既要对付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又要继续北上讨伐旧军阀张作霖，处境艰难，内部情况又很复杂。怎样在这种极端危急的状况下拯救革命，怎样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怎样看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样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成为党的五大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开幕。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要争取领导权，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只是在突变的形势面前的脱离实际的空谈。一回到现实，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身上，认为这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等采取一味迁就的政策。会议期间，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大会选出三十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十四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仍当选总书记。
　　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一如既往，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仍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内容也限定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所议决的范围内，同时还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上是要先取得汪精卫的同意。
　　汪精卫能同意吗？当然不能。于是，前面所说的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空话。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毛泽东曾解释过他当时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说到的“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24)
　　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果然急转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所部独立十四师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毛泽东组织中央农讲所的四百余人枪编入叶挺部队，配合讨伐叛乱。
　　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史称“马日事变”。六月三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他还和蔡和森在武汉租界的一家旅社里接待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并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25)。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时，又以大量事实说明马日事变的真相是许克祥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六月十日，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九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会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势所必然。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连续发表四个《训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严惩屠杀民众的反动派，揭露蒋冯的徐州会谈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还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先后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三个月后，蔡和森解释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26)
　　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从眼前的紧迫形势来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这样，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随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最终靠什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就被召回武汉。七月四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

　　① 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讲中，谈到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时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4页。
　　③ 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1924年1月5日《中国青年》。
　　④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⑤ 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394页。
　　⑥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⑦ 王淑兰60年代的回忆。
　　⑧ 绮园：《第一届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
　　⑨ 绮园：《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
　　⑩ 《国民党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
　　⑾《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⑿《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页。
　　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04页。
　　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⒃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⒄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338页。
　　⒅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
　　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1927年4月4日。
　　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盛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21)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9日。
　　(22)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2日。
　　(23)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22日。
　　(24)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的批注。
　　(25)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页。
　　(26)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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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霹雳一声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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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七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还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句话是针对着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而说的。他们在这样紧急的局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没有研究如何应付武汉政府随时可能背叛的严重局面，一旦突然事变发生，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只过了十一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
　　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许多共产党员根本没有精神准备。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在大革命时期习惯于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各级党组织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剧变的局势，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①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来。在国民党已经实行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时，不这样做，就等于坐以待毙。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李立三在两年多后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②但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八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③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缴租，对五十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中共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④
　　八月七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这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法。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⑤。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认为：一、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三、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⑥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⑦
　　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⑧毛泽东所以能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重要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育下，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后的行动。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⑨在此之前，中共湖南省委也有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八月九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提出的“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强调说，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⑩。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将近四十年后，他先后同两批外国朋友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⑾“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⑿当然，从“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到学会打仗，这是需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的。
　　他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长沙。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认真的调查。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⒀这些新的认识，都是他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
　　带着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从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他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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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是同样的规定。中共中央还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泽东便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第三，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决定的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并且提到：“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四，暴动的区域。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起变化。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据省委书记彭公达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⒁
　　八月十九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报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许多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乏经验。能够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如此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实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难怪瞿秋白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要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⒂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后，在八月二十二日召开常委会研究。在讨论中，有的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说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⒃。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虽然在原则上表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又批评说：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且提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如果就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对的”；还主张在土地问题上“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这些批评和指责，显然是脱离实际情况的，说明中央要改变已有的成见、倾听并接受毛泽东来自实践的呼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央复信“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第一，“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第二，“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明确的暴动纲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对斯诺说：“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认识也逐渐有了变化。时隔三周，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⒄。然而，中央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仍和毛泽东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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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局势，不容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之间的争论充分发展下去。
　　当时，在湘赣边界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在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措施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决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
　　八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警卫团为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驻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师长。此外，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可以合编为一个团。这几支部队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的主要力量。
　　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他走前先送杨开慧回板仓，要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管好三个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的最后离别！
　　九月初，毛泽东穿着农民服装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会议讨论了军事和农民暴动的布置，确定分为三路，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起义，进击湘东，会攻长沙；同时布置了湘赣边界各县的农民暴动，以配合军事行动。在这三路中，以中路为主力军。那就是驻在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准备会合驻在修水的警卫团，一起向浏阳进攻，“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会议决定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会后赶到铜鼓，直接指挥这一路的行动。对安源工作也作了布置：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暴动后进攻萍乡和醴陵，对长沙取包围之势，但决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⒅。
　　九月六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常委决定的暴动日期：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他立刻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在铜鼓的第三团下达起义计划和部署，通知他们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名称统一定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要他们立刻将这个决定和行动计划向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转达。
　　这时，国民党内两派间的宁汉对立没有结束。唐生智的主力当时还在东征前线，湖南的兵力比较薄弱，但他们仍在加紧镇压活动。八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致电驻防萍乡的师长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调集其他军队准备呼应。九月六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长沙市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随即宣布：从九月八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⒆
　　毛泽东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不料，走到湖南浏阳张家坊村，被民团巡逻查房队抓住，在押送民团总部的途中，机智地脱险。这段经历，他在三十年代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过：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⒇
　　他于九月十日到达铜鼓的第三团（那就是原来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团部，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而在这前一天，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按原定日期爆发；湖南省委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在修水率第一团宣布起义，但没有来到铜鼓同第三团会合，而是单独向平江方向推进。战斗打响前，去武汉报告工作的卢德铭赶回部队，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总指挥。十日深夜，安源工农武装和矿警队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向萍乡方向前进。这就形成三路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的态势。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21)
　　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个计划本来是难以实现的。当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十一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在十四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团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在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因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几乎全部溃散。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湖南去调查时，夏明翰告诉他：“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22)毛泽东看到这种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受到严重挫折。九月十五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在湘赣边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立刻需要作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方面，以往也只有过向城市进攻的经验。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下，这样做只会导致全军覆没。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时，这个决心是很不好下的。
　　九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23)。
　　对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这个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时说道：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俄国搞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24)，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
　　当时，南下的路途上也充满险情。在这前后，湖南省国民党当局已调兵到浏阳一带“追剿”；江西当局也派兵到铜鼓、萍乡一带“堵击”。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给工农革命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沿湘赣边界南下。因为湘军战斗力强，赣军战斗力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时围追堵击。毛泽东头戴竹笠，走在战士行列中，同战士交谈，鼓励战士们勇敢向前。行军途中，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又得到了证实。但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
　　工农革命军的行军路线几乎是直线向南的，当进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不能通过，便改道在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向莲花方向前进，因为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损失三百。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只有二十三岁。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这已是九月二十五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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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挫再挫，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关押的有九十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毛泽东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
　　这时，起义军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原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真正放在眼里。前委从安源通知他率第一团到铜鼓和第三团会合进攻浏阳时，他没有理睬，却自行下令进攻平江，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只是“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25)。到文家市后，他又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但原来是他上级而又坚决支持前委的总指挥卢德铭已回部队，对他还有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便越来越明显起来。进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去参加他召集的军事会议，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严厉地批评他：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余洒度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开拔，朝永新方向前进，因为天色尚早，毛泽东提议再往前走十里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又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行军途中十分艰苦。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绳擦破，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同他一起行军的谭希林回忆道：“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这使他同战士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当时的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26)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很难继续前进。
　　起义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九月二十九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五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而余洒度这时对起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27)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十月三日，毛泽东在部队离三湾出发前，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全体指战员作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28)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在继续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起义军当天到达宁冈县古城。宁冈是一个深山中的偏僻小县，古城曾是县城所在，这时已很荒凉，人口稀少。在这里，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参加的还有前来联络的宁冈县委（当时称区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部文书陈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对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方武装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改造，并尽快先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是在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作出的反应。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主动地选择要走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只是在国民党对它使用武器后才不得不拿起武器的。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说：“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29)他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30)这就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这里所讲的“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对毛泽东自己来说，便是在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实行了“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21页。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67页。
　　③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7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页。
　　⑤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⑥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⑦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58页。
　　⑨ 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0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8月9日。
　　⑾毛泽东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年3月23日。
　　⑿毛泽东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2日。
　　⒀《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央通讯》第3期。
　　⒁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96、97、100、101页。
　　⒂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9月28日。
　　⒃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8月22日。
　　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70、372页。
　　⒅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21页。
　　⒆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3日。
　　⒇《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52、53页。
　　(21)这首词，作者后来作过修改，将其中的“修铜”、“便”、“平浏”、“沉”，分别改为“匡庐”、“要”、“潇湘”和“愁”。
　　(22)《任弼时报告》，192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3)《苏先俊报告》，1927年9月1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26—127页。
　　(25)《余洒度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33页。
　　(26)赖毅：《毛泽东同志在连队发展党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76页。
　　(27)《熊寿祺关于秋收起义的几次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53页。
　　(28)谭政：《三湾改编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41页。
　　(29)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4年6月23日。
　　(30)毛泽东同出席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一些国家与地区代表的谈话记录，1964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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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上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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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陈伯钧回忆说：“敌人在山的周围转一圈要一个星期，我们只要一天时间，就能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打击敌军。”①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这里确实是一块理想的落脚点。
　　这里过去长期有“山大王”，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
　　袁文才、王佐虽早年就参加绿林组织，但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一九二六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也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一九二七年七月，他们曾会同永新、永福、莲花的暴动队伍一度攻克永新县城，组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由王兴亚任总指挥，贺敏学、王佐、袁文才任副总指挥。这是王兴亚不久后在安源会议上发言谈到这两支队伍的由来。自卫军占领了永新县城二十多天，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五个团来攻，袁、王两部就退回宁冈、遂川境内的井冈山。刚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枪随同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也到了山上。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袁文才、王佐是当地人，他们的队伍在这一带有着不小的影响。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他们两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②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尽管他们存在一些弱点，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如果当时采取了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狭隘和鲁莽的做法，而不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很难设想能在井冈山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来。
　　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毛泽东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他从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的谈话中已经知道，他们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袁部有一百五六十人，只有六十支枪。于是，毛泽东向前委提议，准备一下子送他们一百支枪，将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前委成员听到这个大胆的设想，有的人表示怀疑，余洒度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说明，才以多数通过。（余洒度脱离工农革命军后，到湖南省委告了状，说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城市的指示，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并送了大批枪支。所以，这年年底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到中共中央汇报时说，“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③。）
　　古城会议后，毛泽东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那是十月六日。袁文才原来还有些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人，二十多条枪。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他就比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终没有出来。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一百支枪，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这是一个有六十多户人家的村子）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当然，问题并不是在一次见面中就能全部解决的。袁文才当时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④话讲得很客气，但显然又包含着推托的意思。至于王佐的态度如何，那时还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先向湘南的酃县方向挺进，筹些款子，熟悉周围环境，探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的情况，而把留守部门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了。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抵达酃县水口村，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社会调查。他从得到的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余洒度和苏先俊在这里脱离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毛泽东得知湘军正从茶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就派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第一营的两个连到茶陵游击扰乱湘军后方，打破它的进攻；毛泽东自己率团部、第三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在二十二日转入江西遂川县境。途中休息时，他同副连长张宗逊交谈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在遂川的大汾镇，部队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仓促应战，前卫的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以后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毛泽东率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员共四十多人，部队状况十分狼狈。当时担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吃饭时，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几个战士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饭后，毛泽东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⑤
　　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但仍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步行。随后第一营第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进到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下，还有一百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陈士榘回忆说：“我们知道今天要上山了，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一方面感觉到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加上三营被隔断，显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样子只有上井冈山，能得个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兴。”⑥这时王佐派人接应他们上山，部队在十月二十七日到了茨坪。接着，第一营的两个连也从茶陵赶到茨坪，部队的人多了。毛泽东等送了七十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他们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上，袁文才、王佐是有很大功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