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金冲及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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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要明了整个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不是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瞎说一顿。文章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适应正在变化的客观环境，毛泽东及时地指出，调查工作不能只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干部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所进行的寻乌调查，便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自然是针对以往许多人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或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状况提出的。文章中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已初步形成。毛泽东十分重视这篇文章。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它已经散失。到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找到。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三月十一日，毛泽东特地为它写了一段说明：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反对本本主义》的写成，反映出毛泽东在认识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飞跃”。这个“飞跃”，确实是他“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后”才产生的，反过来又可以使他更自觉地用来指导此后的实践。
　　一九三○年六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再次进入闽西，经武平到上杭，分兵发动群众。这时，闽西革命根据地已正式形成，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和各级民主政权已先后成立。根据地人口约八十五万人，占闽西各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并且出现了具有生产互助性质的耕田队。毛泽东到上杭县才溪乡进行社会调查后，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和耕田队长会议，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要求把耕田队改成互助组；教育区乡工作人员依据群众自愿入股原则，创办出售油、盐、布匹和收购土特产品的合作社，来促进物资交流，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
　　六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汀县南阳（现属上杭县）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通常称为南阳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汇报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半年来的形势和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会议讨论了经过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决议中明确规定，对土地分配除原有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增加了“抽肥补瘦”。
　　以后，毛泽东在这年十月又做过兴国调查。这次调查的特点是：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而没有这种调查，就不能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他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毛泽东在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⑥
　　第二年二月，毛泽东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有关通告的精神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他在信中先分析了当地农村工作面对的实际问题：“现在春天到了，各地农民动手耕田的还很少，这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原因之一是田没有分定。信中说：“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信中要求省苏维埃政府通令各级各地政府贴出布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⑦这样，又纠正了井冈山以来《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经过实践中的反复探索，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一个通知中写道：“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⑧有了后一条补充，就把《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表述得更加完整了。
　　毛泽东在长期的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极端重视对实际事实的周密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客观事物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和变动状况，集中群众智慧又经过审慎的深思熟虑，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来指导工作，而不是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第二手材料，轻率地决定政策。这种科学的工作方法，自觉地贯穿在他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并用以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这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原因。离开这一点，便谈不上真正理解毛泽东。

　　① 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② 毛泽东复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
　　③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
　　④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2页。
　　⑤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42、43页。
　　⑥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82、183页。
　　⑦ 毛泽东：《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1931年2月28日。
　　⑧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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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不打南昌打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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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并召开南阳会议的时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错误，同两年多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又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
　　李立三起草的决议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些主张，自然同毛泽东等坚持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①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同时，又以强硬的语调提出：“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②
　　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南阳开了一个星期后，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长汀县城继续进行。“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作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③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赶到长汀，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传达中共中央精神的报告。据涂振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会议接受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正是非常混乱，走向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非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④
　　对涂振农传达的意见，毛泽东、朱德曾表示反对。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他又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⑤尽管如此，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
　　联席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一万多人，内有共产党员四千人，有枪七千支。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⑥。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毛泽东、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中共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二十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⑦二十四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营。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樟树召开中共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七月二十七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朱德、毛泽东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作出解释。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⑧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月七日，毛泽东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报纸，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中原大战爆发后，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长沙防御力量薄弱）。几天后，又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向湘赣边境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十八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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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毛泽东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什么？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进行讨论。据滕代远后来回忆：“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二万多人也打了长沙，现在四万人还不能去打吗？”⑨当时红军士气旺盛，但还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毛泽东、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毛泽东、朱德于八月二十四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二十九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⑩然而，长沙守军坚持凭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甚高。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在九月一日晚，发出在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三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被红一军团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十日，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对长沙的总攻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十一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十六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大家认为，李、张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⑾
　　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他在报告中强调：“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⑿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实际教训，毛泽东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抵株洲时，部队缴获了国民党政府在内部印发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八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⒀看到中央这个指示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些干部又主张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毛泽东深知，无论进攻南昌、九江，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奏效。九月十三日，他在株洲召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时“革命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许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为袁州会议）。会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等坚持株洲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⒁
　　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并且带来中共中央的一封指示信，里面说：“我们预料你们（注：指一、三军团）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注：原来的红六军已改称红三军）、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说服了他。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会议终于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⒃这样，就最终放弃了再攻长沙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立刻进攻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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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日，毛泽东和朱德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部队行进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十月四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

　　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大批地向江西南昌集中，准备对红军发动“围剿”，而红一方面军内部却又争论起攻下吉安后打不打南昌的问题来。不少干部仍坚持按照中央原有决定去攻打南昌、九江。毛泽东从攻打长沙失利的教训中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理由，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
　　根据这个决定，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从十四日拂晓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
　　毛泽东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十月十七日抵达峡江县城，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将结束。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⒄
　　会后，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九江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十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毛泽东在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暂以七天为期。”⒆二十九日又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区延长工作三天”。⒇这样，部队实际上不再向北推进。
　　鉴于局势日趋严重，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三十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当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21)
　　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22)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23)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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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十月三十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十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25)，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26)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从离开长汀西进到罗坊会议这四个月间，毛泽东和他率领下的红军走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那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十六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27)到一九三○年十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四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中，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①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6月9日。
　　② 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
　　③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8页。
　　④ 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报告，1930年9、10月间。
　　⑤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页。
　　⑥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可以确认它是从中央带来的。
　　⑦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1页。
　　⑧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⑨ 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2页。
　　⑩ 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1930年8月31日。
　　⑾关向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0年10月14日。
　　⑿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⒀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⒁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⒂中共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
　　⒃毛泽东给南方局即转中央信，1930年10月14日。
　　⒄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
　　⒅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19日。
　　⒆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4日。
　　⒇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9日。
　　(21)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2)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64页。
　　(24)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1967年），《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54页。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2页。
　　(27)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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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打破三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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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农武装割据所以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的分裂和战争，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力量。一九三○年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华北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的紧张关系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经过近四个月的酝酿，终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万人。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军队纷纷调离原地。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其中的谭师以及张师一个旅就先后调往广东、河南作战，到中原大战结束后才返回江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严重分裂和战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到十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
　　这种“围剿”和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一省的“进剿”和几省的“会剿”还只是局部性的行动；这时的大规模“围剿”已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
　　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蒋介石正处在兴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调集了十万大军投入第一次“围剿”，以为可以很快把红军荡平。十月二十八日，鲁涤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十一月二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五天内集中，推进到袁水流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在这里同红一方面军决战。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已在三十四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二百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县、区、乡、村分别建立起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这就为红军提供了得到民众全力支持的广阔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是以往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还不曾有过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的袁水流域处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区。
　　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的正确作战方针。但要使这个正确方针为大家所接受却并不容易。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路线”。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坊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①
　　“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已转移到赣江以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山区退却。十二月一日，到达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同月十二日，由于肃反中的错误而发生富田事变，红二十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将该军开往赣江以西。十五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转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岗地区隐蔽集中。
　　鲁涤平指挥的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后，才知道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转移，扑了个空，立刻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进攻，仍不知道红军主力所在而接连扑空。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任命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各路兵力继续向根据地中部地区推进。但国民党军队一进入根据地内，就陷入困境，在这一带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区中，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红军却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后，在十二月上旬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大家认为，“进剿”敌军虽有十万，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消灭这两个师，这次“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而红一方面军有四万余人，如果一次打对方一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
　　为了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充满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将毛泽东在黄陂会上的发言《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作为反“围剿”的宣传材料印发。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②会上，他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他还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这些分析，大大增强了苏区军民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
　　毛泽东十分重视“慎重初战”的问题，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打。打击的目标，最初选的是离红军隐蔽处最近的谭道源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接连两次冒着严寒在谭师将要开到的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地将该师歼灭于运动之中，但因谭道源不敢孤军深入而没有打成。红军立刻撤出阵地，继续忍耐待机。夜里，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③
　　就在二十八日那天，鲁涤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一向骄横的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得知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以为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立即出动，把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后方，亲率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在第二十八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龙冈推进。
　　龙冈接近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设伏的好场所。张师出动的当晚，毛泽东、朱德向全军下达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④第二天晚八时，毛泽东、朱德乘张师刚刚进占龙冈、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机会，下达攻击命令。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细雨浓雾。毛泽东、朱德步上龙冈、君埠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⑤
　　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入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在这里设伏的红军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退路又被切断。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激战到下午六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以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张辉瓒。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它的前半阕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一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取谭道源部第五十师。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五十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仓皇退走。
　　在五天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围剿”军一个半师一万五千多人，缴枪一万二千余支，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龙冈战斗结束后，鲁涤平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其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之语。蒋介石回电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⑥
　　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二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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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蒋介石遭到这次打击后决不会就此罢手，一定会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因此，立刻抓紧战备，特别是发动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迎击新的“围剿”的准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在几县交界处摧毁了不少地主豪绅武装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健全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地方武装；并在根据地各县境内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给养和经费。红一方面军还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些部署，为打破新的“围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二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四月初，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惨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⑧
　　依据“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三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同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根据地北部边缘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毛泽东随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的青塘。
　　这时，苏区的领导机构已有了变化。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⑨
　　三月十八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二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次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
　　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⑩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⑾
　　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周以栗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赣西南和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等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⑿他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⒀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朱德立刻在四月十九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⒁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二十五天，隐蔽待机。
　　毛泽东在龙冈时，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进行深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不少问题上给予支持。四月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讨论反“围剿”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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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⒂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中各军都召开誓师大会，并利用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向全体军民印发了《第二次大战的八大胜利的条件》的文件。
　　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内隐蔽在东固这个山区，毕竟会带来一些困难。一些指战员求战心切。有些人还认为：要进攻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部必须先穿过蔡廷锴、郭华宗两师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说这是钻“牛角尖”，过于冒险。毛泽东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在隐蔽待机过程中，传来过几次不确实的情况，很影响人心。毛泽东始终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等了二十多天，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五月十三日晚，毛泽东、朱德果断地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为了准备应付可能意料不到的情况，命令中还提出，要作出敌军十四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⒃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在第二天同彭德怀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傍晚，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截获公秉藩师部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通报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⒄这就证实了白天获得的情报。毛泽东、朱德决定：全军主力立刻从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钻过这个“牛角尖”，突然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各路红军奉命于清晨出发，快速行进。毛泽东又赶到准备正面进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刻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行程，争取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五月十六日拂晓前，毛泽东带着电台和警卫排登上白云山。接着，朱德带着总部少数人，在同行进中的公秉藩师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性的接触后，也登上白云山。他们一起在白云山指挥所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使毫无应战准备的公秉藩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仿佛遇到飞将军从天而降。激战到下午五时许，将该师大部歼灭。公秉藩被俘后，装作一般俘虏而获释。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红三军团当夜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首战告捷，给以后的连续作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五月十九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猛烈地向东横扫，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吉水县白沙歼灭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一个旅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残部。在藤田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闻讯星夜撤往永丰。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胜仗。
　　白沙战斗后，红军继续向东横扫，扩大战果。这时，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正奉命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师，它的先头部队一个旅于五月二十一日抵达中村。第二天上午，红军向中村发起攻击，歼灭该旅大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胜仗。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宁都县南团。苏区中央局因不便长期随军行动，留在永丰县龙冈。为了统一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的地方工作，重新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德怀、林彪、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中村战斗结束后，已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慌忙经广昌向南丰撤退。毛泽东、朱德于二十四日晚十一时下达“方面军决取捷道先敌占领南丰城”的命令。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在宁都和广昌交界处的洛口圩严坊村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方面军主力在第二天开到广昌县城西北的古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的毛、许、胡三个师。⒅
　　二十六日，毛泽东随总部进驻古竹，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据当地农民报告，朱绍良部三师已全部集中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⒆决定改变原有的全力攻取南丰的部署，而先集中主力进攻广昌。五月二十七日，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夺取广昌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后死去。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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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昌，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鉴于国民党军朱绍良部的三个师向南丰退却，桥梁又遭破坏，已追赶不上，同时从整个战略形势考虑，会议决定再次调整作战部署，不攻南丰城，改为向东打国民党军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夺取福建的建宁县城。⒇
　　建宁，地处闽赣边界，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但刘和鼎没有料到红军主力会那样快地运动到这里。五月三十一日，红军出其不意地突袭建宁县城，歼灭刘和鼎师三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缴到的西药就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胜仗，也是这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次战斗。
　　从五月十六日起的半个月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又兴奋地填词《渔家傲》：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重大分裂：在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后，反蒋各派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广州另行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积极部署向湖南进攻。红军进驻建宁县城的第三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当时的估计：“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21)会后，红军主力分散在闽北一带攻占宁化、将乐、归化、顺昌、永安等县，并在当地筹集给养和款项，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比红军的预计来得早得多，规模也比第二次“围剿”大得多。
　　六月六日，蒋介石发表《为“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宣布他即日将亲赴江西指挥作战。二十二日下午，他乘军舰从南京到达南昌。二十四日，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指挥的左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其中大多是从中原战场调来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从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据地腹地实施“进剿”，寻求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指挥的右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从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据地“进剿”。此外，还有预备军、守备军、防堵军、航空处等。集中的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
　　七月一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下总攻击令。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分路围剿，务期先将匪军主力击破，捣其匪巢，然后逐渐清剿，再图根本肃清。”(22)作战方法，因为他自恃这次进攻的兵力雄厚，也改变第二次“围剿”时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在根据地东西两侧实行严密封锁，而以重兵由北向南猛烈推进，企图在赣南歼灭红一方面军主力，再乘势直捣广东，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
　　从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到第三次“围剿”开始，中间只相隔一个月，比以前短促得多。总前委虽然预计到国民党军将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它在第二次“围剿”刚遭受失败后会来得这么快。当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时，红军的准备还很不充分：指战员在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人员也没有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时没有集中起来。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毛泽东、朱德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他们最初曾设想在闽赣边界布置战场，消灭进犯军一路，再及其他；但很快就发现这次“围剿”规模之大和来势之猛，立刻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下决心集中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具有良好群众条件的根据地内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七月十日前后，毛泽东、朱德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闽赣边收拢后，急行军回师赣南。由于国民党军队前进的速度很快，左翼军的陈诚部主力在十三日占领建宁以西的广昌，“我主力向赣南红区前部或腹部退却集中都已来不及，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23)这就需要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进剿”军进攻的锋芒，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背后。当时正值七月酷暑，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千里跋涉，十分艰苦，但情绪十分饱满。毛泽东和部队一起步行前进。七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于都县北部的银坑，同由广西突围后转战到江西的红七军以及原在赣南的红三军等会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隐蔽转移，于二十八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完成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军队进入根据地后，东奔西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却到处扑空。七月底，蒋介石、何应钦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中在它侧背的兴国地区后，立刻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这时，双方主力云集兴国附近，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应当从什么地方突破敌军的围攻？毛泽东、朱德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24)
　　为什么选择北出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因为当时得到的情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向兴国急进，其右侧的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但当红军主力开始北上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准备夺取富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计划，率部忍耐折回，重新返回高兴圩，另寻战机。
　　八月上旬，国民党各路军队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重兵密集，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狭小范围内。红一方面军已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危险境地。能不能突破敌军的严密包围圈，关系到红一方面军主力的生死存亡，成为放在毛泽东、朱德面前的严重课题。
　　毛泽东、朱德对面前的敌情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陈诚、蔡廷锴、赵观涛和蒋鼎文等部战斗力强，不易突破，而东面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由第二次“围剿”时的王金钰部改编而成）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他们决定将原定迂回敌军侧后的计划改为实行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方向突进。这是一个险着：南北都有强大的敌军，中间只有二十公里的空隙可以穿过。为了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红一方面军主力却在八月五日晚出其不意地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岭悄悄东进，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二十公里的空隙，于六日中午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
　　国民党军对于红军主力的东进毫无察觉。红军一到莲塘，就发现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正毫无戒备地开向莲塘，决定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七日拂晓，朱德、毛泽东指挥方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全歼该旅和上官云相听到枪声后派来侦察的一个多营，击毙旅长谭子钧，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莲塘战斗后，朱德、毛泽东挥师乘胜北进，包围驻在良村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当天下午一时，攻占良村，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守军残部逃向龙冈。
　　这两次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估计敌在我莲塘、良村战后，必将调兵东向，找我主力决战。善战者自然应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敌军大部调往东边，以便我向西打敌人的后方薄弱之处。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更靠东边的敌军毛炳文部为歼灭对象。”(25)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三天行程奔袭毛炳文师所在的宁都黄陂。八月十一日，冒大雨进攻，一举突入黄陂，歼灭毛炳文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歼其一部。第二天，方面军总政治部发的《黄陂战斗捷报》中说：“三次战争，我红军于八月七日在良村、莲塘消灭敌人之第三路进击军两师，取得第一步胜利后，接着于八月十一日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数，俘虏官兵六千余人。黄陂战争，我军开始猛攻，只一个钟头即将敌师全部打败”。(26)
　　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良村、黄陂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歼敌八个团一个营共一万余人，缴枪逾万，从原来的被动局面中夺回了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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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然进攻黄陂时，毛炳文和他的参谋人员慌忙撤走，连机密文件也来不及带走或烧毁。方面军参谋处从毛炳文师部缴获战斗前两小时才收到的一份紧急电报，是第六师师长赵观涛和第十师师长卫立煌发出的，内称这两个师正向黄陂开来，已进到离黄陂十公里的砍柴岗，中间只有一座大山之隔。毛泽东、朱德研究后，断定国民党已将主力掉头东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黄陂地区。他们立刻下达紧急命令：红军停止追击，迅速打扫战场，当夜撤出黄陂，向君埠以东君岭脑地区隐蔽集中待机。红军主力撤出黄陂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四个师赶到黄陂。由于红军已经转移，他们又扑了空。接着，国民党其他军队也对黄陂、君埠地区形成东、南、北三面密集的包围圈。
　　这样，红军又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的十分危险的境地。正如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所说：第三次反“围剿”以来，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两个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27)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君埠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而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用一部分兵力继续向东牵开敌军，掩护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回到兴国隐蔽待机。
　　会后，毛泽东、朱德针对蒋介石、何应钦“深恐我军东出抚州（即临川）”的考虑，命令红十二军装作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佯动，使国民党军队产生错觉，以为红军主力要北攻临川，吸引他们向东北方向调动。毛泽东、朱德却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迎着正向东大举开来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寻找空隙，悄悄地向西疾进。疾进时，严格规定不准点灯，不准抽烟，不准发出大的声音，从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只有十公里的狭窄缝隙中穿越过去。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再次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到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在深山密林里休整。红一方面军主力采取这样大的行动，从这样小的夹缝中穿插过来，丝毫没有被敌军察觉，充分体现了指挥员的高超指挥艺术和部队的良好素质，也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对敌军封锁的高度政治觉悟。
　　这时，国民党军队仍以为红一方面军主力还在东线，全力猛追。当方面军主力已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背后的白石、枫边地区得到休整的时候，红十二军继续牵着“进剿”军的鼻子往东北走，攀山越岭，忽东忽西，疲惫敌军。正如当时缴获国民党军官的家信中所说：“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28)到八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猛然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早已西去，急忙命令“进剿”军主力又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在白石、枫边地区从容休整了半个月。九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三县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隐蔽集结。
　　国民党“进剿”军主力一再扑空，使他们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在根据地同红军作战。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方面的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鉴于上述种种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29)。九月四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决定，命令左、右翼两集团军实行退却。
　　国民党军队的撤退，正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九月七日，红军一部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师一个旅。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向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三千人，打成一个对峙。打成对峙的原因是：蔡部战斗力强又占据有利地形，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是一个教训。十五日凌晨，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激战到九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其他各路进击军纷纷撤出根据地。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围剿”，是在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突然发动进攻而红军正分散在远离原根据地的闽西而又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国民党参加“围剿”的军队，人数比红一方面军多九倍，而且包括了陈诚等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红一方面军打破第一次“围剿”只用了一个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用了半个月，而打破第三次“围剿”用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时，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在地方武装和根据地民众的配合下，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除高兴圩打成平手外，都取得很大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七个团，共三万余人，其中俘敌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又一次破了产。

　　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都乘胜解放一些新的地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十月十一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十月十四日，他们下达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30)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先后解放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巩固了后方。
　　这样，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它的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在这三次反“围剿”中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31)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各方面的具体路线都已大体形成，从而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具体化。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这是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成果。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① 刘亚楼：《伟大的第一步》，《星火燎原》（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5月版，第3页。
　　②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48页。
　　③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8、41页。
　　④ 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2月28日。
　　⑤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8、41页。
　　⑥ 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45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43页。
　　⑧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⑨ 《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43页。
　　⑩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300页。
　　⑾《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3页。
　　⑿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⒀《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4页。
　　⒁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4月19日。
　　⒂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⒃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5月13日。
　　⒄《曹丹辉日记》，《江西党史资料》第18辑，第182页。
　　⒅《总前委第一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5日。
　　⒆《总前委第二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6日。
　　⒇《总前委第三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8日。
　　(21)《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1931年6月2日。
　　(22)《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3册。
　　(23)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1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9页。
　　(25)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5页。
　　(26)周以栗：《黄陂战斗捷报》，1931年8月12日。
　　(27)苏区中央局关于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经过给中央的电报，1931年10月18—24日。
　　(28)《白军官长的九封信》，《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第237、238页。
　　(29)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著：《剿匪战史》（1），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159页。
　　(30)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10月14日。
　　(3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