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连载：《国色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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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重庆（10）

　　谈起城投公司的变化，华渝生很是激动。对他的采访，是从“桥都”开始的——

　　“就在今天上午，美国著名的桥梁设计大师邓文中先生坐在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像重庆这样的城市，在三五年间，同时在主城区的长江上开工5座世界级大桥，并且一一都完工通车，这在世界建桥史上是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重复的历史。我们的黄奇帆常务副市长也曾多次自豪地说，重庆过去每届政府建一座大桥也感到吃力，但现在我们可以同时开工五六座有世界影响的大桥，仅凭这一点，足以说明重庆的发展速度和实力了。”

　　2001年，华渝生来到城投公司，当时的情形并不好。

　　“城投公司成立比较早，1993年就有了。在直辖市没有成立时的重庆，因为城市建设非常落后，听说上海有这样的城建专门公司运作城市建设后，也跟着成立了城投公司，当时政府没有经费，给了2000万元注册资金，但前5年发展很慢。当时主要靠政府拨付的资金和以市政府财政信用担保筹集资金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显然当时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尚无可靠而稳定的还款来源。但依傍着政府这棵大树，城投公司很快担负起了城市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投入资本金和融通建设资金的重任，并一年一年地不断扩大城市建设的规模。到了1996年、1997年公司就出现了问题：由于国家投资体制改革方案的不断推出，银行对财政担保的管理更严了，公司负债越来越严重，后来再通过银行融资就变得困难。这过程，我们用好地方政府有权进行重点企业债券发行的政策，在经市发改委批准后向全市发行了几次重点企业债券，使得公司又在困难中发展了3年。但到了1999年后，公司处在还债的高峰期。当时的重庆只有100个亿的财政收入，可我们城投一家就有60亿的债务，政府无法背得起这么沉重的债务，公司没有了政府资金支持，因而一度陷入困境。”

　　“我到城投公司上班的第一天，就突然发现我的手机被人打爆了……”华渝生一脸嘲讽地笑。

　　“怎么回事？”笔者问。

　　“倒霉的事呗！当时我们公司背的60多亿债务中有18亿的到期债务，其相当部分是以前委托证券公司发行的企业债券。现在到期了，得兑付人家买的债券。证券公司拿不到我们企业的支付款，它就付不了前来兑现证券的老百姓，这老百姓还不闹起来！证券公司没有办法，就在证券大厅里贴出布告，告诉那些准备兑现的老百姓，说你们要钱可以找城投公司，然后又在布告上把我和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手机、电话号码都写在上面。这还了得，那些要兑现证券的老百姓就拼命给我打电话……我哪能吃得消这个！”华渝生回忆当时的情景，依然有切肤之痛的感觉。

　　“证券公司也够缺德的。”

　　“不能怪人家，责任还在我们和政府方面。”华渝生说，“后来我赶紧去找市财政局长，并且拿了他们当时给我们公司开具的担保书，让他帮忙救火。可人家说：你是企业，我是政府财政，怎么可以给你还钱呢？我把当年他们开具的担保书放到他办公桌上，说发企业债券时是你们担保的，现在我们还不起，你们就该兑现担保嘛！为什么你现在不算数了？局长回答也干脆，说：那担保不是我要做的，是领导让我写的。我听后哭笑不得，心想：我们这个城投公司也是政府让成立的呀！干什么，花什么钱，怎么花法，不都是政府让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吗？！可政府和金融管理机制改变了，原来政府财政能管的事，现在不能管了。城投公司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当然，后来还是政府出面化解了这笔企业债券的还付资金。但从那时开始，特别是黄奇帆任副市长后，提出了新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思路，我们才真正走出了一条自我发展的新路子，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自我发展，更加有效地实现了政府对我们公司所赋予的职能，为新直辖市的城市建设飞速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坚实的资金保障，彻底解决了过去那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资本是死的，机制催生下的人的脑子一活后，那原先硬生生的资本竟能横生变数，变得令人难以想象！”

　　“给你举个例子。”经济理论家出身的华渝生，在今天再谈起经济问题时，满腹都是“实际例子”。他说：“城投公司的负债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的，负债结构极不合理，一是偿还高峰太集中，二是利息太高。其中最大一笔是香港中信泰富的1亿美元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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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重庆（11）

　　重庆出版社  何建明 著

　　华渝生说：“这笔债务是1998年为筹集滨江路重大市政基础设施而借的建设资金，公司当时将刚建成的李家沱长江大桥50％的专营权以每年14.5％的固定回报转让给香港中信泰富公司，期限为20年，相当于每年必须在税前向香港中信泰富公司支付1.34亿元人民币。但事实上，李家沱长江大桥每年收取的通行费远远到不了这个数。央行后来8次降息后，这笔负债更是高得离谱。我们城投虽然多次找港方协商，但由于没有实力，所以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也难怪，香港中信泰富公司当年以李家沱长江大桥50％的专营权条件，支持了当时财政非常困难的重庆新直辖市政府1亿美元的建设投资资金，人家很够意思。在经营李家沱长江大桥收费几年里，根本就没有办法赚回按协议中所说的每年必须在税前向对方支付1.34亿元人民币的回报，事实上李家沱长江大桥每年的收费根本达不到这个数字的10%。与港方签约的转让经营期限为20年，现在我们突然又向人家提出收回专营权，于情于理都不是很硬气。然而重庆要发展，尤其是主城区的交通因收费站过多已经严重影响了整个直辖市的正常运转，这种局面不打破，势必造成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所以在政府的授权与领导下，我们必须啃下在主城区取消收费站这块硬骨头。2001年底，黄奇帆副市长到任后，亲自出面与建设银行进行了艰苦的磋商，帮助我们城投公司获得了央行多次降息后的9亿中长期贷款，一次性回购了香港中信泰富公司的那笔50％的李家沱长江大桥的专营权，还款期为8年。这样一下使城投公司节约了财务费用14个亿，从而大大优化了负债结构。别小看这一步，它标志着我们重庆城投公司在整体发展上迈出了一大步，帮助城投公司重新获得了现代企业必须具备的实力、信誉及诚信度。”

　　水流动了，就会有江河。江河流动了，就会有湖泊与大海。有了湖泊与大海，我们的世界就壮美和多彩了。

　　在新投融资机制中，城投公司完全进入了良性状态。紧接着，城投公司又将几年前融资建设水厂形成的债务与市水务集团同步实施重组，借全市自来水提价之机将债务随同原本就管不了的资产剥离给水务集团，不良债务变成合理债务，又一下甩掉了8亿元的债务包袱。

　　“城投公司，顾名思义，就是为城市建设投资服务的企业，重庆直辖市成立后，就是履行政府所赋予的职责，把一个旧重庆建设成现代化的新城市，建成一流的大城市。在新的投融资机制下，我们很快获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生的机会。除了甩掉原有的重重债务外，政府又将原属市交委管理的115公里的城区道路和市政委管理的96公里的市政道路划转到了我们城投公司名下，一下壮大了城投公司的资产总量，提升了我们的信誉。2002年6月，我们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等四大金融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获得了总规模131亿元的综合授信。同年又与重庆市商业银行签署了20亿元的综合授信。151亿元的综合授信，使得我们城投公司有了为城市建设‘买大单’的实力和可能，所以下面的棋子就活了……”

　　“先说说我们在‘路’上做的文章。”善谈的华渝生滔滔不绝道：“你们外地人现在看到我们重庆那么多好的路，好的桥，可在几年前情况则完全不是这个样的。到处是收费站，2001年前，重庆主城区有7座大桥，一个隧道和18条收费道路，加上正在建的8个地方，共有40多个收费站。可以设想一下，在山城重庆并不宽阔的主城区内，本来路和桥就不多，费力修了几座桥和几条路，你到处是收费站，这个城市会有什么流动的感觉吗？40多个收费站其实就像40多道关卡，将整个重庆主城区卡得死死的。堵车依旧，而且有时反而不如以前没修路建桥时呢！老百姓可谓怨声载道。在建桥修路时，政府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半小时主城’，意思是说，从市中心以人民大礼堂为基准，半小时之内可以开车到达主城的每一个城区。可现在的情况不仅没有改善，相反路更堵了，我们搞城建的人是有苦说不出。花大钱修路建桥，结果路修了，桥也建了，交通仍然那么差劲，你说我们冤不冤？但问题总要解决。后来我们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用并不长的时间。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有了资金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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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重庆（12）

　　重庆出版社  何建明 著

　　进入2002年，市政府调整发展战略，赋予城投公司三大职能：城市建设筹融资的总渠道，主城区路桥建设的总账户，城建资金筹集所需土地的总储备。新的职能，给“城投”发展插上了翅膀。华渝生这位经济学家和管理行家也从此有了做“大手笔”的可能。

　　这年下半年，信用状况已经好转，并有了可靠偿债资金来源的城投公司，经国务院特批，向全国发行了15亿元为期10年的企业债券，这既是重庆企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企业债券，也是中国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中第一家经中央政府特批的向全国投资者发行并第一个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上市交易的企业债券，它标志了城投公司开始面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使新直辖市的建设融入了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大潮之中……

　　这一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导人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新一代领导人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新高度，开启了西部大开发的航船。重庆作为西部的唯一的直辖市，无疑有了一个新的大发展契机。华渝生他们的城投公司正是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依靠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决策先期优势，频频向那些影响重庆整体发展和西部建设的大项目“揽活”。

　　先是万州机场。这机场是重庆市的重点工程，事关重庆大城市、大农村整体经济发展和三峡库区建设，中央对这一机场特别关注，几年前就立项施工，至2001年底，由于原先的几家投资单位因无可靠偿债来源而在整个工程进展到一半时不得不停工。城投公司得知这一情况后，出资1.3亿元注册资金，完成了对万州机场公司53.85％的控股，弥补了万州机场建设的资金短缺，使机场重新进入良性建设，于2003年5月22日正式投入使用。万州机场的投运，对三峡工程和库区建设带来的政治意义和经济作用巨大，而身为大股东的重庆城投无疑是其中的最大赢家。

　　华渝生在向黄奇帆副市长汇报时，脸上的笑容不言而喻。而黄奇帆则告诉他：政府赋予你公司的任务还仅仅是开始。

　　华渝生连连应道：那是！那是！

　　别看华渝生在市长面前说话一副谦和样子，但回头他在市场的搏杀中却如一员战无不胜的骁将。万州机场成功运作后，华渝生立即又挥师到另一个项目上，即黔江机场。同样因资金无法落实的原因，这项直接关系到重庆东南翼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点工程迟迟不得开工。华渝生的眼睛真尖，万州机场刚刚出现曙光时，立即挥师南下，又以430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金控股了黔江机场的建设。而此次在投股的过程中，城投公司获得了黔江机场一带7000亩土地一级开发的资源。“这回我们城投公司，既使黔江机场迅速投入建设使用，支援了重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和国防建设，同时又为公司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银行’”——华渝生把掌控宝贵的土地储备资源比喻为自己公司的“小银行”。

　　黄奇帆副市长这回听华渝生“吹”他的黔江机场赚钱经后，先是笑了笑，然后话锋一转，说：重庆城市建设的好戏还在后头，可我们现在在外面的名声不怎么好。“渝开发”就是一例，你把“渝开发”给我弄活！

　　“渝开发”是重庆最早的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也是重庆的老牌国有企业，一直主营重庆城市房地产业。可由于公司经营不善，决策连连失误，造成巨额亏损。在交易市场上每股净资产降到了0.22元的水平，拖欠银行近2亿元债务，负债率高达92％，被证监会戴上“ST”帽子，在业界影响不好，给重庆房地产业的外部形象造成很不好的印象。搞经济的华渝生自然清楚“渝开发”的基本情况。

　　使命在身，亏本的事也要做，华渝生和城投人对此没有怨言。介入“渝开发”的债务清理，盘活存量，重新使其在交易市场上产生良好投资效果。这笔“买卖”是亏钱的，不过华渝生感到很开心：“我们通过市场经济的运作，使‘渝开发’很快起死回生，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以11个月的最快速度摘掉了‘ST’帽子的范例，证明了我们重庆人在资本市场上运作的能力。仅此一点，我们所花的一点血本也是合算的，何况‘渝开发’自摘帽后在资本市场上所显现的活力，不仅挽回了我们重庆人的面子，回过头来通过资本市场的更大融资，这几年为重庆城市建设再立新功的业绩更是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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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重庆（13）

　　“渝开发”一役，使城投公司在重庆建设的大战场上显尽了大家风范。自然，市民和官员们都对城投公司寄予了更大的期望。

　　于是，接手“烂尾楼”的事跑不了华渝生他们的城投公司。

　　重庆市的“烂尾楼”一度很严重，直辖前后出现非常多的“烂尾楼”，其数量和烂的程度不亚于海南。“烂尾楼”之所以“烂”，说白了，有两个原因：一是投资人看不到发展的前景，二是有前景却没有资金运作。重庆的“烂尾楼”是20世纪90年代两个特殊阶段形成的：第一次是在90年代初期，当全国出现一个大发展时期时，重庆跟着快跑，可后来发现这个处在西部内地的城市，没法跟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相比，于是投资者后来纷纷撤出，造成一批“烂尾楼”；第二次是直辖市建立初期，重庆有了历史性的机遇，于是大批本地和外地的投资人云集重庆想痛快干一把，结果发现这里的市场预期与实际经济状况不符，投资项目在资金方面根本运营不动，于是第二个“烂尾楼”高峰又出现……本已在城市建设上落后于其他城市一大截的重庆，破旧不堪的层面上又多出一片片惨不忍睹的“烂尾楼”。而“烂尾楼”通常对一个城市的形象之伤害是最严重的，它比落伍的城市更让人不能接受，因为落伍的城市像一个历史的老人，有它的独特魅力和韵味，而“烂尾楼”给城市的伤害如同一位产妇生下了一个断头缺胳膊的畸形儿，很可怕。它会阻隔一个城市历史和未来的联结。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来自大都市上海，曾主事过浦东建设和改造旧上海的工程，他懂得这一层道理，所以来重庆后对满目沧桑的“烂尾楼”现象，敏感而又着急。加速处理重庆“烂尾楼”是点活这个新直辖市生命原动力的重要的一步棋。

　　华渝生他们自然当仁不让，别无选择。

　　可是“烂尾楼”工程并不是那么好干的，当初的投资人也不全是智商很差的人，他们无奈撤出，每个项目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现在这难念的经要由华渝生他们城投人去念了。

　　地铁中兴花园是华渝生他们接手的第一个极有标志意义的“烂尾”样板。好家伙，城投人一进入这个“烂尾”工程，才知道它真的“烂”到家了。光理清官司就得用长江水来润嗓子，至于解决老百姓在搬迁安置中遗留的问题，你就是苦口婆心也未必能做得十全十美。但你既然接了这只“烫山芋”，华渝生等城投人就得准备把手烫破了，把嘴皮磨出血来……

　　华渝生是谁？他华渝生干不了这等活，当时市委和市政府就不会将驰骋在学界的这位经济学者放到“城投”上来。他华渝生自己虽然有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经验，主要的当然还是有市长、书记和一大批精干聪慧懂业务的城投人的全力支持与配合。

　　地铁中兴花园在城投人接手后，通过一系列艰苦、艰难的司法途径，理清了乱如麻的债务链，并通过对其资产的整体包装、重组、整合等措施，一举成功地实现了二次转让。新投资商很快使这一在重庆影响颇久、颇大的典型“烂尾楼”获得了新生。

　　当新地铁中兴花园迎来业主入住的时候，重庆市民仿佛从此进入了现代居住生活的历史新阶段，仿佛第一次有了现代都市人的感觉。

　　之后，重庆市民们从电视和报纸上一个整版一个整版地看到了那些漂亮如画的诸如什么“白云湖度假村”，还有雄伟气魄的“海联大厦”、“华侨大厦”、“信合大厦”、“养花溪大厦”等居民住宅新村和商业楼、写字楼纷纷亮相。市民们当时可能并不清楚，其实将这些曾经“烂尾”得一塌糊涂的居民新村和大厦重新获得新貌和生命的正是华渝生他们城投人。现在重庆重要的对外活动和主要经贸场所——国际会展中心，也是在这个时候由城投人完成对它的“起死回生”工作的。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会展中心，无论从占地面积，还是内外的设计与建筑及功能，堪称一流，它给重庆带来的城市形象和经济发展绝非数字所能衡量的，重要的是对重庆人那种大直辖市和国际大都市概念上的心理影响！自然，后来发展起来的“会展经济”也在重庆出现了。这是重庆直辖后融入世界经济的另一种标志。

　　华渝生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感。城投人更不用说，他们是这个城市的舞龙人，是让这个城市所有的物体和生灵全都舞动起来的人，他们当然最快活和最幸福。

　　重庆出版社  何建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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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重庆（14）

　　重庆出版社  何建明 著

　　“投融资的新思路，激活了重庆原来资金层的一湖死水，使直辖市的发展如长江、嘉陵江一样奔腾起来。近几年，重庆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城大了、城新了、城更美了！这其中，横跨在长江和嘉陵江上的大桥多了，是一条条如充满生命活力的巨龙，让这个城市从根本上舞动了起来……”华渝生最得意的还是他们城投人参与建设了令重庆人引以为自豪的那么多大桥。

　　从石板坡长江大桥复线桥，到菜园坝长江大桥、嘉华嘉陵江大桥，从鱼洞长江大桥到朝天门长江大桥……城投人将巨龙舞动到哪里，那里就掀起一片沸腾的世界，那里就呈现一个繁荣的天地。新重庆也因此从渝中半岛向南岸北部、向左右东西不停地延伸，不停地扩展，直至显尽山城的风光，直至显尽江城的妩媚，直至显尽新直辖市的所有独美——这独美中，夜景和晨光中的大桥无疑是最美的。此刻的一座座飞跨两岸、联结这个古老而新兴城市的大桥，或通体载着各种缤纷的灯饰，或满身披着绚丽的霞光，远远看去，就是一条条舞动着的彩虹，使得这个原本分割的、有一些呆板的城市，变得生动，变得多元，变得丰富，甚至有些娇艳而浪漫，令人飘然陶醉，流连忘返。

　　新重庆的大桥建设史是一部城市建设史，同时又是一部世界桥梁建设新史，作为“桥都”的重庆，本身就可大书特书。然而，它也只是整个重庆直辖以来的巨变沧海中所泛起的一朵浪花而已。

　　在华渝生他们的城投公司投融资新思路下，城市土地的市场化管理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置换，使得小城市、大乡村格局的重庆市无论从主城区，还是广阔的乡村，在利用土地资源推动直辖市现代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就。如地产集团的领导向我介绍，仅像新建的重庆大学城，当时政府配置给地产集团的是一万亩地，约10个亿的市场价。由于地产集团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改造，使得大学城后来的地产值升了六七倍。这种“变出让毛地为出让净地”的盘活土地资源思路，使得代表政府用好管好土地的重庆地产集团在短短几年间，资产总量由组建时的4亿元，发展到现在的260多亿元，并为政府储备土地数万亩，确保了飞速发展的重庆城市和乡村的基础建设有足够的空间舒展。

　　土地不能再生，但同样的土地在不同机制下可以生发完全不同的生命。土地本无灵性，但在思维活跃和充满智慧的人手中，它便会产生灵性，萌发生机。曾数百年困守渝中半岛的重庆，仅仅直辖几年时间里，其主城区面积扩大数倍，那些以往沉睡几年的秃丘荒岭和滩涂残岸，如今都成了锦绣宝地。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重庆近十年中平均每天有一至两幢以上的20层高楼拔地而起，但重庆的房地产价格却始终处在全国同等城市中的低位水平上。这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的人羡慕至极。四五千元/平方米在重庆可以购到十分理想的花园别墅房，而在北京除非到远不可及的六环路以外去享受这类价的房子，而且绝对不是花园别墅式的高档房。真的好羡慕重庆人！

　　在北京，有一个在欧洲呆了十几年的朋友，曾经给我讲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他说他在欧洲时总喜欢利用周末驾车旅游。曾经他在一个周末和周日穿越过五个欧洲国家，他的行程是从法国边城里昂出发，经瑞士洛桑，到意大利米兰，再游威尼斯，然而到斯洛文尼亚，后经奥地利，从阿尔卑斯山脉，再穿过瑞士回到法国。一路顺畅，走得轻松而愉快。有一年他回到国内，听说美丽的三峡因水库蓄水而即将消失，于是他乘飞机到了重庆。游完三峡后，他听当地人讲逆大宁河往上可游一尘不染、美丽如画的小三峡。于是他顺大宁河逆上到了巫溪。游完小三峡后，又听当地人讲巫溪北边的城口县境内有条任河，两岸景色美不胜收，完全的原生状态。于是这位仁兄便到了城口，在游完任河的支流崩溪河上的栈道遗址后，重庆有笔生意要谈，此仁兄急忙收拾行李，搭上城口开往重庆的汽车……君不知，城口虽是重庆辖区一县，却远隔千山万水。令这仁兄更不可思议的是，明明城口就在重庆市的版图内，长途客车却先绕陕西，再进四川，最后才又绕回重庆。整整两天的汽车颠簸，不说浑身如散了架，单说这一路所花的时间和绕了两个省份的蹊跷之事，就让这仁兄回到北京后数次在我面前感慨万千道：走欧洲十国易，游重庆一市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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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重庆（15）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古人眼里的巴渝之道。其实，即使在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其境内仍有至少一半以上的道路，依然处在“难于上青天”的旧况。特别是万州以东、以北的巫山、巫溪和开县、城口，及涪陵以南的彭水、黔江、酉阳和秀山等，交通落后，带来的必然是经济、社会、文化和百姓生活方式的落后。

　　外地人很难相信，就在著名的三峡风景区之一的巫山县，几年前一位副县长费了近两天时间，才翻山越岭走到一个叫庙堂乡的地方。当地农民高兴得像过年一样，因为这儿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像这位副县长一样的“大干部”来过了。

　　于1952年从县里被派往庙堂乡任职的乡党委副书记曹建烈，那一年已经74岁，退休在家。之前他在乡里工作了近40年，直至退休。几十年中，他们乡上的事都是由区公所负责。区公所离庙堂乡65公里，区公所的干部同样也因大山阻隔，几年难得有人去一次庙堂乡。就在曹建烈退休之前，区公所有一位干部为通知曹建烈退休免职事宜，从区公所走路到庙堂乡，走了一整天竟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面对夜幕，面对大山，面对贫困，这位干部一屁股坐在石头上，忍不住号啕大哭。是他的哭声，惊醒了山弯弯里住着的一位农民，这位农民第二天抄近路，将其带到了庙堂乡，见到了曹建烈。此时的曹建烈，已快70岁了，因为上面一直没有派干部来接他的班，所以他继续留在岗位上。

　　副县长那年去庙堂乡，早已退休在家的曹建烈听说后，特意穿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见了副县长，“啪”的一个立正，然后举起右手，一个标准的军礼：“报告首长！”老曹的这架势，着实把这位副县长吓了一跳，以为眼前的这位老同志得了精神病，连忙让老曹坐下来，并告诉他地方上不兴这样的敬礼。哪知曹建烈直愣愣地站在原地，对副县长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綦书记就教我这么敬礼的。”——老人所说的綦书记是巫山县委第二任书记。副县长一听老人这么说，眼泪夺眶而出，抱住老曹，呜呜大哭起来：“老曹同志，几十年了，委屈你了……”

　　因为没有通往山外的路，庙堂乡的农民们一直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农民们唯一的副业就是养猪，但所养的猪，基本上是自己吃的。过去有人把自己吃不掉的猪运到山外的区公所换现钱，哪知有一次4个农民抬着一头猪，半路因山高路陡，捆着的猪一使劲，让后面一位抬猪的农民一滑脚，结果前面两个人翻到了百米深的山崖里……猪跑了，两个抬猪的人死了，从此庙堂乡的人再不去到山外的地方卖猪了，唯一的商品交换方式也停止了。人们依旧过着原始式的生活——这就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著名三峡风景区之一的巫山。

　　巫山在重庆地域并不是最偏僻的地方，比起北边的城口、巫溪，南边的秀山、酉阳，巫山应该算是非常“方便”去的地方了。重庆市政府有一位部门领导同志给我讲，他和他的副手在前些年因为工作需要，一个出访东南亚3国去洽谈贸易，一个到黔江地区的3个县检查工作。说好的5天后都要回来研究新工作，结果5天后，出访东南亚3国的副手回来了，而到南边黔江地区检查工作的他，竟然想尽办法也没能赶回重庆。“那里实在没路可走，县城与县城之间的石头公路，遇上雨天就塌方，只能改坐拖拉机……”

　　直辖市首任市长蒲海清说，他第一次到城口检查工作，开的是专车，结果绕道四川和陕西两省后才到了城口。蒲市长当时见了城口的干部苦笑道：“到你们这儿来一趟，就像出访非洲。”

　　1999年下半年，贺国强从福建省来到重庆任职。蒲海清给了贺国强两张由他自己画的图，一张是重庆的交通图，一张是重庆的经济发展图。蒲海清对贺国强说：这都是我最关切的两件未竟事业。重庆经济需要加快步伐，但重庆经济要腾飞，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

　　张德邻、蒲海清任职期间的重庆直辖市，提出了“3年变样，5年畅通”目标，并且做了大量艰苦的实质性和基础性的改善交通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在解决主城区的交通阻塞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半小时主城,八小时重庆”的口号，是贺国强、包叙定出任书记、市长时提出的。

　　“半小时主城”这个口号的意思是：在主城的9个区级范围内，以市政府所在地的渝中半岛人民大礼堂为中心点，9个城区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驶车在半小时内到达。

　　(节选)报告文学连载

　　重庆出版社  何建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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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重庆（16）

　　重庆出版社  何建明 著

　　别小看这“半小时主城”一句简单的口号，如果真要实现它，绝非一件易事。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北京和上海你敢提吗？笔者所居住的北京，其交通道路从几百年前的明清时代起就被皇室和历代政府所重视，在最近几十年中因各种大的政治、社会和国际活动的推进，城市交通方面所投入的资金不计其数，但即使到了奥运会就要举办之前的现在北京，谁敢保证“半小时主城”通畅？我想没人敢。重庆是江城和山城组成的大城市，要实现“半小时主城”，这必定是深得市民赞同的民心工程，同时它的艰巨性可想而知。

　　贺国强与包叙定在任时，不仅提出了这个口号，而且他们力主推进这一民心工程，所花出的心思和魄力，世人皆知，有口皆碑。  

　　这届市委、市政府，把“半小时主城，八小时重庆”战略，当做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和“富民兴渝”伟大目标的重要举措。就在当年，主城区就打响了“半小时”畅通工程的总攻战役，32个工程全部投入战斗……

　　与此同时，主城区外的“八小时”畅通工程更是如火如荼。尤其是“三改二”（三级公路改造为二级公路）公路工程，全面启动。

　　2002年，一位从北京来的国家交通部部长，被中央任命接替贺国强出任重庆直辖市第三任市委书记。他就是黄镇东。

　　黄镇东到重庆任书记，这一任命让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半小时主城，八小时重庆”战役的山城人民从心底里冒出一个字：爽！

　　看了重庆发展蓝图，看了正在进行的“半小时主城，八小时重庆”工程进展，看了重庆当时的交通与经济及边远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老交通”黄镇东抿了抿嘴，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新口号：要把重庆交通发展规划进程提速10年！即把原计划在2020年完成全市区域内的2000公里高速路提前到2010年全部完成！

　　这不是惊天动地是什么？

　　重庆人无不欢欣鼓舞，汇成一句话：中央派交通部部长来重庆当市委书记，太英明正确了！

　　黄镇东在上任重庆“一把手”后，在交通工程上的出手绝非他人所能及。以至首任市长蒲海清听说后不免大为羡慕。一次，二位领导见面后，蒲海清很不客气地问：我当市长的时候，向你交通部长求情，说照顾照顾我们重庆的困难，多给点钱建路，你这家伙就是抠门！现在倒好，你一出手就是我们当年的好几倍，你能耐啊！黄镇东狡黠地说，谁让你当时不把情况讲得清楚一点嘛！两人大笑。  

　　重庆的交通关系到新直辖市的整个经济命脉和社会发展全景，黄镇东与王鸿举成为新一届主要领导后，使重庆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中国改革开放地区都有一句经典的话，叫做：“要致富，先修路”。重庆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更深远，在他们眼里，修路则意味着重庆能否真正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和2000多万农民实现小康、1000多万城镇居民过上都市幸福生活及直辖市未来前途的根本性战略。曾几何时，外地人带着几分嘲讽的口吻，对重庆人说：什么直辖市，不就是个大县城嘛！重庆人没有被这种嘲讽压倒，也没有在心理上受到打击，相反化成了一种迎头赶上的精神和不屈向上的力量，演绎了一曲曲惊天撼地的伟业——

　　说说国家支持的、孙中山先生在90年前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出要修建的“渝怀铁路”（重庆至湖南怀化）大动脉战斗那气吞山河的场面：

　　10万建设大军，在峡谷纵横、山崖陡峭的崎岖原始森林中，搭桥铺轨，穿山打洞——全长620公里的线道上，隧道就有247公里之长，需建的桥梁400余座！仅一个圆梁山隧道就达11068米，这段要穿越重庆的酉阳境内的乌江水系和沅江水系的分水岭圆梁山，地质条件之复杂，断层破碎带之严重，煤层瓦斯之频繁，又恰逢施工季节时的高温，被称为“世界级隧道难题”。于是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来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卢耀如、周丰峻、郑颖仁来了，市委书记黄镇东来了……

　　2002年9月，有一天突遇地质灾害，9名正在一线施工的建设者瞬间献出了生命。然而“渝怀铁路”不能停下，建设者的步伐仍在向前延伸——穿越重庆著名的“红岩”的歌乐山隧道全长4050米，洞顶上住着6万居民，还有200多家企事业单位和无数名胜古迹，稍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市长王鸿举来了，渝怀铁路建设总指挥长何明新来了，红岩村小学的小朋友们和那些不知其名的数以百计、千计的重庆市民们来了……他们带着希望，带着感激，来到建设者中，送去一份关切，送去一份期待，送去一份新直辖市人的求富求荣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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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重庆（17）

　　(节选)报告文学连载

　　重庆出版社  何建明 著

　　“渝怀铁路”经过5年艰苦卓绝的施工，于2006年全线通车。在这条线上最受益的自然是重庆原本较落后的黔江地区。现在从黔江到重庆主城区只需4个小时。4个小时对黔江人民来说，绝非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一个历史跨越，让这里的人们，一下跳跃到了与全世界现代化工业文明社会同步的新天地。

　　通车第一年，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得福于这条铁路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板桥乡水车坝村支书涂安祥在人民大会堂与温家宝总理有段对话，让他终生难忘——

　　“通向外面的路通了，我们全村的乡亲们有了机会外出打工，全村出去410人，一年给村里带回290万元；又因为信息通畅了，农民们种植的积极性上来了，全村种植业一年也收入有270万元，如今的日子真的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总理，我们都希望您到酉阳走走，看看那里的农村变化，听听农民的心里话……”

　　“代我向酉阳70多万乡亲问好，说我一定会去看他们！”温总理这样说。

　　说说2002年12月12日挂牌成立的重庆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如何在这四五年里完成2000多公里的县际联网公路，那是怎样的一场战役！

　　过去县与县之间的公路建设，因为各个县、区的经济发展和思路不一样，你建你的，我建我的，你有多少钱就建多少路，我没钱就只能停工待毙，重庆的公路因此不通不畅，在沿海地区一个省的路程时间，到了这儿却走不完一个县境。

　　“高投司”接手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全市范围内的县际公路建设移至自己手里，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完成了全市各县剩余下的三分之一区域建路未完工路段。

　　第二步是回购各县在这之前已建的公路，这使得一些财政困难的县从此解套，无须再为修路问题喘不过气来。

　　第三步，“高投司”做的才是真正的“八小时重庆”大工程：2000公里长、联结全市32个县的际间公路网络，总投资超过100亿元！

　　2000公里的县际公路网，连接的是重庆2000万农民的出行问题。既然如此，“高投司”的同志就有一种天大的责任了。

　　先来说他们接手的319国道的彭水、酉阳段。“在这里筑路施工，你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荒山野岭了！”一位建设者告诉我，他们每天都要与“出没的毒蛇，带毒的植物”为伍。但这些都难不倒他们，因为他们心中装着“八小时重庆”和未来家乡更美丽的蓝图。

　　从万州经开县，再到城口的路段，是实现“八小时重庆”的关键性工程。其中开县与城口交界处的“通渝隧道”全长4279米，是当时重庆境内高等级公路中最长的隧道。隧道所经的地方正是著名的大巴山脉的余脉雪宝山，此山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有“地质博物馆”之称。黄镇东、王鸿举等市领导亲赴现场督战，建设大军奋勇当先，用血和汗穿越此山，提前完工。

　　2003年12月26日，重庆人选择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诞辰日作为“八小时重庆”全线通车的典礼日。这一天是重庆人的节日。这一天有3个地方的重庆人最难忘：一是距离重庆主城区最远的城口人民，二是巫山人民，再就是南边的秀山、酉阳和黔江、彭水人民，他们第一次可以享受坐汽车不到八小时抵达重庆主城区的惬意……而且一路行走的公路等级也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至少是国家二级以上的优等道路，宽敞而平坦。

　　“半小时主城，八小时重庆”实现通车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重庆老书记贺国强非常激动，专门打电话给重庆市领导，表示祝贺。

　　更让重庆人高兴的是：新“八小时重庆”，要实现“二环八射”，让重庆与外界真正联结起来……

　　“二环八射”，现今在重庆是个老幼皆知的词汇。它指的是：在主城区要建内环高速路和外环高速路，在不远的几年内，使重庆中心城区达到600多万人口、经济总量占全市一半以上的“都市区”，成为“一小时经济区”。这是“二环”的概念。“八射”则是从主城区向四周发出的8条高速公路，这是重庆通向“外面世界”的8条大通道，即重庆至成都的“成渝高速”；重庆至遂宁的“渝遂高速”；重庆至武胜的“渝武高速”；重庆至达州、广安的“渝邻高速”；重庆至宜昌的“渝宜高速”；重庆至湖南的“渝湘高速”；重庆至贵州的“渝黔高速”；重庆至泸州、合江的“渝泸高速”这八大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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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得人顶呀，自己来看看

慕容诗雨

我来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