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连载：《国色重庆》

duhm

《国色重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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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25日2:00:00

　　“二环八射”启动之后不久，黄镇东便离开了重庆。这位“交通书记”留给重庆人民的印象是：“实干”。  

　　“再用几年时间，再花1000亿元投资，把重庆与外界全部联结起来，实现重庆真正意义上的‘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地位。”这是黄镇东任职时重庆市委班子的一个目标，也是继任者汪洋班子的一个近期目标。

　　过去的10年中，重庆市交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98.4亿元，其中高速公路投资530亿元，港口码头等水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530亿元。而2007年一年，全市交通就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71.1亿元，比1996年增加了18倍！尤其是生活在主城区的重庆市民，当他们刚刚享受在城内“不堵车”的实惠后，又坐上了能让人“飞着走”的轻轨列车，那种舒坦愉快的感觉，真是“美惨喽！”

　　是的，重庆发展日新月异，直辖市的领导也在一茬接一茬地承前启后着。年富力强的汪洋出任市委书记，与经验丰富的王鸿举搭档，被重庆人看做是“重庆的福分”。

　　2007年3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重庆人大代表团的座谈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快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并要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汪洋解读说，“这些目标和定位，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把重庆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功能和在长江经济带中的作用统一了起来，把非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统一了起来，把重庆的特殊市情与中西部唯一直辖市的特殊使命统一了起来，把重庆自身的发展需求与全国区域发展大格局的深刻变化统一了起来，更加显示了重庆的战略地位，使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战略意图更清晰，使重庆发展目标定位更完整、努力方向更明确。实现了这些目标要求，重庆就能够真正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子，就能够真正实现中央对重庆成为西部和长江上游的‘窗口’、‘龙头’，并发挥辐射带头作用的期望，就能够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和谐安康的幸福生活。”

　　胡锦涛站在历史和未来的高度，将重庆视为中国西部的“重要增长极”，其意义深远。这“重要增长极”，一是要求重庆本来在西部出类拔萃，率先小康；二是要求重庆除了自己闪闪发光外，应能将光芒辐射到整个西部，甚至影响到中部和东部……其实，重庆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须承担这种“光荣与梦想”。

　　重庆的先祖巴人，素有白虎龙蛇之人称谓。巴人崇拜龙虎，巴地又是虎跃龙腾之地。而历史上的重庆曾三度称都，古时为巴国之都，大夏时又是国都，后又成为抗日的战时首都。悠久的文化和厚重的历史，造就了重庆天生的都市风骨和辖统一方天下的能力和气度。而自唐宋之后的中国政治与经济及文化，开始由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近代和现代的中国经济与文化则是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全面展开，并日趋显著。重庆地处长江上游，连接中下游，又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城市和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地。长江在重庆境内的千里川江段，连接了著名的乌江、綦江、沱江、岷江等，而这几条长江上游的江河养育了近一亿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素有“天府之国”称谓的四川，近一亿人口，西接西藏，南连云贵，北与陕西、甘肃相壤，又是一亿人口的辐射面，而四川东障巴山，西屏邛崃，南踞苗山，北倚秦岭，仅有长江一线与外部相通，成为西部相对独立而又影响西部数省的自然经济区，重庆则于四川盆地的水系枢纽之上，地理上的特殊“极”点，加上现代交通已经形成的四通八达之势态，重庆对西部的影响力已经产生“牵动”作用。

　　同样，重庆借天助之力的长江之水，始终并且更加直接影响着中部和东部长江流域。而长江的中部和东部是中国经济与文化最活跃、最繁荣之地，但如果没有滔滔不息的上游长江之水的激荡奔涌，中、东部流域的广大地区又将是个什么景况呢？这是不可设想的。因此，在笔者看来，重庆的蓝色交响曲唱得如何，也将直接影响着中、东部长江流域的发展节奏。

　　无论重庆人昨天实施的“半小时主城，八小时重庆”，还是今天的“一小时经济圈”和“二环八射”工程，以及横空出世的一条条飞天彩虹般的大桥，是重庆人改变自己历史的举措，也是牵动中国半壁江山神经的伟大实践。它理应受到国人注目，所以铿锵动听……

duhm

《国色重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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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26日2:05:00

　　古希腊的哲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

　　中国的沙漠之神阿凡提说：给我一滴水，我就可以送给你一颗太阳。

　　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则对中央说：给重庆一个政策，我们就可以让石头变成金子，让长江和嘉陵江水成为新直辖市生命的血液……

　　好啊，中央的政策尤其是部署西部大开发之后，“按照西部大开发‘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重点推进’的要求，重庆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有条件也应该走在前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争取更大的作为。”早年，中央领导就这样鼓励重庆人。

　　国家西部大开发，给予西部最大的政策是：解放思想，大胆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

　　重庆人在这样的政策大背景下，思想获得进一步的解放，改革的步子也比以前迈得更大了。  

　　新直辖市的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每届领导都在前任一届的基础上更加拓展思路，更新观念。近几年，市政府根据直辖市大规模建设需要，相继成立和整合了实施政府运营职能的8大投融资公司，它们是：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公司、重庆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公司、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这就是在重庆享有美誉的“8朵金花”（加上后来成立的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现在已是“9朵金花”了）。这些国有公司代表政府在城市建设中承担着不同的行业职能，按照现代企业管理的机制，开足马力，全方位运营，为直辖市的建设发展起着“撬动地球”般的支点作用。

　　何智亚，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公司）董事长。在到渝富公司之前，他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再之前是渝中区政府副区长。这位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重庆旧城有着特殊的感情。作为“老三届”和“知青”出身的他，“文革”后考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在已经成为一位城市建设方面的专家。何智亚对重庆主城区的每个大街小巷都充满了感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重庆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群——重庆湖广会馆长期以来在保护修复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重庆人是不会忘却的。何智亚不仅是城市建设的组织管理者，也是一线指挥员，还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他的《重庆老巷子》、《重庆古镇》和《重庆湖广会馆——历史与修复研究》几部代表作，具有很大的学术影响，《重庆古镇》还获得国家级大奖。这位学者型的领导认为，一个城市的建设和指挥者，必须比其他人要“对这个城市更多一份感情的投入”，对所承担的工作或项目，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细节，都应渗透着对它的关爱、理解和思考”。而在这过程中，可能“有迷茫和惆怅，有激情和欢乐，但更多的应是责任感、使命感和坚定的信念”。

　　2006年6月，何智亚正是带着这份使命感、责任感和为年轻直辖市作出新贡献这份信念，受命来到渝富公司。

　　“渝富”的名字很吉祥，意为让重庆走向富裕之路！

　　“重庆直辖10年，确实应该大书特书，我是经历和亲身感受着直辖市这10年的每一个巨变过程的人，特别是在城市的建设发展方面。”我们的采访，勾起何智亚的侃侃而谈：“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重庆也曾经提出和实施过‘大拆迁、大开发、大建设’，可由于缺乏经济实力的支撑，加上城市意识、规划意识的欠缺和盲目性，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突出的是主城区出现了不少‘四久工程’。直辖市成立初期，政府也想干出一番新天地，可力不从心啊！那时重庆才几十个亿的吃饭财政，想大发展不太可能。比如重庆解放碑步行街在直辖初期的1997年建设，资金投入约1300多万元，这在现在简直是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却动用了市区两级的财力。再说三峡博物馆，2000年动工的，当时财政预算安排2个多亿（后来达到4个亿），就这2个多亿，市领导召集有关方面不知研究了多少次，因为整个市里的财政缺钱啊！才几年，我们重庆现在一年投放在固定资产上的资金，是直辖初期的几倍。2006年就接近2500亿元！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过去我们几年、十几年建一座大桥，而且一座桥往往要花六七年时间，如今重庆主城区同时在建设5座长江、嘉陵江特大型桥梁，投入120多个亿，你说这种变化不是天翻地覆吗？”

duhm

《国色重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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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27日2:46:00

　　何智亚骨子里是个学者文人，谈起重庆市一年用120亿元建大桥时那眼镜后面的双瞳闪着关不住的激动和兴奋。

　　不是说重庆成立直辖市时的经济实力还比不上沿海一个中等地级市的水平吗？为什么仅过几年，重庆就那么有钱去进行基础设施大投资呢？这是个谜。

　　揭开这个谜还得从“八朵金花”的运作实效中去寻找。我们就从重庆渝富进行解剖吧——

　　在早先的“八朵金花”中没有重庆渝富。重庆渝富公司是2004年3月18日才挂牌的，但它的发展却极其惊人。当时市政府批准它成立后，与其他几朵“金花”一样，归市国资委管理，属市重点国有企业。市政府以市财政局持有的国有股权和经评估后的国有土地资产10亿元，组成了这样一个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政府授予渝富公司3项职能：一是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主要是债务重组与资产重组）；二是土地收购与经营；三是战略投资。

　　“公司成立仅3年，渝富公司的资产已经发展到拥有150个亿！仅这一点，足以说明当时市政府的决策之英明正确。”何智亚自豪地亮出家底。

　　一个公司用3年时间运作成功，并干了不少大事情，这难道不是奇迹？

　　值得一提的是，渝富公司成立后在消化国有企业不良资产中所发挥的作用，为重庆国企的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重庆作为共和国的第四直辖市，底子薄，基础差，尤其是工业经济效益十分落后，到2000年才实现全市扭亏为盈。但在国有企业3年扭亏为盈的时期，国家批准债转股和债务剥离的320亿元不良资产尚未有效处置；加之1999年前的一大笔历史不良资产，因当时额度限制没有纳入资产公司处置而滞留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中光重庆工商银行一家就有157个亿。新直辖市要想快速前进，如果不把这么沉重的负担甩掉，市长和国有企业当家人的日子都会长期不好过。怎么办？按照国际惯例，最好的做法是整体打包打折处置，即经济学上所说的NPL处置职能。

　　到底如何处理，其实并不那么简单。2003年，市政府与工商银行谈判，提出用整体打包打折的方式回购股权和债务来处置工商银行的157亿元不良资产，工商银行自然非常高兴和支持这一想法。但一涉及具体处置时，谈判就极为紧张和艰难。银行当然希望得利高一点，政府方面则希望低一点。最后还是共同的“直辖市利益”使政府和银行间达成共同意见。后报中央，得到温家宝总理和黄菊副总理的批准，并给予了22.5％的平均受偿率，使重庆市政府、企业、银行三方面皆大欢喜。

　　“然而，这157个亿的不良资产，涉及到1160多家企业，全市工商银行的所有机构若要与这1000多家有债务关系的企业一家一家地谈判，商议解决这100多亿的不良资产，那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而且成本也将是巨大的，最后还会拖出许多没有处理掉的尾巴。针对这一情况，市政府反复研究探讨，最后决定组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来专门处理这项工作，渝富公司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何智亚把“渝富”出生的过程作了介绍。

　　新成立的渝富公司担子不轻，它起名的初衷含义是让重庆富裕起来，可真干活的时候却是负责处理债务。1 000多家国有企业大大小小，怎么弄呢？

　　“渝富公司本着市政府批示的‘政府与银行合作，政府、银行、企业三者得利’的原则开始运营。首先进行了第一批的24个市级企业分包处置，其方案及金额由渝富公司报市国资委批准后实施。再根据企业资产质量分别进行处置，大部分采取由原企业回购。对改制后的企业，则要求最大限度地追索。企业回购的方式主要是现金回购和以土地抵债的方式进行。第二批是区县级企业，涉及37个区县。采取的方式是以区县为单位，由各区县人民政府确定具体的债务接收主体，再组织落实到资金回购全权债权或土地抵债上……”

　　何智亚似乎感觉笔者没有全听懂，继而说：“说白了，就是靠两种方式，一是你企业和区县政府拿出现金来回购银行所拥有的你原企业的那部分债务的份额，如果没有钱，就用‘关停并转’企业的土地来抵债。根据中央批准的方案，原先的157个亿不良资产，按22.5％的平均受偿率也得要30个亿的钱呀！30个亿不是小数，对当时的直辖市政府来说，是笔拿不出的巨款。”

duhm

《国色重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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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28日2:59:00


　　“这不是一个大难题吗？”笔者问。

　　“是啊，是个非常大的难题。”何智亚点头，“但渝富成立的使命，就是为了解决直辖市的难题而承担起历史责任的，不难就不会成立渝富了。”

　　“那你们的办法靠什么呢？”

　　“靠市场化运作方法。”何智亚答，“首先得弄到这30亿元资金不是？政府早说了，不会从财政那里拿到这笔钱的。那只能靠市场运作，靠公司自主融资了。”

　　“30亿元也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哪儿去自主融资呢？”

　　“157亿元不良贷款去掉50亿元可以用其他政策消化外，还有107亿元，这107亿元需要用20多个亿的资金从银行手里购买。当时走了两条路：一是靠低成本的信托产品融资，二是靠银行贷款。可当时信托产品融资尚不成熟，银行怕担风险，所以只有银行贷款一条路。于是通过市政府的支持协调，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取得市场化的贷款，公司所需的不良贷款回购资金20多亿元全部到位，使我们有了运作的可能。同时这一做法也开创了全国首家以开发性融资支持不良债权收购的先例。重庆的做法后来得到国家的肯定和推广。在这基础上，完全采用专业化的原则对所有需要回购的企业不良资产进行一家家的处置……”

　　“听说重庆渝富的做法还得到世界银行的赞赏？”

　　“是的。世界银行非常关注，并将重庆这种运作模式称为重庆‘渝富模式’。银行不良资产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而我们这些还贷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它们与银行的借贷关系，既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产业政策的影响。一旦企业还不起贷款，银行就不可能再给企业放贷，银行停止贷款，这些企业就难以为继，企业破产了，银行的贷款就血本无归，结果对企业和银行都会造成巨大损失。银行的不良资产增量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到一个地区的经济状态，所以能不能处理好不良资产，影响面非常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渝富获得了什么呢？”

　　“渝富的获得是第二位，渝富的第一任务是代表政府解决企业与银行之间的难题，这是第一位的，因为这是渝富成立时政府所赋予的使命，也可以说是责任吧！只有完成好这一任务，才可以使政府不再为国有企业大面积的亏损继续背包袱，才可以使企业从困境中走出泥坑，才能使金融机构不再因不良贷款而陷入被动。”

　　“能说说成功的例子吗？”

　　“那是太多了！就说商委下属的工贸中心吧。2003年，工贸中心亏损额已达1亿多，资产负债率高达200％。欠工商银行就有9000多万元，其实当时的贷款本金只有4000万元，由于长期拖欠，利息就达到5000多万元。银行后来把工贸中心的‘工贸大厦’抵押了。这样企业经营更困难，工贸大厦虽在南坪的商业中心，却不能产生什么经济效益。渝富接手后，采取打包打折的办法首先帮助还清了银行的债务，使工贸大厦重新回到了企业手中。工贸中心找到了合作伙伴，1.2万平方米的商业大厦正常营业，效益提高了，职工稳定了，企业得到了发展，政府也不再为这个老大难单位头疼了。”

　　“我特别还想补充一点。”这位城建专家出身，现在又开始从事投融资和经济工作的董事长话锋一转，要我记住重庆比较“特别的一点”：“这特别的一点是关于重庆的房价，重庆的房价并不高，是你们北京的三分之一左右水平。可重庆建楼的成本其实比一般城市要高，它是山城，房子建在山坡上。这几年主城区的建房量每年在2000万平方米左右，销售量也基本接近这个数，房价的涨幅与居民的生活收入涨幅是基本平行的。什么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政府通过包括渝富在内的，具有土地一级储备职能的国有公司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调控和运作。外地人都羡慕重庆的低房价，重庆的房价对老百姓而言的确是一种福分，应该说这也是重庆在直辖市建设过程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成果。但重庆的房价是呈稳步上升的态势，重庆整个经济的发展也是呈稳步上升的态势，它使我们重庆像一轮新太阳一样冉冉升起，充满朝气和活力！”

　　说得多好啊！在城市投融资方面，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当年的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科学决策，带给新直辖市的难道不正是一轮新太阳吗？

　　今日之重庆，正如一轮新太阳，那新太阳的光芒，多彩而生动，热情而奔放，每丝光芒中都带着金色的深沉和高贵。

　　阳光正在普照中华大地，光耀着我们的民族。

　　这阳光里，有新重庆独特而奇彩的一束光芒。

duhm

《国 色 重 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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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28日2:59:00


　　“这不是一个大难题吗？”笔者问。

　　“是啊，是个非常大的难题。”何智亚点头，“但渝富成立的使命，就是为了解决直辖市的难题而承担起历史责任的，不难就不会成立渝富了。”

　　“那你们的办法靠什么呢？”

　　“靠市场化运作方法。”何智亚答，“首先得弄到这30亿元资金不是？政府早说了，不会从财政那里拿到这笔钱的。那只能靠市场运作，靠公司自主融资了。”

　　“30亿元也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哪儿去自主融资呢？”

　　“157亿元不良贷款去掉50亿元可以用其他政策消化外，还有107亿元，这107亿元需要用20多个亿的资金从银行手里购买。当时走了两条路：一是靠低成本的信托产品融资，二是靠银行贷款。可当时信托产品融资尚不成熟，银行怕担风险，所以只有银行贷款一条路。于是通过市政府的支持协调，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取得市场化的贷款，公司所需的不良贷款回购资金20多亿元全部到位，使我们有了运作的可能。同时这一做法也开创了全国首家以开发性融资支持不良债权收购的先例。重庆的做法后来得到国家的肯定和推广。在这基础上，完全采用专业化的原则对所有需要回购的企业不良资产进行一家家的处置……”

　　“听说重庆渝富的做法还得到世界银行的赞赏？”

　　“是的。世界银行非常关注，并将重庆这种运作模式称为重庆‘渝富模式’。银行不良资产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而我们这些还贷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它们与银行的借贷关系，既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产业政策的影响。一旦企业还不起贷款，银行就不可能再给企业放贷，银行停止贷款，这些企业就难以为继，企业破产了，银行的贷款就血本无归，结果对企业和银行都会造成巨大损失。银行的不良资产增量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到一个地区的经济状态，所以能不能处理好不良资产，影响面非常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渝富获得了什么呢？”

　　“渝富的获得是第二位，渝富的第一任务是代表政府解决企业与银行之间的难题，这是第一位的，因为这是渝富成立时政府所赋予的使命，也可以说是责任吧！只有完成好这一任务，才可以使政府不再为国有企业大面积的亏损继续背包袱，才可以使企业从困境中走出泥坑，才能使金融机构不再因不良贷款而陷入被动。”

　　“能说说成功的例子吗？”

　　“那是太多了！就说商委下属的工贸中心吧。2003年，工贸中心亏损额已达1亿多，资产负债率高达200％。欠工商银行就有9000多万元，其实当时的贷款本金只有4000万元，由于长期拖欠，利息就达到5000多万元。银行后来把工贸中心的‘工贸大厦’抵押了。这样企业经营更困难，工贸大厦虽在南坪的商业中心，却不能产生什么经济效益。渝富接手后，采取打包打折的办法首先帮助还清了银行的债务，使工贸大厦重新回到了企业手中。工贸中心找到了合作伙伴，1.2万平方米的商业大厦正常营业，效益提高了，职工稳定了，企业得到了发展，政府也不再为这个老大难单位头疼了。”

　　“我特别还想补充一点。”这位城建专家出身，现在又开始从事投融资和经济工作的董事长话锋一转，要我记住重庆比较“特别的一点”：“这特别的一点是关于重庆的房价，重庆的房价并不高，是你们北京的三分之一左右水平。可重庆建楼的成本其实比一般城市要高，它是山城，房子建在山坡上。这几年主城区的建房量每年在2000万平方米左右，销售量也基本接近这个数，房价的涨幅与居民的生活收入涨幅是基本平行的。什么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政府通过包括渝富在内的，具有土地一级储备职能的国有公司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调控和运作。外地人都羡慕重庆的低房价，重庆的房价对老百姓而言的确是一种福分，应该说这也是重庆在直辖市建设过程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成果。但重庆的房价是呈稳步上升的态势，重庆整个经济的发展也是呈稳步上升的态势，它使我们重庆像一轮新太阳一样冉冉升起，充满朝气和活力！”

　　说得多好啊！在城市投融资方面，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当年的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科学决策，带给新直辖市的难道不正是一轮新太阳吗？

　　今日之重庆，正如一轮新太阳，那新太阳的光芒，多彩而生动，热情而奔放，每丝光芒中都带着金色的深沉和高贵。

　　阳光正在普照中华大地，光耀着我们的民族。

　　这阳光里，有新重庆独特而奇彩的一束光芒。

duhm

《国色重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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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29日2:06:00

　　也许重庆人自己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我们这些外埠来的人每一次“山城之旅”都会惊诧地发现：重庆除了美丽的桥、美丽的路、美丽的城令人目不暇接外，这里的商业气氛异常火爆与浓烈，似乎重庆人格外爱购物、爱餐饮、爱逛商场，爱把每一条大街、每一个城镇集市搞得红红火火……

　　重庆的商贸气氛很有特点，不像上海北京仅有外滩南京路和王府井西单那么几个特别著名的地方，重庆的商业圈子好像异常多似的。解放碑一带自然不用说，而与解放碑相连的朝天门码头批发市场和沿江的一片轮船码头所组成的商品市场，你会感受整个渝中半岛皆是一个巨大的商场；再往江北走，那里的商业市场所形成的热闹程度同样不比解放碑商业区差多少。南岸的商业区是以滨江路为特征的夜市，你去一次就会迷恋上那儿——在北京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出这种地方的：吃火锅、观江景、看如梦如幻的夜幕灯海……你不陶醉才怪。如果你再往主城外走，到近的江津、永川，到远的涪陵、万州，你都会感受到那里的商业气氛异常热闹。这个现象很是新鲜，又很是独特。我几次采访来到重庆，从机场出来，总会看到满街的彩旗和广告飘扬，那一定是又一个什么博览会正在举行——重庆真的是一个大都市，一个充满了商业气氛、商业情趣与商业文化的城市。

　　今年三四月份，我连续到重庆采访，先是遇上全国糖酒博览会，不说满街喷香洒芳的糖酒广告和实物宣传品，单说市民对这样的博览会的参与热心，我绝对可以说在北京上海是不会有的！从路边的“棒棒军”，到放学回家的孩子们手中举的糖酒广告彩旗，从机关干部奔忙于各大宾馆和会展中心的匆匆步伐，到市民们如潮水般拥进博览会现场的那份热情与喜气，你会突然感觉这个城市完全沉浸在节日之中。在街头，一些市民们扶老携幼地站在一幅幅创意别致的巨型彩色广告宣传画前不停地留影照相。“从来没见过这样大规模的广告。”在街上观看并留影的市民无不感叹。糖酒会属纯商业盛会，铺天盖地的广告几乎挂满了重庆所有大街小巷。据博览会组委会介绍，这一届糖酒会的户外广告中，各酒商颇为豪爽，不惜血本打造形象广告。有一家本地企业在博览会期间，斥资户外广告费就达1300多万元。市科普中心前的斜坡上，撑起一幅达4000平方米的平面广告，据悉这是此次博览会面积最大的“广告巨无霸”。

　　博览会就博览会吧，嗨，你想想看：重庆人竟然会在博览会期间利用如梦如幻的滨江路，连续两个晚上搞了十几万人一起吃火锅的超级大餐——据说那12万人一起吃火锅的晚上，食客们光吃掉的毛肚就达30吨！3月21日晚上我采访回来已经很晚了，主人并没有安排我去参观“火锅盛宴”，但我还是偷偷地到北滨路瞧了一眼，简直吓人：北滨路上一桌又一桌地摆满各种大小不同的火锅，小的火锅如食饭之碗，大的火锅竟能让56个人同时坐在四周食用，直径达10米之巨！凡参食者只要出50元钱，即可吃上“火锅盛宴”里的50个菜品。重庆人吃火锅可不是“胡吃”，他们吃得极端有水平：光来自重庆本地以及像东来顺、小肥羊这样的全国著名餐饮名店就有几十家参与；什么“世龙锅”、“鸳鸯锅”、“仙女锅”、“全家福”……反正你想得出的和想不出的，在这里尽可享受到，常常是评头论足间你会有惊喜的发现和满足。

　　10余万人同食大餐，2公里多长的火锅摆阵，领导与市民、老人与小孩、贵宾与好友、男人与女人……一起举杯同饮，一起举筷涮锅，你不开心才怪！

　　这样的热闹场面，这样的经商之道，只有重庆人才干得出来，只有在火锅之城的重庆才能出这种气氛！

　　仅与糖酒博览会相隔才一个多月的4月份，全国书市又在重庆举办。

　　主题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和谐文化”的第十七届全国书市（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首次在重庆举办，参加本届书市的展位有1444个，参展单位提供了21.5万种图书和4.5万种电子音像制品参展。5天书市，不仅创下成交码洋15亿元人民币的历届书市之最，更重要的是在重庆形成了一次有40余万人次参加的购买图书的商业市气和全民阅读的热潮。

　　重庆的商业气氛如此壮观与热闹，是直辖市成立以来市委、市政府一直把建设西南商贸中心的目标当做建市的一大战略任务来抓所致。

duhm

《国色重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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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30日3:09:00

　.  一个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看它的商贸发展程度。今天的重庆商贸之所以如此发展和火爆，关键在于国有商贸做得遍地开花，如火如荼。

　　“直辖以来的几年，是重庆商贸设施建设最快的几年，商贸设施平均每年以200万平方米的速度在增加。”据市商委人士介绍，目前全市现有商业设施面积2750万平方米，比直辖前的1996年增长1.5倍。有“西部第一街”之称的解放碑商圈早在2005年销售就突破了200亿元，继续引领时尚潮流。解放碑、观音桥、沙坪坝成为中国著名商业步行街，万州、涪陵、黔江等9个区县和中心镇的商贸中心建设加快。

　　“重庆商社”是重庆的商贸旗舰，董事长邝正平的介绍可以让我们领略到直辖10年重庆商贸发展的一个势态——

　　重庆商社现有职工7万人，资产90亿元，年销售规模达到180亿元，是目前西部最大的商贸企业，在全球华商500强中,位居第246位。  

　　“重庆商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算比较繁荣。但70年代后，成都超过了重庆，这是因为重庆过去一直作为工业城市来建设的，对商业较为忽视，再加上消费水平比川西低，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直辖前的重庆市商业网点、设施、技术落后，再加上后来一商局、二商局的解散，大批国有企业严重亏损，以至于落到了最低谷。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个体户占了大部分，在朝天门、新华路最容易看得出来。用一句话形容，当时的商业情况，就是国营一塌糊涂，民营一统天下。那时重庆确实就像小县城……”邝正平感慨道。

　　“重庆商社成立于1997年，真正发展是2003年以后，这与市政府给予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然更是在直辖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巨大动力推进下才有了大发展的今天。直辖前除‘重百’外，几乎所有的国营商业企业全都垮掉了。直辖后，市领导作出正确决策：把国营资产集中起来，成立了重庆商社。商社的底子是五金、交电、化工等商贸业务。在这3个业务单位的最终组合下成立了‘新世纪’，经营百货。后来又先后把‘友谊商店’整合起来，逐步做大做强。这10年来，我们的销售收入增长了6倍，利润增长了579倍，总资产增长了6倍，权益净资产增长了40倍，网点增长了8倍，营业面积增长了28倍。预计今年销售突破200多亿元，实现利润2个亿！有这样的业绩，我们感到很自豪。”

　　“重庆商社现象”已经被国家商务部和北大、清华等高校关注和研究。

　　“我们的商社以前没有搞百货，现在在西部地区能够站起来确属不易，学术界就对商社现象很感兴趣。我们的经验和体会是：改革运营体制是我们商社发展的原动力，说到底就是真正把企业推向市场。重庆商社在这一方面是具有代表性的。一是我们企业真正是一个有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很强的企业。二是按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去经营发展。三是有比较好的队伍，可以说很多国资型企业都比不上我们的队伍。四是有一个好的企业理念和企业文化。我们提了一个口号是：发展商社、致富员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我们的职工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可以使企业的经营行为提升为一种企业文化，最后也有了我们自己特色的‘重庆商社现象’。我们的经营方针是：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廉，你廉我转。这16字方针是我们的法宝。”

　　邝正平一脸荣光。

　　“持续的制度创新是我们得以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胜的一个关键环节。”邝正平说，“今年我们又提出‘双走’方针，所谓的双走，第一是走出重庆，目前在重庆主城区‘重庆商社’的商业网点已经全部覆盖，下一步是逐渐向云、贵、川发展。第二是在我们大直辖市的农村建立网点。重庆有万村千乡的广阔农村，做好这一块的商业流通，前景巨大。重庆商社现在的定位是要向中国一流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发展，下一步打算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准备整体上市，给企业带来本质变化，真正把商社打造成西南商贸中心的旗舰，为重庆成为西南经济中心铺好流通领域的金光大道。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重庆商社在今天的中国西南乃至整个中国商界，可以称之为正在冉冉升起的一轮红太阳……”

　　难道不是吗？

　　新重庆总让人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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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重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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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7月01日2:07:00

　　第四章  赤子情怀

　　伟大的三峡移民既是重庆的立市之本，同时又是当代爱国主义伟大行动的一次重大事件。重庆人民在三峡大移民中所作的特殊贡献，无疑是一页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壮丽诗篇。2002年至2003年间，笔者有幸专门对三峡移民作了专题采访，其中有3个镜头令我终生难忘——  

　　2002年6月6日清晨，在大江边的一个山村路口，王朝珍奶奶就要离开她居住了84年的水市村了。她身边是成百上千人的送行队伍和喧天的锣鼓声，在无数遍叮咛、祝福中夹杂着的是无数声离别的哭泣。

　　欢送的彩旗飘扬在猎猎晨风中，载人的汽车发动了隆隆作响的马达。全村人都要走了，但谁也没有第一个登车，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王朝珍奶奶。

　　已当爷爷的长子过来想搀扶老母上车，不料老母轻轻将老儿的手一推。

　　“妈，咱走吧，乡亲们都等您哪，啊！”儿子有些着急。

　　老母不理会，一句话不说，转头寻觅了一下，找到了：她的目光落到了一岁的重孙身上。

　　“好娃儿，来，给老宅居磕个头……”老人缓缓按下重孙，自己又颤颤巍巍地双膝跪地……

　　“妈——”儿子大哭一声，随之跪在后面，俯首贴地。

　　“奶奶——”

　　“祖奶奶——”

　　全村要走的人都跪了下来。紧接着是一片朝圣般的祈福声……

　　“奶奶，你迁移到的江苏，是我的家乡，那儿也有长江，比这里还美……”我忍不住也挤过去同乡亲们一起将王朝珍奶奶搀扶起身，并从心底迸出这样一句话。

　　我看到老奶奶的眼里闪出一丝光亮，然后义无反顾地拉着重孙，头也不回地上了车，直到远远地离开了那个绿水青山的江边小镇……影子渐渐变得模糊，模糊……

　　我发现那是由于我的眼泪……

　　7月9日，上午10时刚过，炙热的阳光便开始朝头顶泼洒。

　　又是大江边的一个小村，又是成百上千人的送行队伍和喧天的锣鼓声，又是无数遍的叮咛、祝福和无数声离别的哭泣。

　　“怎么办？总指挥，已经超过预定出发时间两个多小时了。再这样等下去会耽误整批移民搬迁任务的呀！”镇长急得团团转，已经不知第几次向担任外迁总指挥的副县长请示了。

　　总指挥双眉紧锁，只见他不停地在大树底下的那块石板上来回急踱，却不吱一声。终于，他再一次抬头……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在同一个地方、向同一个方向，他几乎抬过上千次头了。但总指挥必须继续抬头，继续抬头观察那棵大树杈杈上的动静……

　　那是农舍前的一棵近百年树龄的老槐树，盘根错节。身后是柑橘满坡的山，前面是百米相望的大江。透过树干的丫杈，既可见逐浪翻滚的江流，又可见汽笛声声的舟船。

　　此时，树杈上有个用塑料布搭盖的小棚子，那棚子里坐着一个老人，一个与老树同龄的老人。她叫什么名字，村里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了，就连她的儿子、儿媳也记不太清，大伙儿只叫她“水娘”。

　　据说水娘出生的那一年长江发大水，江水一直淹到她家门口，大水一淹便是三七二十一天。水娘的母亲死得早，父亲和两个兄弟又被那场洪水吞噬了，最后只留下她和那棵槐树。

　　水娘和槐树从此一起饱受岁月的沧桑。是新中国给了她新的生命和新的家庭，还有满堂子孙。

　　有一天孙女告诉她，说政府要把家门口的这条大江修成大水库。

　　“咋修成水库？”水娘问。

　　“就是不让大江下游的人淹了。”

　　水娘点点头，明白了。

　　又有一天孙女告诉她，说我们要搬家了，搬到广东去，就是搬到大海的边边上。

　　“一定要搬？”

　　“一定要搬，政府说的。”

　　水娘再也不吱声了。

　　后来房子被拆了。孙女她们都临时住在亲戚家里，并且特意为“老祖宗”准备了一张席梦思床。

　　水娘执意不去。她对孙女说，她要再看一看大江。

　　可看不到呀！——屋前有了新的人家。

　　“把我抬到老槐树杈上。”老祖宗瓮声瓮气地说。

　　儿孙们一听乐坏了，连夸老祖宗雅兴不小，说行行，满足您老。

　　一大帮人好不容易将老人抬到老槐树杈上，不想老人越看大江越发痴呆，不是流泪就是喃喃自语着什么。一句话，怎么劝也没用，就是不下来。

　　这可急坏了家人，急坏了村上干部，也急坏了镇上县上的领导。移民计划争分夺秒，就像战场动员，说谁走就谁走，说哪时走就哪时走，不可延误，如同军令。

　　村干部千呼万唤不见效果后赶紧请来镇干部。镇干部口干舌燥仍见树上的老人家“岿然不动”，不得不十万火急地搬来县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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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重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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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7月02日9:38:00

　　指挥长面对已在老槐树上度过了4天3夜的老人家，还能说什么。“你们，包括我，有谁比得上水娘对故土的感情？对大江的感情？让她多看几眼吧！”指挥长含着眼泪对身边的干部和群众说。

　　“接住哟水娘，您渴了就喝口瓶子里的水，这是我特意从您家后面的山泉中灌的，甜着哩！”指挥长再一次向上递过一个小可乐瓶子。

　　码头上送行的船只，送行的锣鼓，还有送行的叮咛声和离别的哭泣声，都渐渐停止了，目光全都转向老槐树。

　　是风还是雨？老槐树突然动了一下，树叶尖尖上掉下了水滴……

　　“我要下来——”是水娘在说话，随即见她双腿向下一伸。

　　“快快，赶紧接着……”指挥长急忙命令。

　　于是，老槐树下“哗”地一下簇拥了不知多少只手。

　　水娘安然落在众人的手臂之上。随后她又像一尊庄严的大佛，被前呼后拥地抬向远行的外迁船队上。那场面庄严而隆重，比得上当年皇上动驾之势。

　　送行渡轮笛声齐鸣，锣鼓敲得更响更脆。远行的船队徐徐启动，留下长长的一片白浪在翻卷……

　　我发现自己的眼里又是泪……

　　这是另一年4月的某一日。又一次外迁移民要动身了，可村民黄德发却忧心忡忡地蹲在地上不吱声。

　　“走吧老黄，船都要开了你还在磨蹭啥子？”村干部过来催道。

　　黄德发哭丧着脸，低头道：“我一直还没敢给我娘说外迁的事呢！”

　　“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跟老人家说清楚呀？”村干部急了。

　　黄德发来火了，双脚用力踩地：“我咋不想跟她说清楚嘛！可你不是不知道咱这峡江一带自古就有‘六十不出门，七十不留宿’之说！我娘她从进咱黄家后就没离开过一回村子，现在她都88岁了，天天守着那口大红棺材哼着送终的小调，你让我怎么跟她说？说让她现在挪窝？告诉她死后不埋在长江边？我……我能说出得了口吗？”

　　村干部默然无言，只得叹气。

　　“发儿啊——”

　　“哟，是我娘在叫哪！”黄德发赶紧进屋。村干部也跟了进去。

　　“娘，你有啥吩咐？”

　　老母抬了下眼皮，不满地瞪了一眼儿子：“人家都搬了，就你落后！”

　　“啊哟娘你……你都知道了？”五十好几的黄德发“扑通”一下跪在老母亲跟前直请罪。

　　“起来吧，儿。”老母亲颤巍巍地从小木椅上站起身，慢慢地走到那口放在正屋中央的寿棺前，用手轻轻地擦了擦棺盖上的尘灰，又用手指头敲了几下木头，那寿棺立即发出几声清脆的音响。

　　老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宽慰的笑意。

　　“知道这寿棺咋要大红色的？”她问儿子身后的村干部。

　　村干部点点头：“这是咱峡江人家的风俗。听说过去只有楚国的王公才用红寿棺，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曾经给峡江人民做过好事的王公，所以在咱峡江有划龙舟和老人去世后用大红寿棺的风俗。”

　　“你懂你懂！”老人挥挥手，然后对儿子说，“搬吧，带上我的这口大红寿棺！”说着，老人迈开小脚，一跛一拐地向外迁的队伍走去。

　　儿子黄德发恍然大悟，赶紧直起腰杆，满脸神气地朝村上的人喊道：“快来帮忙，抬我娘的宝贝疙瘩！”

　　“来啦，来啦！”村上的男人们老的少的全都过来帮忙。阳光下，那口大红寿棺格外醒目地出现在外迁移民的队伍中间……

　　“奶奶走好！”

　　“奶奶走好！”

　　村上的女人们老的少的全都簇拥在88岁的谭启珍老人周围，不停地亲热呼唤着。

　　“走，孩子们，咱到新家去。”

　　“走，到新家去！”

　　又一队浩浩荡荡的外迁移民告别三峡，走得很远很远。队伍里的那口大红寿棺则在我眼前不停地摇晃着，直到再一次模糊。

　　我发现自己的眼里依旧是泪……

　　写重庆，不写三峡移民，就等于没写重庆。写三峡移民，如果少说了甘宇平这个人，就等于少了精彩的篇章。我想先说说甘宇平同志，是因为我和所有知道那些从事重庆三峡移民工作的人都敬重他，就像敬重众多重庆市的领导干部一样。

　　写甘宇平，首先是因为我们能从他那里知道许多老百姓可能并不知道的关于党中央对于三峡移民及重庆工作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性决策和恩泽的形成过程，而对这，必须尽可能地记录下来——随着三峡工程的完工、随着三峡移民工作的结束，重庆直辖市的历史可能更多地偏向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这种变化随着时间的久远，人们也会对曾经有过的一段极其重要的三峡移民史渐渐淡忘，甚至到什么都不知道的地步。因此，记录下这个历史时期我们的党和当代政治家们曾经对重庆和重庆三峡移民方面的政治决策与恩泽，非常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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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重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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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7月03日9:53:00

　　甘宇平可以称为“甘老”了，1939年出生的他，是地道的四川人。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特钢厂，1984年出任冶金部第18冶金建筑公司副总经理兼副总工程师。1989年任四川省建委主任，1992年任省长助理，主管三峡移民工作。1993年任副省长，次年又兼任省政府秘书长。甘宇平经历了三峡工程开工后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中央领导对三峡工程尤其是移民工作十分重视，每年都要来库区视察，而多数是甘宇平陪同。

　　中央有规定，副省级干部可以干到60岁，但甘宇平因三峡移民工作，中央一直没有让他退位，直到现在他已是68岁了，仍然在工作岗位上，只是现在他的职务换成了“重庆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三峡建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正部长级）”。像甘老这样的年龄和职务怕在省部长级中是个特例。

　　甘宇平自己说，他这十几年在从事移民工作中，有几件事印象深刻。

　　第一件事是在1992年8月访日时，当时的日本首相竹下登先生听说甘宇平是负责三峡工程中百万移民工作的官员时，曾感叹地对甘宇平说：“甘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世界上拥有100万人口的国家应有30个左右。你负责搬迁100万移民，相当于搬迁一个国家！”

　　“当时我听了很受震动，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很重。”甘宇平说。

　　第二件事是，1997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甘宇平作为人大会议新闻专场会上有关三峡移民工作的新闻发言人，面对几个西方记者的挑衅，严正回答了有关三峡移民的问题。“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我明显感觉和体会到，百万三峡移民确实是个‘世界级难题’。这也进一步使我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工作责任。”

　　第三件事是，对待三峡移民工作和三峡工程，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不仅一直很重视，而且在决策时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比如关于移民问题，1998年前，三峡移民主要是靠就地后靠来安置移民。后来我们发现，由于库区人多地少，可容纳的移民十分有限。朱镕基在1998年巡视库区后明确指出：你们现在这样仅靠一个就地后靠的移民做法，就像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三峡移民一定要尽可能地外迁，这既是百万移民任务的必须，也会对改善库区环境有莫大好处的。正是朱镕基同志的这一英明决策，才有了后来的外迁移民的战略调整。

　　“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库区搬迁过程中的中小型企业问题。库区的这些企业当时搬迁不动，原因是这些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生产工艺落后，出来的产品没有市场。我们汇报后，朱镕基同志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你们应当尽可能地将这样的企业关闭破产，拿钱走人！这一决策极大地解决了库区企业搬迁的难题，起到了一举两得的积极作用。”甘宇平对此极为感慨。

　　“朱镕基同志还有一个大手笔值得记住。”甘宇平说，国务院在研究决策调整移民外迁战略和对库区企业实行关闭破产处理的同时，有一天，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原重庆市副市长李德水突然从北京打电话给甘宇平，问甘还有什么事需要“说说”的。甘宇平就说了随着三峡工程接近完工，库区的地质灾害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因为库区的地质灾害随时都在威胁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这一天，甘宇平与李德水用红色电话整整为此事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而正是这次通话后，朱镕基总理在主持三峡工程工作会议时，亲自拍板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中拿出40个亿治理库区地质灾害。“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说，我们绝对不能发生，在某一个晚上突然有一个移民城市垮塌在长江里的悲剧。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中央领导的决策和忠告，我是历历在目……”  

　　“温总理在第三期三峡地质灾害治理问题上，又一下拿出60个亿。同时对库区污水治理给予高度重视，在调查研究中认真听取库区同志的意见，要求有关部门拿出科学的治理方案。充分体现了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等新一代领导人对库区人民的关怀。”甘宇平谈起这些事，满怀深情。

　　“有中央的与时俱进的决策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才有了今天我们重庆百万三峡大移民工程工作的顺利进行。”甘宇平强调说。

　　正是在中央的上述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重庆人民才取得了破解“世界级难题”战役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