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丑陋的中国人

慕容诗雨

礼义之邦
一个人的教养和全民的品质，在人际关系第一层面的接触上，完全显现出来。贵阁下还记得《镜花缘》乎，唐敖先生到了“君子国”，对礼义之邦的定义是：“圣圣相传”、“礼乐教化”、“八荒景仰”。其实他阁下不过见了商店买东西时童叟无欺一件事，就五体投地。而在美利坚，童叟无欺早已稀松平常，不仅仅价钱不欺，服务态度更使人叹为观止。柏杨夫人在拉斯维加斯一家小店，看上了一件小褂，言明十二美元成交，货银两讫，正要包装，发现右腋下有块米粒大，仿佛可以看得见的黑斑，老妻曰：“哎呀，这是啥？”店员老奶拿
起来，映着日光细瞧，歉然曰：“确实是一个汗渍，用水洗可能洗掉，但也可能洗不掉。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去问问老板，看是不是可以减一点价。”接着冬冬冬冬跑上二楼，再冬冬冬冬跑下，说可以便宜两块美元。

　　这件事对我来说，无疑当头一棒，盖被店员虐待，已成习惯，一旦春风化雨，真忍不住上去抱住那老奶亲个嘴。如果换了台北，或换了香港，一场警匪枪战的节目，铁定地盛大推出。死婆娘竟然有胆量吹毛求疵，店员必然横眉怒目，迎头痛击：“怎么，你说啥，黑斑？笑话，我怎么看不见？就是有黑斑，在胳肢窝底下，有啥关系，你是举起胳膊走路的呀？要挑眼早挑眼，买主还有老实的，现在发票都开好啦，你想退货？减价？莫名其妙，以后买东西时先背地里数数自己的家当，银子不够时少充阔佬！怎么，你不服气呀，我们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礼义之邦，向来宾至如归的，你不敢不如归呀！撅嘴嘟囔，好像谁欺负你似的，我们这么大的公司，还在乎你那点碎银子？你们这些文化根基太浅的外国土包子，我也懒得去报官。反正一句话：买不起，算啦，拿来。”

　　拉斯维加斯是纯观光的赌城，百分之九十都是旅客，而这些旅客又百分之九十九一生中只来一次两次，坑这些人绝无后患。但他们却仍跟其他地方商店一样，亲亲切切，正正派派。

慕容诗雨

三句话(1)
中国人初到美国最大的困扰，是美国人的礼貌多端。马路上随随便便擦肩而过，似乎好像碰那么一下，也似乎好像没有碰那么一下，对方总要致歉曰：“对不起。”如果真的短兵相接，肌肤相亲，那声“对不起”就更如同哀鸣。即令你低头猛走，撞个震天响亮，也会引起一迭连声的向你“对不起”。这个动辄“对不起”场面，实在难以招架。在我们中国，却是另一种镜头，两人一旦石板上摔乌龟，硬碰了硬，那反应可是疾如闪电，目眦尽裂，你瞧他表演跳高吧，第一句准是：“你瞎了眼啦。”对手立刻还击，也跳高曰：“哎呀，我也不
是故意的，你还不是也碰了我，我都不吭声，你叫啥叫？”前者拉嗓门曰：“碰了人还这么凶，你受过教育没有？” 对手也拉嗓门曰：“碰了你也不犯杀头罪，你想怎样，教我给你下跪呀，哼，你说我碰了你，这可怪啦，我怎么不碰别人，是你先往上碰的，想栽赃呀？”事情进化到如此地步，软弱一点的，边走边骂，边骂边走，也就是鸣金收兵。刚强一点的，一拳下去，杀声大作，马上就招来一大堆看热闹的群众，好不叫座。

　　请读者老爷注意，从第一碰到作鸟兽散，我们听不到一声“对不起”。博大精深的“死不认错学”，在这件街头小景上，充分发扬光大。所以柏杨先生认为中国同胞已丧失了说“对不起”的能力，每个中国人都像一个火焰喷射器，只有据“力”力争的勇气。

　　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是承认别人跟自己同样的存在，同样的应受到尊重，所以总是小心翼翼表达这种尊重。踩了你的尊脚固然“对不起”，实际并未踩到只不过几乎踩到也“对不起”，咳嗽一声固然“对不起”，打个其声如蚊的喷嚏也“对不起”，正在谈话他要去撒尿固然“对不起”，厨房失火，他要去救火也“对不起”。旅客们最常见到的节目是，你正努力照相，有人不小心从中间穿过，他们也要“对不起”。然而绝大多数的洋大人，一见你举起照相机，都会像呆瓜一样，停下来站着傻笑，等你按下机关之后再走。照相朋友如果是中国同胞，麻木已惯，不会有啥反应。照相朋友如果是洋大人，他们不甘寂寞，总是要开上一腔。这时候不再是“对不起”啦，而是“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的威胁，跟“对不起”给我的威胁，同样沉重。世界上竟有人把唾沫浪费到这两句话上，实在难以了解。柏杨先生虽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到了美国，要想逃出这两句话的网罗，却比登天都难，你越踢腾，他越“谢谢你”。照相朋友照完相你再穿肠而过，他们固然“谢谢你”；就是去买东西，东西到手，他们也要向店员“谢谢你”（换在中国，不要说顾客啦，就是店员能说声“谢谢你”，天花板都会感动得塌下来）；银行提款，柜台老奶眼睁睁看你把白花花银子拿走，也会“谢谢你” （读者老爷不妨到中国银行打个转，便知端详）；到衙门办事，临走把证件交还你时，也要“谢谢你”（贵阁下到咱们中国各衙门试试，包管你立刻发思洋之幽情）；一旦开快车或不该转弯处硬转了弯，警察老爷交给你罚单，也要“谢谢你”（台北街头开罚单的结果，恐怕是一个板起晚娘脸，一个口吐三字经）。在洛杉矶时，吾友周光启先生带我去停车场开车，临出大门，缴出银子，取回单子，他也冒出一句“谢谢你”。我训勉曰：“老哥，礼多必诈，你不给钱，他放你一马呀，有啥可谢的？”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非谢谢不可的理由。可是第二次再去，他“谢谢你”如故，把我气得要死。

　　柏杨先生印象最深的“谢谢你”，是弹簧门奇案。我老人家经过弹簧门时，向来都是推之而过，然后撒手不管的。到美国后，当然一切如初。朋友屡诫曰：“老头，这里是番邦，你可别把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带过来，千万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再慢慢松回原处。”笑话，我来美国是游历的，不是给人管门的，我走过的弹簧门比你见过的都多，还用你上课乎哉。于是，有一次，我一撒手，门向后猛弹，屁股后一位白脸老爷发出一声大叫，朋友和我急得几乎跪下讨饶（本来我要脚底抹油，偏偏闻声赶来救驾的闲人太多，没有跑成）。幸好未碰出脑震荡，白脸老爷瞧我的长相打扮，以为准是新几内亚吃人部落的重要人物，没敢追究。事后朋友告曰： “你没吃过猪肉，也应看过猪走，请学学洋大人，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之道。”呜呼，原来洋大人经过之后，总要停步扶门，直等到后面客人鱼贯而入，或有人半途接棒，再缓缓放手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对这种规矩，我老人家不久就滚瓜烂熟，也因而不断听到后进的洋老爷洋老奶一连串的“谢谢你”，好不得意。

　　──回到台北，我仍继续崇洋了一阵。不过，三天下来，就恢复原状，非我意志薄弱也，而是每次停步扶门恭候，屁股后跟进的黄脸朋友，嘴里都像塞了干屎橛，没有一个人说声“谢谢”。我就御手一松，管他妈的碰活也好，碰死也好。呜呼，要想从中国人口中掏出一句“谢谢你”，恐怕非动用吾友猪八戒的五齿耙不可。

　　──事实上美国的“谢谢你”，跟“对不起”一样，已成为民主生活的一部分，连刚会讲话的小娃，妈妈给他擦屁股，都会说“谢谢你”，这使得它发展到泛滥之境。贵阁下看过强盗抢银行的镜头乎，彪形大汉掏出手枪，教柜台老奶把银子装了个够，然后脱帽曰：“谢谢你。”这才撤退。不过，柏老的意思是，宁可泛滥，也不要被干屎橛塞死。

慕容诗雨

三句话(2)
要特别声明一点，“对不起”和“谢谢你”，都和笑容同时并发，于是，自然蔓延出来另一句话：“我是不是可以效劳？”我老人家这么一把年纪，从大陆到台湾，从山窝到都市，从三家村到洋学堂，从牙牙学语到声如巨雷，“对不起”、“谢谢你”虽少如凤毛麟角，倒偶尔还听到过，只有“我是不是可以效劳”这句话，可从没有听有谁出过口的。

　　平常日子，我们都是朋友开车接送，威风凛凛，趾高气扬。可是有一次却抓了瞎，我和
老妻从华盛顿中心区，坐地下铁到春田镇，春田镇是地下铁尽头，必须再坐一程出租车，才能到请我们吃饭的朋友尊府。偏偏美国的出租车比柏杨先生身上的银子还少，我们在车站东奔西跑，眼看天又渐晚，急得像两条丧家之犬。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看出我们出了毛病，前来询问，他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效劳？真是傻瓜，这还用问。他就放下他的小包袱，站在马路中央，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最后拦阻了一辆，大概司机老爷赶着回家晚餐，硬是不肯，他阁下俯在窗口说了半天，才招手唤我们过去。等我刚想清楚，想问他一声尊姓大名，他已扬长而去啦，若非他拔刀相助，看情形我们只好就在那里打地铺过夜。

慕容诗雨

排队国(1)
美国人是一个喜欢帮助人的民族，“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并不只是油腔滑调一句应酬，而是剑及履及的一种行动。除了纽约和一两个大码头地方外，只要你脸上稍露出困惑焦急的颜色，准有人上前问这一句话。你如果胸怀大志，答曰：“对呀，俺正需要帮忙，借给五千亿美元周转二十年，行不行？”结果当然不行。但假设你只不过迷了路，他阁下恐怕要忙上一阵，总要跟你说上一个仔细；不幸你的英文程度跟柏杨先生一样，任凭他说得天花乱坠，仍然不敢听懂，他可能拉着你东奔西跑，好像你是王孙公子，他是贩夫走卒。柏杨夫人
因为腰伤未愈，临行时带着一个特制的藤牌，作靠背之用。这藤牌在台湾用了半年之久，始终默默无闻，可是一到美国，它却立刻树大招风。无论走到那里，总有白脸老爷认为她阁下的尊腰随时都有从当中咔嚓一声，折成两截的可能。飞机上、火车上，更像龙袍加身，连站都不敢站，刚一欠屁股，就有人胁肩谄笑曰：“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当然不可以，她要去茅坑屙屎，岂有别人可以代屙的。害得她老人家以后只好憋着，以免盛情难却。

　　中国人际之间的关系，向来不流行这一套，而且恰恰相反，对乐于助人的人，一律花枝招展地称之为“好事之徒”。胆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则现成的形容词，就像响尾蛇飞弹一样，尾追而至，咬定他“爱管闲事”，这种离经叛道之举，必然的“别有居心”。所以，换到台北街头，你就是蹲在那里上吐下泻，我敢跟你打一块钱的赌，恐怕是没人扶你一把。记得去年，柏杨先生跟一位美国朋友西格里曼先生在台北看电影，一位观众老爷忽然口吐白沫，从座位上栽倒在地，电影院来了两个人，把他架了出去，用不着多问，当然是送医院去啦。谁知道散场后一瞧，他阁下竟原模原样被扔到侧门通道的水泥地上，好像他不是“龙的传人”，而是从蚩尤部落捉来的俘虏，人潮虽然汹涌，却无人为之驻足。西格里曼先生大为吃惊，叹曰：“中国人跟纽约人差不多啦，这么冷漠无情。”

　　他阁下没说跟美国人同样冷漠无情，是他聪明之处，否则我这个爱国心切的中国老汉，可能认为他比喻不伦，语带讽刺，“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他之特别提出纽约，因纽约是“不忘本”人物的大本营，据说外国人占纽约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以致美国人一提起纽约，就誓不承认是他们的城市。

　　──然而，生为中国人，身在中国地，要想帮助别人，也不容易。柏杨先生在《猛撞酱缸集》中，就努力嚷嚷过，一个没有高贵情操的人，永不了解别人会有高贵情操，也永不相信别人会有高贵情操。“好事之徒”、“爱管闲事”、“别有居心”的毒箭，早就上了弦，只要对方有助人一念，乱弩立刻齐发，见血封喉。吾友杨希凤先生，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阁下经常载我二老，前往闹市兜风）。一个雨天黄昏，载得一位落汤鸡女人，在车上不停发抖，牙齿咯咯猛响，杨希凤先生遂动了不忍其觳觫之心，正好他太太教他从洗衣店取回来毛衣毛裤，乃建议曰：“小姐，你可以把湿衣服脱下来，换上一换，等你到家再还我。”那女人一听要她脱光，立刻杏眼圆瞪，号曰：“色狼，你要我报警呀。”把他阁下气得马上就咒她害感冒兼三期肺炎。另一位朋友李瑞腾先生，乃中国文化大学教堂教习。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位女人（对不起，又是女人）阳伞把柄掉啦，眼看就要踩个稀烂，他赶忙拣起，巴巴地挤到后座，交还于她。感谢观世音菩萨，这次那女人比较有文化，没骂 “色狼”，但也没有“谢谢”，只用死鱼般眼珠猛瞪，一语不发。李瑞腾先生只好大败，向我叹曰：“老头，你说，咱们中国人是怎么搞的？”呜呼，中国人似乎仍停留在林木丛生的山顶洞时代，身上穿着刺猬一样的甲冑，只露出冷漠猜忌的两只大眼，心神不宁地向四周虎视眈眈。

　　现在回头介绍柏杨夫人的藤牌，这藤牌功用可大啦，不但惹得洋大人处处“效劳”，甚至遇到排队，也总是让她排到前面。夫排队者，是人类文明外在的寒暑表，从一个国家的排队秩序，可以准确地判断它们的文明程度。我在美国只两个月，就想提议把“美利坚合众国”，改成“美利坚排队国”。盖美国排队，不但泛滥，而且已造成灾难，不得不惋惜那些黑白两道朋友，竟把那么多宝贵时间，浪费到排队上。上飞机排队，下飞机排队，检查行李排队，缴验护照排队，买邮票排队，寄封信排队，窗口买票排队，付钱取钱排队，等公车电车排队，上公车电车排队，去厕所排队。最使人不耐烦的，是无论大小饭铺，也要排队。

　　对于排队，绝不是吹牛，我可不在乎。不但我不在乎，全体中国人都不在乎。不过美国排队跟中国排队，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大不相同，这就跟美国的斑马线跟中国的斑马线大不相同一样。盖中国人排队，只是一种学说，美国人排队，却是一种生活。台北排队只算半截排队，上车排队，本来排得好好的，可是车子一到，却像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立刻土崩瓦解，争先恐后。英雄人物杀开血路，跳上去先抢座位，老弱残兵在后面跌跌撞撞，头肿脸青。嗟夫，真不知道当初辛苦排队干啥？为了抢一个座位，或为了怕挤不上车，来一个豕突狼奔，还可理解。而对号火车汽车，座位是铁定了的，既飞不掉，又不怕别人的屁股带钢钉，真不知道为啥还要猛抢。美国人好像一生下来就注定排一辈子队，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大概中国因为人口太多之故，排起队来，鼻孔紧挨后颈，前拥后抱，“缕衣相接闻喘息，满怀暖玉见肌肤”，远远望之，俨然一串亲密的战友。只洋大人排起队来，无精打彩，稀稀落落，遇到车辆出入口或街口巷口，还会自动中断，一派凄凉光景，不禁为他们的国运悲哀。在纽约时，一位朋友教我陪他去一家以拥挤闻名于世的银行取款。我心里想，这家伙准听说过我在台北挤公共汽车的武功，教我异地扬威，自当奋身图报。一进大门，只见柜台一字排开，每个柜台只有一个顾客在那里唧咕，心中大喜，一个箭步就跳到其中一人背后，想不到朋友却像抓小偷似的，施出锁喉战术，一把就把我拖了出去，不但不为他的鲁莽行动道歉，还埋怨曰：“老头，你干啥？”我没好气曰：“我干啥？我排队呀，自从到了你们贵国，俺可说是动辄得咎，排队也犯了法啦？”他曰：“倒没犯法，是犯了规矩。”原来柜台前面有一条线──跟飞机场检验护照的那条线一样，后面的人都得站在那里，不经召唤，不得乱动。而那里已排了五六十人，他们要等到柜台前顾客走了之后，柜台老爷老奶御手轻招，才能像跳豆一样跳过去补缺。呜呼，美国立国的时间虽短，规矩可真不少，如此繁文缛节，不知道影响不影响他们的民心士气。

慕容诗雨

排队国(2)
然而，最可怕的还是，大小饭铺，也要排队，这就太超出我伟大的学问范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从没有听说饭铺也要排队的。柏老在旧金山第一次到饭铺吃饭，一走进去，就被老妻拉出。嗟夫，根本无队可排，当然大步进场，拉来拉去怎的？谁知道即令鬼也没有一个，也得站在那里，等待侍女像领尸一样领到座位之上。如果没人来领，就是当场饿死，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印象最坚强的是大峡谷之夜，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晚上仍开张的小馆，那小馆倒皇恩浩荡，特免排队，但客人们必须先到柜台登记尊姓大名，然后蹲在门口听候传唤。侍
女老奶一出现，大家把她当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圣母玛丽亚，张着祈求盼望的大眼，惶恐不迭地望着她。听她张金口，吐玉音，传唤某某先生可进去啦，某某先生和他全家大小，立刻欢声雷动，大喊大叫。咦，何必多这一道手续乎哉。台北就绝对不是这种景气，一群饿殍杀到饭铺，明明客人已满坑满谷，照样深入虎穴，拣一张看起来杯盘狼藉，快要吃完了的桌子，把它团团围住。桌上食客对这种阵势，早已司空见惯，任凭饿殍们怒目而视他们的尊嘴，他们的尊嘴仍细嚼慢咽，气不发喘，面不改色。最后，兴尽而退，饿殍们升级为座上客，另一批新饿殍又汹涌而至，再围在四周，恣意参观。非洲草原上胡狼歪着脖子看鳄鱼大嚼的镜头，重新上演，好不刺激。

　　最伤心的是，美国的很多中国饭铺，也逐渐染上这种恶习，放弃了我们传统的“看吃”文化。人人都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我的意见有点相反，仅只排队，就能把人排得精神分裂。

慕容诗雨

到底是什么邦(1)
仅看纸上作业，中国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却倒退到蛮荒。

　　我最大的心愿是：愿中国最早成为礼义之邦。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一位朋友吹胡子曰：“依你的意思，中国现在是冒牌的礼义之邦啦。”柏杨先生曰：“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格当冒牌的礼义之邦，而简直是原始的蛮荒之邦。”一言未了，我顺手把小板凳塞到他的屁股底下，他才算没有昏倒在地，只坐下来发喘。我想，发喘的
爱国之士，一定层出不穷，这就空口无凭，必须请贵阁下不要用情绪作直觉的判断，让我老人家先领你参观参观。

　　第一个节目请参观婚礼。

　　即令离婚次数最多的电影明星，也都会认为结婚是人生一件大事，否则既离之矣，何必再结之乎哉？盖在生命历程中，结婚乃一项跃进与突破，一男一女离开了所习惯的固有环境，跳到另一只船上，组成以彼此为中心的家，共同掌舵，驶入陌生而使人兴奋的海洋。这是多么重要的改变，所以，无论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或西洋移植进来的宗教仪式，都是庄严的，在庄严和欢乐中充满了这种改变的祝福。不要说古老的啦，纵在四十年代，乡间婚礼，一直都十分隆重，新郎要亲自去新娘家迎娶，或坐轿或坐车，回到新郎家后，一拜天地，感谢上苍的安排匹配，二拜高堂，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三拜──拜天地、拜父母、新郎新娘互拜之后，这时才正式成为夫妇。西洋的教堂，具有同等意义。在肃穆的音乐声中，新郎伫立圣坛之前，新娘挽着老爹或老哥的手臂，徐徐而出，也就在圣坛之前，父亲把女儿，哥哥把妹妹，交给新郎，再由牧师或神父，以上帝天主的名，宣布他们结为一体。

　　然而，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大概是清王朝灭亡后不久吧，中国人既嫌磕头太旧式，又嫌教堂太洋派，就发明了四不像，也就是迄今仍在奉行的“文明结婚”。婚礼遂不成婚礼，而成了闹剧。礼堂也不成礼堂，而成了叭蜡庙。贵阁下听过京戏乎：“叭蜡庙，好热闹，也有老来也有少，也有二八女多娇。”贺客很少祝福的心声，差不多都是前来逛庙会的。有些更东奔西跑，找朋觅友，眼目中根本没有婚礼，只有社交。盖大家虽然同住一个城市，却往往两年三年四五年，不见一面，只好把结婚礼堂，当作酒楼茶馆。于是，叽叽喳喳，人声沸腾，约典礼后打八圈麻将者有之，约改天再聚聚者有之，至于叙叙离情，打听打听消息，感慨感慨年华老去，骂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更属平常。证婚人在台上满腹经纶，声嘶力竭，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听得见，连他自己都听不见。而介绍人者，往往是旱地拔葱，临时拔出来的，固不知新娘姓啥，也不知他所担任工作的神圣性，偶尔还扮演一下打诨角色，把闹洞房的一套端出，当着家人亲属的面，满口下流黄话，猥亵的程度，使美国《花花公子》的编辑老爷听啦，都得向派出所报案。老丑小丑，碰碰挤挤，说它是菜市场，还算积德，乃是亲友蒙羞、上苍垂泪之场也。

　　第二个节目，请参观丧礼。

　　死亡比结婚，更是人生一件大事，一个人可能结很多次婚，却只能死一次亡，那是生命的终结，永远的终结。抛下他一生辛辛苦苦奋斗的成果和至爱的亲眷，撒手归西。殡仪馆是他旅途的最后一站，过此一站，便永远停留坟墓中央。丧礼的气氛，不仅庄严，更无限悲伤。古人“吊者大悦”，只是“悦”丧葬的仪式合礼，并不是高兴他死得好、死得妙。然而，现在流行的丧礼上，经常出现一种现象是，吊客一进门，先到灵前鞠躬致祭，家属在灵旁跪地叩头，悲痛时还有哭声，尤其是母老子幼的孤儿寡妇，哭声更断人肠。可是，该吊客一扭身，家属哭声还没有停止，他就一个箭步，跳到另一个吊客跟前，大喜曰：“哎呀，柏老，好久不见啦，看你面团团若富家翁，把老朋友都忘啦。”柏杨先生也大喜曰：“我正在找你哩，总是被他妈的一些红白帖子缠昏了头，走，咱们找地方摆摆龙门阵。”走到门口，迎面又来一物，两个冷血动物立刻撅屁股曰：“部长大人呀，你老人家安好。”部长大人则点头含笑，握手而进，两个冷血动物顾不得走啦，正在尾追赔笑，其他吊客已一哄而上，礼堂也就变成了社交俱乐部。其实，即令没有此一物驾临，丧礼也是婚礼的翻版，吊客们很少怀着悲伤悼念的心情，差不多也都是前来逛庙会的。于是，结婚礼堂的镜头，在殡仪馆中，回放一遍：叽叽喳喳，人声沸腾，约典礼后打八圈麻将者有之，约改天再聚聚者有之，至于叙叙离情，打听打听消息，感慨感慨年华老去，骂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更属平常。孤儿寡妇在灵旁顿首痛哭，声嘶力竭，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听得见，连他们自己都听不见。事实上，殡仪馆既成了社交场所，自然呼朋引类。而呼朋引类，自然他乡遇故知，自然笑容可掬。洋大人尝抨击中国人麻木冷酷，老羞成怒之余，也只好发喘。呜呼，殡仪馆之地，孤儿寡妇伤心之地，上苍痛心之地也。

　　第三个节目，请参观餐馆。

　　餐馆是中国礼仪最茂盛之处，也可以说，所有礼义的精华，全部集中在餐馆的“二战之役”。第一战是“避位之战”，有资格坐首席的家伙──他就是主客，大都属于位尊多金之辈。好像首席上埋伏一条毒蛇，该家伙发誓不肯上坐，于是其他各色人等，包括主人在内，群起而推之，群起而拖之，群起而高声吆喝之。该家伙口吐白沫，抵死不从。有些人眼明手快，还来一个“先下屁股为强”，一屁股坐定，呐喊曰：“这就是首席啦。”有的被搞大败之后，只好委屈万状坐上去。等到首席坐稳，次席三席四席，每一席次，都要杀声震天，闹上十数分钟或数十分钟，才能尘埃落定。席间你敬酒，我敬菜，又是一番混战，能把人累死，这且不表。表的是曲终人散，第二战爆发，那就是“避门之战”，大家像企鹅一样，拥在门口，好像门槛之外，就是深不可测的陷阱，只要迈出一步，就会跌下去喂狼。于是，你不肯走，他也不肯走，坐首席的家伙，这次拿定主意，纵被分尸，也不前进一步。又是一阵喊声震天，该家伙终于在挣扎中，被轰了出来，年老色衰之徒，立脚不住，还可能被轰得尊嘴啃地。

慕容诗雨

到底是什么邦(2)
上面不过是荦荦大者，至于其他种种，也无不怵目惊心。好比，贵阁下去百货公司买件衬衫吧，公共汽车站排队，就会首当其冲，呜呼，一个国家是不是礼义之邦，在排队上可一目了然。而中国公共汽车站的排队，到今天都有异于外夷，盖外夷是排成一条线，只中国同胞挤成一大堆。车子还没停住，群雄立刻就人海战术，一拥而上，挤得大人跳、小孩叫。贵阁下如果认为这里真是礼义之邦，循规守矩，恐怕一辈子不但上不了车，还要被骂为白痴。假使你勃然大怒，不坐车啦，安步当车，那么，转弯抹角时，问问路试试？好不容易找到百
货公司，女店员一个比一个火眼金睛，你本要买十六寸领口的，她们就有本领把十三寸的卖给你，胆敢拒绝，晚娘脸立刻出笼。假如你胆大如斗，第二天去退货，火眼金睛马上变成青面獠牙，你能活着逃出，算你三生有幸。

　　嗟夫，太多的中国人，身上都是倒刺，肚子里全是仇情敌意。爱国之士最喜欢自诩中国是礼义之邦，我想仅看纸上作业，古书上倒是说过，中国确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的礼义却停顿或倒退在一片蛮荒阶段。如果不能实践礼义，再写三千万本书，再写三千万篇文章，蛮荒仍是蛮荒。

慕容诗雨

不讲是非，只讲“正路”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诉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抗战期间，制造沦陷区通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息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
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罄尽，是非标准，颠之倒之，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惟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

　　柏杨先生曾介绍过《唐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魔使者”，他阁下对戊戌政变六君子殉难的悲剧，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曰：“只听一排枪炮声，六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在势利眼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奴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六君子惟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流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嗟夫，每个中国人都努力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用不着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就可知道。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

　　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绝对看不到人情味，而只看到势利眼──冷漠、残忍、忌猜、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

慕容诗雨

一盘散沙
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和这么融入骨髓。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也多少都有点自私，但同样地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这话听起来有点愤世嫉俗，说出来也觉得危机四伏，可能惹起爱国裁判大怒，乱吹哨子。不过理是应该说的，不是应该怒的。

　　有一种现象大家无不乐于承认，那就是，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身在番邦的中国留学生，无论留日的焉，留美的焉，留英的焉，留法的焉，学业成绩，差不多都比该本国学生拔尖。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学海军，他的分数远超过日本留学生伊藤博文先生；蒋百里先生在日本学陆军，学科兼术科，都是该期第一名；日本人那时候比现在还要小气鬼，忍受不了外国学生的优越成绩，才把他阁下挤下来。这些是远例，近例最惊天动地的，莫过于围棋大王吴清源先生和围棋小大王林海峰先生，在日本本土，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固然是日本棋坛的优美环境所致，但更是中国人的先天智能所致。如果一定说中国人的聪明远超过洋大人，似乎吹牛，但至少有一点，中国人的聪明绝不亚于洋大人。──中国同胞沾沾自喜，当然没啥争议，就是洋大人，甚至三Ｋ党，都不能说中国人聪明差劲，大不了说中国人群体差劲。洋朋友往往把中国人叫做东方的犹太人，当然是轻蔑，但同时也是一种敬意和畏惧。犹太人最惹人咬牙的不过一毛不拔罢啦，而其他方面的贡献，若宗教，若科学，若艺术，无不震古烁今。试看世界上经济大权，不是握在犹太朋友手中乎？基督教的开山老祖耶稣先生，不就是犹太人乎，现代科学巨星爱因斯坦先生，不也是犹太人乎。

　　中国人是聪明的，但这聪明却有一个严重的大前提，那就是必须“一对一”，在个别的较量中，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洋大人，中国人是聪明的，好比说吴清源先生和林海峰，单枪独马，就杀得七进七出。可是一旦进入群体的较量，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洋大人，或两个以上的中国人对两个以上的洋大人，中国人就吃不住兼顶不过。孙中山先生曾感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呜呼，用中国的一个沙粒跟洋大人的一个沙粒较量，中国的沙粒不弱于洋大人的沙粒，但用中国的一堆沙粒跟洋大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较量，水泥可是坚硬如铁。

　　一盘散沙的意义是不合作，我们说不合作，不是说中国人连合作的好处都不知道。咦，不但知道，而且知道个彻底。酱缸蛆先生忽然发了罡气，他能写上一本书，引经据典，大批出售古圣古贤以及今圣今贤关于合作的教训。柏杨先生如果也发了罡气，我同样也能引经据典写上一本书──不但写上一本书，简直能写上一火车书。但问题是，不管经典上合作的教训如何茂盛，那些教训只止于印到书上，行为上却不是那么回事。

慕容诗雨

《春秋》责备贤者
中国文化另一个使人伤心欲绝的现象是：“《春秋》责备贤者”。发扬这种学说的孔丘先生，真使人捶胸脯。他阁下对人生有深度的了解，对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全部《论语》，堆满了格言。他向当权派提供了统御之术，并向大家伙保证，如果用他那一套统治小民，江山就成了铁打的啦。这一套当时颇不吃香，但经过董仲舒先生奋勇地推荐，西汉王朝皇帝刘彻先生采用之后，果然发生强大威力。不过他阁下理论中最糟的是“责备贤者”，他阁下为啥产生了这种畸形观念，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吧。君
不见父母打孩子乎，孩子哭得肝肠寸断，可是老头却气壮山河曰：“你是我的儿子，我才打你呀，别人的孩子三跪九叩叫我打，我还不打哩。”无他，俗不云乎：“打是亲，骂是恩，不打不骂是仇人。”你是贤者，我才表演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你如果不是贤者，而是地痞流氓不入流下三滥，请我责备你，我都不屑责备你。

　　责备贤者的原意是不是如此，不敢确定，即令是如此的吧，结果也难逃“天下没有一个是好人”的厄运。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当然是善意的，但在实践上，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一齐爆发，一定产生“责人无已时”的绝症。这绝症就是挑剔没有完，好像百步蛇的毒牙，咬住谁谁就得四肢冰冷，隆重地抬到太平间。盖人性是较弱的，都有犯错的时候，都有犯滔天大罪的可能，都有胡思乱想把不稳舵的局面，柳下惠先生也会想别的女人，孟轲先生也会为目的不择手段。

　　对恶棍连咳嗽一声都不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说“不敢”，只好说“不屑”），对“贤者”却挑剔个没完。人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也是一种会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动物，努力挑剔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成了虎豹豺狼。于是乎，存心坏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没有人责备他，不但没有人责备他，遇到“德之贼也”，还原谅他，猛劝责备他的人适可而止哩。而力争上游的朋友，反而永远受不完的抨击。这种“责人无已时”的毒牙，只有一个后果：逼得人们感觉到，做好人要比当恶棍困难得多。

　　中国社会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有时候恍惚得连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淮南子》上有一则故事，只简单几句，恭抄于后：

　　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对曰：“然则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世说新语》上也有一则故事，也只简单几句，也恭抄于后：

　　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这些话使人听啦，比没有听还糊涂，说了半天，到底说的是啥？懂的朋友请举手，我就输他一块钱。可是司马师先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史书上称为“景献羊皇后”、“弘训太后”）却叹曰：“此言虽鄙，可以命世人。”既然鄙矣，就不能命世人；既然命世人矣，就是至理名言，不能算鄙。不过不管怎么吧，老太婆对女儿指示的结果，并没指示出一条应走的路。我想这种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状态，似乎仍与“责备贤者”有关。老人家教训子女，当然不好意思鼓励他心黑手辣。但也不能昧着天良鼓励他力争上游，盖中国传统文化是专门用“责备贤者”的毒牙咬力争上游的。你再贤都没有用，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窝里，大喜过望呐喊曰：“他屁股上有个疤呀。”结果你不但贤不起来，反而弄得一身臭。

　　“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但形式上却不相同，“责备贤者”因有美丽的外套，所以就更恶毒、更害人。呜呼，我们给“贤者”的爱太少，而只一味地责备，责备，责备，责备，责备。

　　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责备人，挑别人的眼，只要一开口，就好像从悬崖上栽下来的飞车，停也停不了，停也停不住。阁下看过《所罗门的宝藏》乎，两位财迷被土人捉住，绑到广场，表演砍头。甲先生知道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日蚀，乃吓唬酋长老爷，说他法力无边，可以把太阳吃到肚子里，如果把他宰啦，天上就永远没有了太阳。酋长老爷半信半疑，甲先生说，他可以先露一手教他们瞧瞧。酋长老爷下令暂缓执行，看他能耐如何，于是他就念起咒来。呜呼，他会念啥咒？只不过他阁下乃水手出身，可以用丑话连续骂三天三夜都不重复一个字。于是，你瞧他口没遮拦吧，阴阳顿挫了一个小时，天昏地暗，太阳果然被他吃到肚子里，不但救了老命，还捞了不少宝贝。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专门培养这种水手本领，责备起人来，如果不用胶布赶紧贴住他的嘴，他的丑话就永远没有句点。再加上摇头摆尾，挤眉弄眼，就更勇不可当。可是你要请他老人家赞扬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准张口结舌，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有谁值得他赞扬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赞扬，他也想不出用啥话去赞扬。

　　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当然啦，抬起杠来，不但其中有爱，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不过，“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浓些，爱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