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丑陋的中国人

慕容诗雨

虚骄之气
有些人似乎害着翘尾巴疯，一谈到美国，尾巴就翘起来曰：“美国的文化太浅！”（也有说 “没有根基”的，也有说“没有深度”的，反正他们那玩意没啥。）美国文化是不是浅，是另一个问题，即令他浅啦，我们才更不好意思。好像书香世家的破落户，披着麻片，蹲在破庙里，仰仗着别人残茶剩饭过日子，却号曰：“俺祖父大人当过宰相，他祖父大人不过是一个掏阴沟的。”不但不满面羞愧，想想自己为啥穷，反而洋洋得意对方出身不高。呜呼，真是奇事处处有，只有中国多，这句话应该是别人挖苦我们，而且谁要是这么一提，都得
打上一架！现在自己却往外猛冒，实在是虚骄过度，一时转不过弯。

　　虚骄只是晕晕乎乎的自满──自我陶醉，自我意淫，蒙着被子胡思乱想。孔丘先生当年费了好大的劲，才发明了“古”的种种，然后托古改制。现代中国同胞不费吹灰之力，就有个美利坚合众国摆在眼前，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还可以钻到里头研究研究，体验体验，为啥还用虚骄之气，把这个活榜样拒之于千里之外？

　　我们并不是说美国好得像一朵花，如果美国真好得像一朵花，他们就用不着三作牌和监狱啦。但有一点却是绝对可以提供我们学习的，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一种很厉害的武器，以堵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硫磺坑出来）留学生的嘴，那只是一句话，曰：“你认为美国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但你觉得美国的生活方式怎么样？”大体上说，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有最广最强的公道。

　　虚骄之气最大的坏处是自己给自己打堵墙，把自己孤立在水桶里，喝得尊肚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的奇胀，于是就再也灌不进别的东西，顶多灌一些洋枪洋炮铁甲船。至于更厉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艺术、礼义、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精神，不要说再也灌不下去，简直望一眼都会皮肤敏感。

　　我们也并不一定要效法美国，效法效法德国，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复兴之快，真是可怕。中国同胞研究他们所以这么快爬起来，发现了很多原因，若马歇尔第四点计划焉，若韩战焉，若他们的工业基础焉，听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复兴都是靠的运气。呜呼，大家似乎忘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好像一个三头六臂的好汉，冬的一声被打晕在地，等悠悠苏醒，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仍是一条好汉。而我们这个三期肺病的中国，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可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伟大的喷嚏，流出伟大的鼻涕，有人劝我们吃阿司匹林，我们就说他思想偏激、动摇国本，结果一个倒栽葱，两个人都架不起。

　　提起来效法别人，脸上有点挂不住，大丈夫固应该顶天立地，轰轰烈烈，让别的小子又羡又妒。问题是，这种场面，在汉唐之时，确实是有的，可是时背运停，洋大人纷纷崛起，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只好往事如烟。现在惟一的办法只有学学他们那一套，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如果靠一口虚骄之气，像河西走廊那位老太婆一样，一股劲直往炕沿伸既丑又臭的小脚，以表示过去缠得好、缠得妙，则只有走另外一条路，该路是一条抵抗力最小的路，直通死亡之谷。

　　虚骄之气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我们绝不会亡，理由是汉民族最富于同化力，证据是我们已亡过两次啦，一次亡给蒙古，一次亡给满洲，结果还不是来个鹞子翻身，把侵略者打得夹着尾巴而逃？———满洲似乎还要惨，连尾巴都无处夹。这理论和证据可增加我们的自信，但并不能保证以后就不再亡。有一点要注意的，再伟大的民族，当他没有灭亡以前，他是从没有灭亡过的，而该民族在绝种以前，也是从没有绝种过的。然而他们竟灭亡啦，也竟绝种啦，是虚骄之气塞住了尊眼，迷糊了心窍，对内在外在的危机，有一种叶名琛先生式的情意结，认为危机根本不是危机，于是乎危机兑了现，哭的是千万小民和后代子孙。当希腊祖先张牙舞爪，光着屁股，初到希腊时，克里特岛已有灿烂辉煌的文明，不但知道用铁，还有高度的艺术成就。然而，只不过两百年光景，克里特人在后起之秀的希腊人征服之下失了踪。五千年前，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的宫殿，现在还在秘鲁荒山中发现，从那些宏丽的建筑上，可看出他们文化程度之高（当印加帝国登报招标盖那么好的房子时，中国人还是野蛮民族，在茹毛饮血哩）。可是他们而今安在哉？

　　柏杨先生说这些，可不是专门泄气，而是我们要认清，竞争是无情的，天老爷并不会因为中国有五千年文化，而特别派六丁六甲，谒者功曹，像保护唐僧一样保护中国。趁着还活在世界上，应该赶紧锻炼锻炼，把尊肚里的脏水吐出来（吞点泻盐拉出来也行），多吃一点有养分的东西。现在我们哀悼那些在历史上被灭了亡、绝了种的民族，不希望有一天别的后生也来哀悼我们，千言万语一句话：“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慕容诗雨

恐龙型人物(1)
———跳出影子，似乎是中国人第一要务。

　　吾友赵宁先生，在他的专栏中，指出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影子里，明明是一只小猫的，一看影子那么庞大，就自以为是只老虎。呜呼，赵宁先生诚目光如炬，不过，柏老得补充补充，盖自以为是只老虎，那还是日正当中的影子，如果是日落西山的影子，则不仅仅自以为是只老虎，因为斜照的影子更为庞大，他简直还自以为是头恐龙，一个喷嚏，地球
都会震动哩。这种恐龙型人物，满坑满谷，触目皆是，马路上、商场上、房间里、衙门里，以及每一个行业的每一个角落，都会碰到。重则碰得你命丧黄泉，轻则碰得你膀胱发紧，小便频仍。

　　十二年之前，台北上演一部好莱坞电影（片名已忘之矣，好像是《圣杯》，不敢确定），最精彩的一段是江湖郎中表演空中飞人。他阁下本来有一套精密设计的装备，那是一对结实的轻金属翅膀，绑在两臂上，就可跟鸟一样满天乱飞。可是当他一上台面，面对皇帝老爷的隆重介绍和黑压压一片群众的欢呼，就忽然尾大起来，翅膀也不要啦，一直奔向楼梯，往塔上爬去。害得他那美丽妻子，在后面苦苦地追赶哀号，告诉他没有翅膀不行。江湖郎中不但不听，反而认为连自己老婆都唱反调，都拆自己的台，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暴跳如雷，用脚猛踹娇妻攀登而上的玉手，几乎把她踹下跌死。但她仍尾追不舍，一直到了尽头，江湖郎中把盖子一盖，娇妻只好掩面痛哭。接着是江湖郎中高立塔顶，群众的狂热使山摇地动，他的信心更如火烧，张开双臂，仰面向天，朗声誓言：“没有翅膀，照样可以飞。”于是，姿势优美，凌空而下，只听扑通一声，跌成肉酱。

　　──跌成肉酱的后果是祸延娇妻，上自皇帝，下至观众，一致认为受了欺骗愚弄，这种跳塔自杀的节目，人人都会，有啥可看的。他们鼓噪起来，眼看就要暴动，皇帝老爷不得不下令要江湖郎中的妻子继续去飞。她当然不会飞，但在枪尖围逼下，只好含泪爬上楼梯，为她丈夫的虚骄，也付出一团肉酱的代价。

　　这是历史故事啦，现实的场面是，今年（一九八○年）二月，“中华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马尼拉降落时，机长吴黉先生，就有这种膨胀镜头。闻见思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说他：“艺不高而胆大”，恐怕太过于客观，盖在主观上，他已到了江湖郎中阶段，认为没有翅膀，跟有翅膀没有分别，只要信心坚定，就是武功高强。他早已发现降落的高度不对劲，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重来一次。反而收回油门，放下襟翼和起落架，更使用减速板，使飞机降得更快。等到接近跑道尾巴时，下降的趋势更勇不可当，鼻轮和两个主轮，三点式同时重重落地，一声响亮，刹那间翅膀折断，引擎脱落，大火冲天，飞机化成灰烬。四位最倒霉的乘客烧死，三十九位次倒霉的乘客受到轻重之伤。

　　──吴黉先生一个人虚骄，四十余人遭难。比起江湖郎中只不过夫妻两人断送残生，似乎更价值连城。

　　就在吴黉先生表演一手之后的次月──三月，司机老爷许万枝先生，也有表演。他开的是游览车，满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的学生，作毕业旅行。行驶途中，车掌小姐照例介绍她自己和司机，当介绍许万枝先生时，称赞他是最好的司机。许公龙心大悦，而且为了表示他确实与众不同，就在危险万状的山路上，放下方向盘，举起双手，向大家抱拳，一方面答谢服务小姐的推荐，一方面向大家展示他优美的驾驶技术，已到了神奇入化之境，虽不用方向盘，照样可以开得四平八稳。当他抱拳的刹那，全车人都出了一身冷汗，有人更喊出声音。但许公神色自若，并且对那些喊出声音的胆小鬼，嗤之以鼻（有没有像江湖郎中踹娇妻那样踹了乘客几脚，报上没有记载，不便瞎猜），盖那太伤他的自尊心啦。于是，到了梨山附近，左撞右撞，终于把车子撞到万丈深渊，十七位大学生死亡。

　　──无论如何，许万枝先生仍是第二流的司机。他跟吴黉先生不同，吴黉的虚骄，只断送别人的生命。而许万枝先生的虚骄，却用自己的生命殉葬。上面几件壮举，柏杨先生都没有亲身参加，只有一件事，我却是荣膺男主角的。那就是，我老人家请吴基福先生诊治眼疾，最初的几个月，每天都需要静脉注射。我既不好意思每天往返八百公里去高雄打针，只好把针剂带回台北，在柏府附近找到一家私人诊所，每天前往挨戳。该诊所的那位女护士，秀色可餐，被秀色可餐捉住手臂乱搞，本也心甘情愿，可是她阁下跟许万枝先生的功夫一样，同是天下高手，许先生可以不用方向盘开车，护士小姐则可以不用眼睛注射。她总是一面注射，一面跟她的男同伴猛聊，聊到得意之处，还咭咭呱呱，前仰后合。我恳求曰：“老奶，请你看着点，这可不是耍的呀。”她的玉容就像挂着帘子似的，刷的一声拉下来曰：“这有啥好紧张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注射。”忽然一阵剧痛，我就哎哟，她曰：“我打针打了整整十年，从没有出过错，你这个老头，怎么还像孩子这么难伺候。”回到家里，左臂一片铁青。第二天再去，指给她看，她曰：“没啥，没啥，用热毛巾一敷就好啦。”只好换打右臂，回到家里，这条不争气的右臂也跟着一片铁青。一个月下来，她谈笑风生不辍，而我老人家的两条胳膊几乎成了两根木炭。

慕容诗雨

恐龙型人物(2)
──一个女孩子的虚骄，柏杨先生就得为她赎罪。幸亏我注射的不是含有剧毒的六○六，如果是六○六，当场就在她玉足前满地打滚矣。

　　恐龙型人物最大的特征是生活在日落西山斜照下的影子里。眼看太阳就要没啦，影子也要没啦，但他却觉得一切都是永恒的。一个人只要驾了一阵飞机，就自以为可以直起直落。只要开了一阵汽车，就自以为双手凌空，仍能转弯抹角。只要当了几年护士，就自以为闭着
眼睛就可以找到静脉血管。

　　于是，一个人只要有了一点钱，他就觉得神通广大，所有的人都得向他朝拜。手里稍微有点权，他就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教对方领教领教他手里的玩意。只要出了两本书，他就成了文豪，全世界都得向他欢呼。只要当上一个主管，不管是二三流的或七八九流的，他的能力就跟着高涨，职位比他低的家伙，都成了猪八戒的脊梁 ──无能之辈。只要弄到一个学位，不管是青蛙妈死脱，或跳蚤打狗脱，他就以为连对同性恋都是权威。只要会说几句英文，如果不在谈话中夹几个字，屁眼都能憋出黑烟。只要认识几个洋大人，那就更不得了啦，更得随时随地亮出招牌。

　　──至于柏杨先生，自从巷口摆地摊的有一天看我教敝孙女唱：“月奶奶，明光光，打开后门洗衣裳。”赞扬我是伟大的声乐家之后，我就觉得台湾这个小岛简直容我不下，每天早上都把铺盖卷好，准备出洋去当贝多芬的教习（我最近就要写一大文，揭发贝多芬《田园交响乐》十大谬误，读者老爷拭目以待可也）。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国土，中国人理应见多识广，充满深厚的气度和胸襟，却有这么多恐龙型人物晃来晃去，好像参加恐龙竞技大会，各显各的神通。跟我们深厚的文化背景，如此地相悖，实在教人越想越糊涂。沾沾自喜和浮夸肤浅，只有使一个人陶醉在自己的影子里，惹人生厌生畏，自己却再不能吸收任何新的东西，再没有长进。大多数人都如此，中国殆矣。

　　至少是近百年来的事，中国人走两个极端，不是沮丧自卑，就是盲目自傲，而很少能有自尊。呜呼，跳出影子，别当恐龙，祛除虚骄，应是中国人的第一要务。

慕容诗雨

崇洋，但不媚外(1)
《封神榜》是中国的《伊利亚特》，神仙如云，妖怪似雨，虽然最后都归结于邪不胜正，但双方打斗过程，仍花样百出，轰轰烈烈。《封神榜》神怪中最厉害的角色之一是殷郊先生，他阁下的翻天印，乃天下第一等盖世奇宝，只要口中念念有词，喝一声 “疾”，该盖世奇宝就被祭升空，砸将下来，不要说人的血肉之躯，就是喜马拉雅山，都能一劈两半。这还不算叫座，叫座的是连把法术传授给他的师父广城子先生，都无法抗拒，一见殷郊先生翻脸无情，祭起那玩意，立刻魂飞天外，落荒而逃。

　　柏杨先生这些时吉星高照，忽然间也遇到了这种盖世奇宝，不过时代不同，现代化的“翻天印”不叫“翻天印”，改名换姓，另行修炼，而叫“崇洋媚外”。只要“崇洋媚外”这句话被现代殷郊先生隆隆祭出，比三千年前的“翻天印”，还要雷霆万钧。洛杉矶一次聚会上，我正头顶石臼，努力演唱，一位听众老爷忽然传来一张字条，上面写曰：“老头，想不到你竟崇洋媚外，认为美国一切完美，而美国绝不像你想像中那么完美。”稍后，洛杉矶《南华时报》刊出铎民先生一文，其中一段曰：“崇洋媚外观念，应该猛批。柏杨老头也像许多刚踏上美国本土的老中一样，迷失在这个社会表象的美好之中，先是自惭形秽，接着是妄自菲薄。假如他能够呆上个三年五载，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

　　“崇洋媚外”这个盖世奇宝，大概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之后，才炼成正果，为害人间的。这奇宝的内容，可用一个老汉朋友的吼叫作为代表：“你们这些崇洋媚外的家伙（这还算客气的，有时候简直成了‘汉奸’、‘洋奴’、‘卖国贼’），千言万语一句话，无论是啥，都是美国的好，要说美国科学好，我还服，要说连美国的文化比我们好，我就不服，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事，也要学美国？”

　　──怒吼的不仅这么一位老汉，而是很多老汉，事实上很多小汉也同样怒吼，就使我老人家的血压大增。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课题，有些人竟能把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和并没有因果关系的两种行为，不经大脑，就能用唾沫粘在一起，实在是高级技术人员。“崇洋” 与“媚外”相距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互不相及，经过如此这般的硬生生粘在一起，动不动就掏将出来“猛批”，灾难遂无远弗届。不过受伤害的并不是被詈为“崇洋媚外”之辈，而是因怕“媚外”而不敢“崇洋”的人民。柏老的意思不是说根本没有人崇洋媚外，这种动物可多得要几箩筐有几箩筐。而只是说，更多的朋友，却是 “崇洋”而并不“媚外”。在洛杉矶会场上，我一时紧张，忘了自己客人身分，把脸一抹，露出本相，立即反问与会的绅士淑女，为啥不坐独轮车而开汽车来瞧老头？开汽车就是崇洋。为啥不梳辫子，不束发盘到头顶，而弄成左分右分模样？左分右分模样就是崇洋。为啥女士们不缠三寸金莲，走路一拧一拧，而天足穿高跟鞋？天足穿高跟鞋就是崇洋。为啥男人不穿长袍马褂，或更古的京戏上宽衣大袖，而穿西服？穿西服就是崇洋。为啥不吸水烟旱烟，而吸纸烟雪茄？吸纸烟雪茄就是崇洋。为啥煮饭时不用煤球木柴麦秸，爬到灶头吹火，而用电炉瓦斯？用电炉瓦斯就是崇洋。为啥不睡土炕，而睡弹簧床水床？睡弹簧床水床就是崇洋。为啥见了顶头上司不扑通一声跪下磕头，而只握手喊“嗨”？握手喊“嗨”就是崇洋。为啥不弄碗豆油燃亮，挑灯夜读，而用电灯？用电灯就是崇洋。为啥寄信时不托朋友顺便带去，而弄张邮票一贴，往一个密封筒子里一投？贴邮票投邮筒就是崇洋。为啥不去看皮影戏，而去看电影？看电影就是崇洋。为啥不拉着嗓门猛喊，而去拨电话？拨电话就是崇洋。然而，我可不相信各位绅士淑女媚外。

　　回到国内，心里更沉重得像挂个秤锤，觉得事情必须弄个一清二楚，才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轰隆隆阅兵大典刚过，各位读者老爷的记忆犹新，夫洋枪洋炮、洋鼓洋号、洋指挥刀、洋军乐队，哪一样不是崇洋产物，可是，却又哪一样媚了外？地面分列式、空中分列式，更是崇洋产物，又跟媚外怎么攀上内亲？深入家庭社会一瞧，简直更成了惊弓之鸟。写稿也好，写文也好，写黑信告柏杨先生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感情也好，都只用原珠笔、钢笔而不用毛笔，原珠笔、钢笔（加上打字复印）固努力崇洋者也，与媚外又有何干？客厅也好，办公室也好，公共场所也好，只坐软绵绵的沙发，而不坐硬邦邦的长板凳，软绵绵沙发固努力崇洋者也，跟媚外又有何干？上星期去一位朋友家串门，他当面吆喝我“崇洋媚外”，把我吆喝得发起酒疯，找了个头，要把他家的抽水马桶砸个稀烂。他太太苦苦哀求，我也不理，誓言跟崇洋媚外的抽水马桶，不共戴天，等砸了抽水马桶后，我还要砸电视机、砸收音机、砸电冰箱、砸瓦斯炉、砸电话、砸电灯……最后还是他家姑娘，大学堂毕业生，深中“崇洋”之毒，不知道敬老尊贤，不知道礼让大义，而竟诉之于法，召来警察，把我轰出大门，才算结束这场闹剧。否则，一头下去，他们可是住在十二楼的，全家屁股立刻就没地方放。不过，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该姑娘有啥地方媚了外。

　　呜呼，真不敢想像，如果上帝老爷一旦大发神威，把中国人“崇洋”所得到的东西，全部抽掉，不知道中国还剩下了些啥？翻天印朋友鼻孔冒烟曰：“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世也要学洋人？”咦，真是一个糨糊罐，这还要问，我们在做人处世上，当然更要崇洋，更要学习洋人的优点，但这跟媚外又有啥瓜葛？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崇洋已崇到过了头，首先就把五千年帝王世袭传统一笔勾销，猛学洋大人的投票选举。接着把封建制一脚踢，猛学洋大人的民主政治。在经济制度上，摒弃五千年的重农轻商，猛学洋大人的工商第一。更摒弃五千年做官为惟一途径的人生观，猛学洋大人多层面结构。在文化上，整个大众传播工具，包括报纸、电视；整个艺术创作，包括小说、诗、话剧、绘画、音乐，又有哪一样不是崇洋崇得晕头转向。可是，岂全国上下都死心塌地地媚了外？

慕容诗雨

崇洋，但不媚外(2)
情绪化的翻天印“崇洋媚外”，是语意学上的差误，经不起思考，经不起分析。铎民先生曰： “假如在美国住上三年五载，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这是可能的，但也不见得。我们盼望中国的武器更精密，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的工商管理得更有效率，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人一团祥和，要求崇洋学习说“对不起”、“谢谢你”。我们盼望中国人排队，要求崇洋学习一条龙。我们盼望中国人尊重斑马线，要求崇洋学习严守交通规则。我们盼望中国人过弹簧门缓缓松手，以免后面的人脑震荡，要求崇洋学习伫立以待。我们
盼望中国人都有开阔的侠情，要求崇洋学习笑容满面，乐于助人。我们盼望中国人身体健壮如牛，要求崇洋学习把时间花在运动上，不花在窝里斗上。———这一切，怎么扯上他妈的媚外？面对彬彬有礼的洋大人，我们难道不自惭形秽，反应该“不忘本”到底，横眉竖目到底？古书曰：“知耻近乎勇。”死不认错只要情绪冲动，捶胸打跌，就可功德圆满。而知道啥是羞耻，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能。

　　──铎民先生在“自惭形秽”下，紧接着“妄自菲薄”，这两句话同样没有因果的必然关系。自惭形秽固然可能妄自菲薄，但也可能突然醒悟、发愤图强。日本老爷的明治维新，就是这么搞起来的。情绪激动的夹缠，属于风火轮战术，中国人特质之一。

　　美国一位教授写了一本《日本第一》，没有一个美国人怒詈他崇洋媚外。柏杨先生只不过写了几篇仅涉及到皮毛印象，便翻天印乱飞。呜呼，你就是掐着我的脖子，我还是要嚷：“绝对崇洋，但不媚外！”还请读者老爷思量。

慕容诗雨

集天下之大鲜
殖民地意识下的社会，以母国的语文为最高级、最尊贵和最神圣的语文。中国虽然没有当过殖民地，但中国人有殖民地意识。留华学生白安理先生，意大利米兰人也，在台湾八年，他发现他去店里买东西，讲中国话时，店员爱理不理，可是一讲英文，店员马上就变成了马屁精。以致白安理先生虽然中文呱呱叫，当买东西时，仍是用英文。呜呼，白安理先生也属于少见多怪，固不仅店员如此，他如果到高阶层打打转，恐怕他会发现英文更威不可当。今年（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台北《联合报》上，有一段新闻，一字不改，恭抄于后。

　　新闻曰：

　　台湾邮政的服务良好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有服务不周的时候。纽约州立大学校长约翰托尔，最近到台湾访问时，曾希望透过台湾良好的邮政服务，去约晤一位学生家长，却令他失望了（柏老按：把“寄一封信”写成“透过良好的邮政服务”，以加强压力，可谓神来之笔，真得递佩服书）。

　　约翰托尔校长，到我国访问时，住在台北圆山饭店，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他学生罗玉珍的家长，希望见面谈叙，结果因这封信未附注中文地址，由于时间耽搁，待罗玉珍的父亲罗明鉴收到信时，已过了约定时间，托尔也已返国。罗明鉴认为邮局把此信退回很不合理（柏老按：好一个不合理）。

　　托尔校长于四月二十四日，随美国大学校长访问抵华，在二十七日写信给就读纽约州立大学罗玉珍的家长，约定二十九日下午七时见面叙谈，结果这封信五月初才送达罗玉珍家里。

　　罗明鉴指出，他收到信时，信封上虽加注中文地址，但邮局已加盖“退回”的戳记，上面并注明“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字样，显然是此信退回圆山饭店后，再由别人加注中文地址的。

　　罗明鉴说，外籍人士不一定会写中文，邮局上项国内函件应注中文地址的规定，应仅指国人相互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封，照理仍应立即按照所写英文地址投送。

　　台北邮局人员表示，此信可能是被邮政人员误认为是国人投寄信函，以后决予改进。

　　这则新闻真是集天下之大鲜，这位可敬的罗明鉴先生因未能及时晋见洋大人，失望后跳高之情，跃然纸上。邮局明明规定：“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罗明鉴先生却解释为：“应指国人相互间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呜呼，照理，照的是啥理？一封英文信寄出，邮局老爷是不是都要拆开瞧瞧，如是洋名就照寄，如是单音节就退回？有些华裔的美国人，如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直用的是 K. H. Sun，根本没有洋名，邮局老爷又如何分辨。如果只看信封，又怎么知道他是“外籍人士”和“内籍假洋鬼子”？这还不说，中国人在美国用中文写信，行耶，不行耶？阿拉伯人在台湾用阿拉伯文写信，泰国人在台湾用泰文写信，又是行耶？不行耶？邮局老爷迫不及待地承认错误，真不知错在哪里，误在何方？又拍胸脯保证改进，更不知哪里可改，啥地方可进。

　　我们对这种现象，没啥可说，只是提醒一点，在如此强大的殖民地意识、洋奴意识压力下，中国人的嘴脸，已经大变，变得可憎！

慕容诗雨

你这样回答吗？(1)
──比裔美籍司礼义神父谈“丑陋的中国人”

　　张香华

　　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么？”耶稣说：“我若说得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得是，你为什么打我呢？”

　　──《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

　　和司神父相处，常给你惊奇的经验。

　　在馆子里，面无表情的女侍把菜单扔到我们面前，司神父悄悄问我：“你知道她为什么这种态度？”我还没找出适当的答案，他却幽默地说：“她不喜欢我。”

　　街上，几个年轻女孩走近，司神父望着Ｔ恤上印着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说我不懂法文。司神父为我翻译，那几个字的意思是：“来乱搞我！”他摇头叹气：“她一定不知道这个意思。”

　　司神父住在台北市万大路附近，那一带拜拜风气很盛，大街小巷处处是庙宇，和私人开设的神坛。司神父告诉我：“昨晚这里上演酬神戏，你知道他们演什么？”我答：“布袋戏。”心想这回一定答对了。谁知司神父的答案是：“他们表演脱衣舞。”

　　──今年七十余岁的司神父，是比利时裔的美国人，前后十余年在中国内地以及台湾的生活体验，使他对中国十分熟悉，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学者，他对中国语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从一九三○年起，司神父开始习中文，曾经是赵元任、陈世骧两位语言学家的学生；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拉丁文，熟谙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日文。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国内地北方，一面传教，一面做中国民俗研究、歌谣收集工作，并用英、法、德文等多种语言，发表过学术论著三十余种。

　　我告诉神父，我很吃惊，因为他老是提醒我这个中国人，身边许多习而不察，或察而不觉的现象。我心想，为什么不请他就“丑陋的中国人”这个主题，说说他的看法。以他对中国人的了解之深，对中国人的感情之浓，加上他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丰富的学识和修养，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跨国性和跨民族性的启示。

　　司神父说：“你不在乎我的话令你惊奇？”

　　我说：“我正在期待你给我最大的惊奇。”

　　司神父本名Paul L-M. Serruys，司礼义，是他的中国名字，从这个名字，看出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是，司神父答复我的礼义之问，却说：“礼，是很好的东西，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但，中国人只讲礼，不讲理。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因为礼应该接受理──正确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导。”

　　“义难道不是正确的原因？”我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有‘礼义之邦’之称。”

　　“礼义之邦？”司神父沉吟一会，“我没听说过。‘义’字的英译，应该是Right或者还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Social Justice）。中国人讲的义，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义’是双重标准。”

　　我问：“从什么事情，使你对中国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交通现象就是一张中国社会的图画，”司神父说，“中国人对作为一个国民，应该尽什么义务，完全没有观念。交通规则在中国，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责，立刻觉得没面子。又譬如说，我今天这样批评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恐怕是生我的气。平时，常常有人说我太骄傲，或者来劝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标准谈论中国人。其实，我很不愿意伤中国人的感情。”

　　“不见得人人都会生你的气，我就不会，”我说，“我也不怕感情受伤，我就是盼望听听你伤中国人的心，伤得有没有道理。”

　　司神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项学术会议讨论过程中，司神父提出与某位中国学者不同的意见，对方从头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从一开始，这位学者听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见，就非常不高兴，立刻面露愠色，拒绝和他讨论。第二天，司神父亲自到这位学者的办公室，准备再试试和他沟通。谁知道学者明明在办公室，却教秘书小姐说：“不在。”司神父只好知难而退。

　　“所以，”司神父说，“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你想，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不讲理，造成权威和垄断，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讲理？”司神父接着说：“当然，有时候，我和中国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有学者会说：‘我不同意你，不过，我现在说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来和你讨论。’然而，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实在没有几个。”

　　我问：“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人讲礼，妨碍了讲理？”

　　“其实，讲礼和讲理，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司神父强调，“但必须经过学习，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称，才能够讲理。至于‘礼义之邦’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应该称‘礼乐之邦’才对，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

慕容诗雨

你这样回答吗？(2)
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深，令我惊讶。

　　“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希腊人自称是‘理乐之邦’，”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礼”字，“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理如果脱离音乐，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kalos k'agathos，前面一个字kalos，是‘美’，后面一个字agathos，是‘善’，中间一个k'是kai的简写，
是‘和’的意思。希腊人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 k'agathos，美与善合一。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现在音乐里，所以，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

　　我静静地听着。

　　“不过，”司神父说，“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发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

　　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

　　“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说，“中国人没有史诗（epic），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中国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诗意（image）虽美，但只注重个人，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即使写，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汉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诗。”

　　“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问。

　　“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发现这个现象。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中国人为什么轻视这些？”

　　听到司神父的问题，然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那句话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取个洋名叫Royal，中译作“老爷”的餐厅，三楼的明宫厅供应中国菜。我们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她的动作，娴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说：

　　“你看，这就是面子！加上一块小红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么，肮不肮脏，就不需要计较了。”

　　平时，常听到有人说：

　　“这是太不给面子了……”

　　“不给面子，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

　　“赏脸的话，请……”

　　“这样做，真是够有面子……”

　　这类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岂不比比皆是！在这一张张“面子”之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了“里子”？我们的生活中，类似“老爷餐厅”高贵的金碧辉煌之下，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游到这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于是我问：

　　“你是语言学家，从语言上，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的语言，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并没有不同，”司神父简洁地说，“中国人常常喜欢自负地说，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其实，这是肤浅、幼稚的说法。”

　　“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我说，“名词没有单数、多数之分，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

　　“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中国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个’、‘三个’表示数量，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中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

　　“请进一步说明，好吗？”我请求。

　　“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父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那里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异，言语就有差异，是吗？”我问。

　　司神父同意地点点头。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

　　“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慕容诗雨

你这样回答吗？(3)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
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

　　“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

　　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

　　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断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

　　“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

　　“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

　　司神父感慨地说：“归根究底是，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涌，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对中国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

　　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

　　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部收税的机器，也是一部剥削人民的机器。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么过活，他本身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变成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

　　“也许是有点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中国进步得太慢。至少，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神父心情沉重，说，“中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从贫穷出身，但，一旦当权之后，不但不再设身处地，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发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说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道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

　　“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学生对他的讲法有疑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台湾之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说，一面摩挲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诗句中说———

慕容诗雨

你这样回答吗？(4)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

　　我感觉得到，这位曾经受过司神父推荐的中国诗人杨君，已经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说：

　　“我们再来谈国家问题吧。”

　　“第二，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

　　第三，中国人被船坚炮利的事实说服，发现必须向西方吸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较，日本可就有计划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亲眼看到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司神父说，“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考试，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中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更换。日本则不然，日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马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中国的留学教育，就缺乏这样一套有效的办法。”

　　“第四，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国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以色列人则还击力（fight back）很强，遇到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中国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

　　第五，中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德国人则向来惟法是从，对纪律之重视，举世无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在优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勋，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训练有素。正因此，二次战败后的德国，很快就找到自己复兴的轨道。中国人的‘没有办法’，与德国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从以上五点来看，中国人之所以复兴得慢，实在是有以致之。”

　　司神父结束了纵横的议论，久久无语。

　　“你知道吗？”在沉默了一阵之后，司神父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国来的。在我来中国之前，很早就对中国好感与好奇。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到利玛窦到中国的故事，种下了我日后到中国的种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对中国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亲自到中国来的动机。”

　　司神父曾经读到一篇报道《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在纽约》，应中国留学生邀宴的文章。赛珍珠在筵席间当场宣布，她准备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学时，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顿时提出异议，这些留学生认为把中国下层社会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吃人肉等残酷的暴行，介绍到外国去，无疑是一件丢中国人脸的事，他们希望赛珍珠翻译一本描写中国人纯洁无邪的书。司神父对这些留学生的意见，感到异常震惊，他说：

　　“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持这样的看法，认为《水浒传》是中国人的耻辱，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谁会因莎士比亚写邪恶的人物、淫荡的女子，就会轻视英国的文化？因此，这些中国留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们自欺得厉害。这种‘自欺’（Self-delusion），实在是中国人的好面子，喜欢蒙骗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当然有，”司神父首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

　　“什么叫‘忠心’？”我问。

　　“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

　　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力。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优点吗？”我问。

　　“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柏杨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

　　“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