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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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缺乏外部选择压，不高兴症结(1)


　　二、 缺乏外部选择压，中国不高兴的症结

　　◆ 王小东

　　耳光能把我们掴醒吗

　　2008年中国的几件事情使我们形成了对世界形势的展望，有两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两件事，一个是中国三鹿奶粉问题，另一个就是美国金融危机。这两件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并不是危言耸听，都很具有象征意义和代表性。三鹿奶粉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件，体现了中国这个社会或者是文明现在所遭遇的巨大问题。不仅仅是三鹿奶粉，几乎所有的奶粉都出现了问题；不仅仅是奶粉，而是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出了问题。到了21世纪，我们有这么庞大的政府机构，而且人家都说我们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可以令行禁止的国家，竟然不能及时处理这样的问题。这反映的是中国文明的衰退和崩溃，而美国的金融危机则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衰退和崩溃。我觉得这都是明显的预兆。

　　我们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总是在讲：我们领导层、我们精英层如何如何好，靠他们就行了。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毫不留情地打了他们一个耳光，用事实告诉人们，他们过于乐观了。

　　应该说，中国的精英，在世界上肯定不算最不称职的。有朋友去东南亚，约好了见面时间，人家经常会晚五六个小时才来。一位朋友跟我说过，他去印度访问，印度人问：你们修高速公路怎么那么快，你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太棒了、太快了。朋友回答说：我们基础设施建设贪污很厉害，很多工程款被贪污掉了。印度人问：大概贪污了多少?我的朋友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大概估摸着说：5%吧（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款基数大，5%当然是很大的数额）。印度人笑了：你们太廉洁了，我们是反过来，95%被贪污了。（我想这也只是个估摸，只是表示很多而已。）朋友很奇怪：95%被贪污了，那这工程还能干吗？印度人回答：我们有辙儿，不是有民主吗？用民主程序把这个工程给搅黄了，不修了，95%拿走，5%搅黄这个工程。我讲这个插曲可决不是反对民主，但民主作为一个工具，确实也得看是谁用。

　　实事求是地说，跟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比的话，我们国家的精英层还算是好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还行。但是我认为，像我们这么大一个民族，13亿人在这个世界自立，在能源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能以这样的低标准要求自己。坦率地说，将来一旦出现争夺能源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局面的话，那些民族的下场是非常悲惨的。我们要比他们强得多才行，我们必须是世界上最好的才行！

　　外部大的打击恐怕不会等太久就来了。这个大的打击是对我们人类而言，就是石油等自然资源的枯竭。

　　美国人斯蒂芬·李柏和格伦·斯特拉西写了一本书《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这本书讲，现在很多人在扯淡，说什么现在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是环境问题、气候变暖等等，纯粹是胡扯，连他17岁的儿子都看出来了，这些问题都是胡扯，真正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的枯竭。现在地球上的石油，恐怕不够把世界变暖多少了，也就再用个二三十年吧，这还得以人类对石油的消费不是特别快速的增加为前提。那么有没有替代的办法呢？其实现在根本看不出来。这本书说：有一些人很乐观，只要石油价格上去，我们就会把油给找出来。这是胡说八道，事实上这些年基本上没有发现太大的油田，而找石油的科技水平却越来越高，花费越来越大，这恰恰就证明石油在地壳里越来越难找了，真的是没有了。科技那么高，花那么多钱去找，你怎么还找不到呢？过去可不是花这么多钱去找的，过去的科技水平比现在低多了石油都能找到。所以说，再找到大量的石油资源几乎没有可能性。

　　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要大量使用石油，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这是谁也拦不住的。再说，凭什么拦住我们用？中国有一些环保主义者，包括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说中国应该节约，应该天人合一（辟谷好不好啊？），把石油省下来。这个观点看似高明，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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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缺乏外部选择压，不高兴症结(2)


　　第一，这没有什么可行性。说这样话的人自己都住着大房子，开着车呢。他们自己不身体力行，减少石油的消费，要我们减少，非常的虚伪。最虚伪的就是美国的前副总统戈尔，他的房子一个月用一万多度电，竟然因为环保拿了诺贝尔奖。环保主义者这德行还真不少，所以宣传环保，不管是西方的宣传还是中国的宣传，往往都是扯淡，人性如此，收不住。

　　刚才讲的是全人类角度，再来看第二点。从中国人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省下来有用吗？我们省下来的能源不是被西方人消耗掉了吗？在今天这样的世界格局之下，谁先省谁先死！也就是说，谁想节约能源消费的话，肯定先从地球上被淘汰掉了，因为你不发展了，不发展就要落后，落后就会被别人淘汰掉。在这个格局之下，人类不大可能通过节流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能源问题。开源呢，找替代性能源？我觉得像煤炭、天然气、油砂什么的没必要再讲，那些化石燃料最多延长一点时间。核能也不行，《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里就讲，如果我们全力发展核电站的话，铀在6～30年之内就会被用光。真正可持续的应该是可再生能源。但是，可再生能源现在的情况非常不乐观。水力，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有几十年了，也发展得差不多了。还有生物质能（人类最早利用的其实就是生物质能：砍树），这几年发展生物质能，搞得粮食价格暴涨，发达国家把玉米烧了开汽车，发展中国家的人就得饿死。将来有没有可能突破？比如说在海里用海藻生产生物质能什么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其前景如何。风力稍微有点希望，但是占的比例也不高。如果真的准备依靠风能，需要现在就拼命造风能发电机了。前段时间国内有人开始大面积忽悠太阳能电池板能解决问题。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希望非常渺茫，现在技术上还看不到突破。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资料，到2030年，太阳能电池板发电最多占到美国能源使用的1%，这是来不及的。就算按照那些忽悠人的说法，把塔克拉玛干沙漠全覆盖了，把亚利桑那州沙漠全覆盖了，这个施工量得有多大？施工的当中又要消费多少能源？全都是问题。为什么中国一帮人出来忽悠太阳能电池板可以解决世界能源问题？说穿了，是因为有不少中国企业上了大量生产技术水平并不高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所以要大造舆论，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能源问题就是解决不了，怎么办？没办法，文明只能退回去，现在的复杂文明维持不下去，就退回到简单文明去。这也是《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一书中的观点。

　　中国人最不习惯“文明退回去”这个观念。因为自有文字历史记载以来，中国文明基本上没有大的倒退。当然，在每次改朝换代的时候，往往都有人口的锐减，文明的相对简单化，但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还都只能算是小的倒退。我们近现代100多年也可以算小的倒退，但如果是以文明史的尺度来看，还是算不上倒退。但就整个人类来说，不要说倒退，文明灭绝了的事也不少，欧洲就有大的倒退。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讲法，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经过一千年以上的时间才恢复到罗马帝国当时的水平。中世纪的欧洲文明是非常简单的，根据基佐（就是《共产党宣言》里面挨骂的那个基佐，他是个历史学家，也是个政治家）讲的《欧洲文明史》，当时欧洲的社会基本状态，大致就是领主的几口人之家，外带几个仆人、一些农奴及依附的少数自由民等等，这就是一个政治单位了，非常简单，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极其艰苦。我们知道罗马人爱洗澡，澡堂子修得很漂亮，可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人是不洗澡的，法国国王半年才洗一回澡。所以，文明是可以退回去的。文明也会灭绝。比如说由于能源的耗尽，文明灭绝了，这不是什么非常罕见的事，复活节岛的文明据说就这么灭绝了。

　　复活节岛文明怎么灭绝的？复活节岛上的统治阶级形成了一种传统，就是比谁的石像造得更大，造得越大就越能凸显首领的崇高地位。问题来了，要把石像立起来需要用绳子拉，而绳子是用树皮做的。结果300年中，为了拉石像把树砍光了。砍光了树木，他们就失去了众多的食物来源，也没法造独木舟了，不能去深海打鱼了。我们可以把树看作是岛上的能源，能源耗竭完，文明也就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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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缺乏外部选择压，不高兴症结(3)


　　总之，文明是可以灭绝或倒退的，比如欧洲，还有楼兰、北印度文明等，没什么稀奇的，只不过中国人不习惯而已。欧洲人比中国人习惯多了。

　　“现在很爽”是自欺欺人

　　为什么我老责备文化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那一套呢？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现在就很好，现在挺爽”。问题是不但现在很多人没爽，而且还越来越不爽。

　　我们能明显看到，把经济放开一点，中国的人才在经济领域就能驰骋，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经商，比如说，有一些人适合从政，有一些人适合搞学术，有一些人适合搞文化、搞娱乐或者搞传媒，在这些领域如果没有民主，不准竞争，安分止争，谁也不会服气。大家明着看一群笨蛋在那个位置上坐着，却不能跟他们竞争。有那么多人明明比他们强一万倍，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家心里能好受吗？

　　奥运会之后的三鹿奶粉事件对中国人的爱国心打击非常大。上级领导最喜欢的是“鸟巢一代”，既爱国又听话，“火炬一代”（其实和“鸟巢一代”是一代人，但不一定是同一群体）可能不够听话，不够驯服。三鹿奶粉事件一出来，民意摆动非常大，“火炬一代”中的很多人就反弹了，很气愤，说：“我们三四个月前上街很傻。”这件事充分反映出现阶段的精英腐败，给中华民族凝聚力带来巨大的问题。

　　“神七”上天，欢呼的非常多，中国人的爱国心算是扳回一点，但是三鹿奶粉事件的打击已经大到“神七”无法冲喜的地步。三鹿奶粉事件出来之后，再说批评外国人，包括批评日本人，年轻人马上不接受了，说“你先看自个儿吧，做得那么糟糕”。对日本人也不批评了，甚至不容许别人表达可能是对日本人的批评。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到一个日本街头现象。不少游客喜欢在日本街头照相，所以很多日本女孩子就成群结伙打扮得特别妖艳，在街头摆出姿势让大家照。这是人类的一种表现欲望，说这个事的人并没有批评日本，只是说日本的一个逸闻。标题用了“震惊”的字眼，也无非是当今“标题党”的风习（但还算不上是标题党），可马上就有人上来骂，他们说日本人这有什么错呀，你凭什么骂日本呀！逆向种族主义情绪马上就来了。我长期搞民意调查工作，2008年民意的一波三折，确实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不高兴”是可以转变的。同样是“火炬一代”，先前维护了我们的国家，转过来他照样可以不维护你。

　　年轻人在火炬事件中高尚了一把，他们要求精英至少也同样高尚一把。年轻人说：我们爱国了，政府是否也该做得好一点？

　　但无论如何，今天80后比老几代人爱国得多。他们可能在私德方面有很多缺点，但是在爱国问题上，在民族凝聚力问题上，80后比70后强，70后比60后强，60后比50后、40后强，体现了一个单调上升规律。这个规律一直要推到20后才不适用。因为20后是受过外国人伤害的，经历过抗日战争。80后由于没有历史负担，他们的成长过程比较好，没有遭受过父辈、祖辈的苦难。但是他们的爱国情绪被三鹿奶粉事件所体现的精英不高尚和腐朽当头一棒，而且这一棒子打得不轻。青年人热血沸腾了一把，最后却让你打了一闷棍。

　　缺乏外部选择压，大家都会完蛋

　　问题的根由在哪里？且让我把话题谈开一些，说一下为什么中国非得出现“高尚集团”、建立“高尚社会”不可了。

　　其实用社会生物学来解释人类现象和历史现象非常有效。爱德华·威尔逊所著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里有一段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是等待融入现代综合论的最后的生物学分支。”口气大了点，但我认为事实很有可能真的是这样。

　　一个物种，如果没有外界环境对它的压力，绝对会退化。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很多穴居动物的眼睛是瞎的。它们的祖先原先在地面上生活时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为什么眼睛会瞎掉呢？很简单的道理，到了地底下以后，眼睛用不着了，也就是说，地底下的环境对它的视力是没有选择压的。在地面上的时候，它视力如果不好，就可能抓不到吃的东西，就可能被别人吃掉，到了地下用不到眼睛了，视力好不好没有关系。而管视力的基因在遗传复制中会产生复制错误，没有选择压了，就淘汰不掉错误，管眼睛的基因就变成随机乱码了，所以眼睛就瞎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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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缺乏外部选择压，不高兴症结(4)


　　这个道理对应到人类社会对不对呢？其实也对。现在的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几乎没有选择压，其他动物威胁不到人类。那么人类群体互相之间有没有选择压呢？现在最起码对于核大国也没有。要论述人类群体相互之间的选择压问题，就用得上社会生物学里面的一个分层选择理论了。这个理论主要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如果一个群体，没有外部的压力，就是没有外部选择压，内部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定是里面最虚伪、最不诚信、最损人利己和最不道德的人过得最好！因为他们的成本最低。这样，无论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对于成功者的模仿，最后你会发觉，坏的秉性迅速弥漫到整个社会，这个社会全是最坏的人，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有诚信的，没有一个利他主义者，没有一个高尚品德的人，一个都没有，就像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人类社会当中，还是有一些好人，有一些讲诚信的人，有一些为其他人做事的人，有一些带领大家向着共同的目标走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呢？那是因为有外部高一个层次的群体选择压。在外部群体选择压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群体的内部全部变成了坏人的话，这个群体就会整个就被淘汰掉。由于这种分层选择的存在，所以我们才看到我们社会当中有好人，有英雄，有好的领袖。这个思想达尔文就有，我认为这符合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现象。

　　实际上，其他的一些思想家也有类似想法。比如说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论，甚至更早的孟子讲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也是这个意思。但是社会生物学表达的逻辑线条更明晰。

　　盛极必衰，强大到没有选择压的时候，衰退、腐朽就开始了。有人说我们中国人这个德行那个德行，有些德行确实不怎么样，其病根就是在这里：古代中国非常强大，在很长历史当中，外部选择压很弱，于是越混越衰朽，这是很自然的。美国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刚混了两百多年，就混到了中国混了两千多年才达到的地步，比中国还快。

　　这个世界的强国自从打过两次大战以后，没有了选择压。有了核武器，互相之间不敢打，选择压弱了。冷战之后，更是几乎没有选择压了，美国人福山高兴得忘乎所以，说“历史终结”了。

　　今天中国怎么样？别看中国好像如有些人说的显得病怏怏的，其实在外界也没有多少选择压。中国也是核国家，中国再怎么不灵，别人也不敢揍，美国人不敢来直接揍你。所以社会上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感觉可以混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会衰退。美国和中国都是一样，一定会衰退。

　　宋晓军讲中国人可能需要再打一次败仗，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引入外部选择压。在压力下自己更新，在压力下淘汰掉内部的腐败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它老是主动地制造敌人。

　　其实，这根本不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问题，全世界人类都一样，美国绝对不像中国逆向种族主义精英们讲的那样有道德，比如说华尔街，按美国人的话说，就是那几只“肥猫”把全美国老百姓抢光了。很多美国退休老人衣食无着，不知道怎么办，存的钱全都没了。

　　我讲美国在衰朽，国内一些人又蹿上来了，他们讲美国如何如何强大，今天的金融危机根本算不了什么，美国很快可以恢复，等等。这些人很愚昧。我讲美国在衰朽，着眼点根本就不仅仅是美国今天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仅仅是一个可以拿来说事的现象而已。我们要有穿透历史文明的大眼光，社会生物学还真就可以帮助我们具有这样的穿透历史文明的大眼光。但我在前面把社会生物学结合人类历史来分析，是我自己的观点。社会生物学家们谈这些的篇幅往往很少，就很少的那么一点点，所谓的西方“政治正确性”就容不下了，所以我估计他们也是不敢谈。我谈的这些，错了，责任全是我自己的；对了，功劳我也有一点。

　　如果一个社会永远没有选择压，当然是一件好事，可以说，那就是人间天堂了。问题是现在没有，你麻痹了，懒惰了，最后一下子强压来了，你就完蛋了。自然资源的危机早晚会来，如今经济萧条所带来的资源降价是暂时的，中国人的“不高兴”只是一个开头，这还不仅仅是直觉了，已经有很多人看到了这种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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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大目标、现代化与“文艺腔”(1)


　　三、 大目标、现代化与“文艺腔”

　　◆ 宋晓军

　　现在很多官员和学者不懂军事，不从竞争的视角看今天的现实世界，天天一张嘴就是“文艺腔”，很难说他们是有大目标的。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年轻有为的部级干部被“双规”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见过此人，他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歌唱得非常好，当时还有朋友说这位官员把自己唱的歌刻了盘送人。由此我就想到了“文艺腔”这个词儿。

　　整个80年代“传承”下来的风气就是大家喜欢拿文艺品质自炫炫人，风花雪月，误人误己。中国现代化100多年里，先是清朝的上层不高尚，断送了现代化的机会，后来是国民党上层重蹈清朝的覆辙，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按现在80后的说法：“文艺腔”太重。其实现在的官员学者也存在这个问题。一个伤痕文学的启蒙，加上后来的出口加工贸易和提前将土地出卖的财富积累，好像现代化就来了，上层和精英又开始“文艺腔”了。怎么看怎么有轮回的感觉，很多精英老说中国社会不能再重复“造反——腐败——再造反”的模式了，但是上层如果这么“文艺腔”下去，怎么能避免呢？有些人提出了民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民主是手段，是实现“大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大目标”作为底色的民主，必然是充满了“文艺腔”的民主。

　　我自己想想，这个“文艺腔”不仅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有关，现在可能还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有关。那时候人人都在读国外名著，你要不知道朦胧诗和流行的外国名著，就跟现在不知道电脑和博客是什么一样被人瞧不起，因为那时人们不仅面对的诱惑少，而且还都特认真。我与很多朋友聊过，他们都不知那个时候的“文艺腔”怎么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其间也衍化出了很多升级版，什么政治“文艺腔”、社科“文艺腔”、金融“文艺腔”等等。

　　总之，这种“文艺腔”不仅成为了官方回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也成了在野知识分子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且这些年越来越明显。

　　记得一次我在凤凰卫视做一个PK节目，内容是“中国到底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舰”。结果这么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完全变成了一场“文艺腔”的大比拼。一位有点名气的教授，根本不了解海军、航母、造船工程，上来就用历史“文艺腔”说，中国不能造航空母舰。当时我真是又气又好笑，突然感觉到，只要是被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腔”浸泡过的人，怎么都那么自以为是啊？中国社会在急速的现代化、工业化现实中，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学点新东西来面对呢？

　　有一段时间，我收藏民国的旧书特别上瘾，记得看过当时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到中国后，林徽因、徐志摩与他的合影，照片被报纸刊登出来被命名为“松、竹、梅”，后来好像是鲁迅还奚落了这张照片，大意就是日本人已经占了东北，他们还在那儿“文艺腔”。这次金融危机已经表明了，中国今后不打商战是不可能了，而且也不排除面临着战争的可能，年轻人都意识到了，可是上一代很多人就是脱不了那点儿“文艺腔”，让人觉得很耽误事。这一点在传媒领域最明显，很多年轻的编辑、编导都知道，他们那些80年代毕业的领导最喜欢“文艺腔”，他们编文章、编节目都还得顺着领导的意思来，结果80后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看，好在有了网络，他们在网络上创造了另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与“文艺腔”越来越远了。我有一次问一个年轻人怎么看那一代人的“文艺腔”，他表示很理解地说，那些人脑子里的信息处理器就相当于“286”电脑的中央处理器，来不及处理每天接收的那么多信息，所以就自然不自然地回到了他们最熟悉的“文艺腔”上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是随着国家物质文化成级数变化的年代长大的，他们的信息处理器早随着时代变化升级了，所以年轻人处理信息的速度比上一代人快多了，看问题反而更容易看到本质。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是不好意思揭穿上一代人那种沾沾自喜的“文艺腔”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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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大目标、现代化与“文艺腔”(2)


　　贯穿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文艺腔”，是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症结呢？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从文学反思开始的。“伤痕文学”在反思效用被放大之后，变成了全社会的一种文学热，而当时正赶上中国与美国联手反苏，西方文学自然就会大量涌入对西方文化封闭了多年的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上的放权让利（国家财政收入从1978年占国民收入的37.2%下降到1989年的19.1%），将原来30年为了打仗建立起来的巨大的机电加工能力转为“补生活欠账”的民用生产能力，又让文学反思中的“解放人性”的场能短期内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释放。80年代中期，物质生活刚刚尝到甜头的人们并不满足，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具“现代性”的外国商品，除了走私以外，国家开始用外汇大幅度进口，这无疑加大了这种文学热的温度。那一段时间，“文艺腔”在一代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应该说，当时虚幻的物质基础将“文艺腔”这种精神文化深深地固化在了那一代人的脑子里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与西方在政治上分手，但经济上联系不断，“海龟”经济学家纷纷登场，已经占据了话语主导权的80年代主流知识分子又不愿意离开舞台，因此就产生出来各种各样的“文艺腔”。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文艺腔”并不是在一个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打商战的背景下诞生的，而是在对自己的反思和盲目拥抱西方的情况下诞生的，所以就会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社会，也无法解释现实的社会。因此，在那些一切都用过时了的“文艺腔”看世界的人眼里，90年代后由于中国与西方潜在的经济结构性竞争而生发出来的对西方不满，都是义和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是愚昧落后的，是受官方蛊惑的，包括最近对“奥运火炬事件”中年轻人的行为，很多还绕在当年“文艺腔”里的人，都还是这么认为。这其实很可笑，那些在国外学习、知识结构很好的年轻人，难道真是当年义和团转世吗？他们真的不知道那些年轻人怎么在网上嘲笑他们那种过了时的“文艺腔”吗？到底是谁更愚昧呢？没错，中国革命的主题是来自底层，底层确实有底层的问题，而这种历史选择，不恰恰是因为上层不高尚，大玩“文艺腔”造成的吗？当初的上层以为唱唱“文艺腔”中国就可以现代化了，结果把王朝转换的主动权让给了底层，现在也是一样的，一个农民人口达9亿多的国家，同样不是能唱唱“文艺腔”就能完成工业和政治现代化的。

　　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否定“文艺腔”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被西方军舰、商船堵在家门口，被迫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作为一个被人家用暴力方式输入工业文明的国家，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艺腔”？那些对中国现实工业科技与西方差距有了解的年轻人，在宣泄了不满之后，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艺腔”呢？他们看到官方一边无奈地说着“中美友好”，一边又要忍受着美国对台军售、小布什接见“藏独”“疆独”大佬的屈辱，他们会怎么想呢？从现在开始，他们又要经历中国经济被美国金融绑架的痛苦，这种痛苦很可能成为他们毕生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记忆。这种记忆会被当前这种脱离了现实世界、沾沾自喜的“文艺腔”所消磨掉吗？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做“社会如何记忆”，那本书的开头就写了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开头都包含回忆的因素，特别是当一个社会群体齐心协力地开始另起炉灶时，尤其如此。如果中国在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准备重新开始时，届时渐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回忆因素呢？是“两弹一星”的记忆呢，还是当下“文艺腔”的记忆呢？文化选择的主体永远是大众，尽管知识精英的偏好对大众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如果太脱离实际，太没有骨气，能不被大众抛弃吗？看看前阵子源于希腊波及欧洲的“骚乱”，那些年轻人为什么砸了100多家银行？他们行为中包含了多少法国大革命的记忆因素？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年轻人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当下流行的“文艺腔”无非是试图让年轻人“告别革命”，但是就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记忆而言，情况很可能恰恰是相反的。

　　高层其实很明白，现在要把年轻人由革命记忆派生出来的激情转化为建设现代化的动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的讲话，之所以从1840年开始讲起，本质上就是这个东西，但问题是这层意思经过那些把持着话语权人士的“文艺腔”一解构，就变味儿了，就完全失去了“技术含量”，这恰恰是渴望有“大目标”的年轻人又气又无奈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左右，都有一个去“文艺腔”的问题

不放弃

字太多啦！俺的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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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文艺腔测不准中国社会现实(2)


　　别以为这样思考问题的只是一些“小右”网民而已，当代中国无数的大“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比这个水平高出多少。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往往没完没了地嘲笑传统中国在军事方面的懦弱无能，但是，你只要一说“尚武精神”“加强国防建设”，他们就会立即跳出来破口大骂你是“法西斯”。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他们绝对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反正是你左右都不行，他们骂痛快了就好。还有，你一讲“强国”，他就说“长江都快变成第二条黄河了，还要什么国！”他们就不想一想，要解决“长江将变成第二条黄河”的问题，就更需要强国。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文艺腔”与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系：左派和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有很多人是“文艺腔”思维，认识问题缺乏逻辑，更不能深入思考。左派中的一些人把改革开放前说得十分完美时，他就忘了，如果那时真的是如此完美，你又怎么解释我们是如何走上今天的道路的？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些人一方面对现实进行极为激烈的批评，把现实说得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别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进行制衡等等主张。

　　这里面有无知的因素，也有装傻的因素，但无论是制造这些自扇耳光“启蒙思想”的人，还是相信这些观点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装傻，是真相信，同时也不完全是因为信息缺乏，而是不具备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所以晓军将“文艺腔”比喻为“286”，其实是很贴切的。“286”的中央处理器，你给它配上再好的内存和硬盘都不行，它就是处理不了这些信息。

　　“文艺腔”们一方面气壮如牛，对于理工科思维不屑一顾。比如20多年前，我与“河殇”派辩论时，他们就说我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没有资格参加辩论。我曾碰到过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说：理工科的人不可能有“终极关怀”。我当时笑答：请你告诉我，“终极关怀”是什么时候成为一门专业的？我也曾碰到过一位自己原本是理工科出身的企业家，声称：理工科出身的人没有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文艺腔”们内心却又往往相当自卑。我这里可以举王小波的神话这个例子。王小波的神话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有所谓的“理科思维”“欧美理性”。比如新浪博客上有一篇《理科生王小波》的博文就说：他是一个学理工的改行写作，并且他的理科思维特点强烈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带有明显的逻辑色彩。另有无数的文章吹嘘他的“欧美理性”或“英美理性”。我估计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都是学文科的，至少是没有真正养成理工科思维，也非常不了解王小波的历史。因为他们不知道，王小波根本就不是一个理科生，他从来就没有修习过任何真正的理科课程（最多也就是修了几门计算机课程吧，还没有拿到学位），坦率地说，他的思维特点在真正受过严格的理科训练的人看来，恰恰相反，是非常缺乏逻辑，非常“文艺腔”的。这一点不单是我自己这么看，有一个喜欢、同情王小波的网友说得也非常好：“我是学计算机的。在我看来，小波文章的逻辑，的确如你所说，比较弱。一方面是他的想象力太丰富；另一方面，他的理科知识大概全是自学的，支离破碎，对写某些文章反而有害。”然而，王小波仅仅凭着自己摆出的一副所谓“理科思维”的架势，就蒙住了无数的“文艺腔”——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比较嫩、还没有真正形成理工科思维的理工科学生。这充分说明了“文艺腔”们自己在内心是认为自己的“文艺腔”思维远逊于理工科思维的。

　　“文艺腔”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他们把“文化”（看上去比“文艺”广义一点），把“软实力”放到了过高的位置。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看到思想界、学术界、主流媒体，乃至跟着鹦鹉学舌的政界、商界，没完没了地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软力量”的重要性，甚至强调仅凭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感化西方人，“为万世开太平”。然而，强调了半天，中国的“软力量”仍旧弱到几乎是负数（当然这不仅仅是“文艺腔”的问题，还有中国的“软力量”的其他软肋，如民主等问题，因偏离了这里的主题，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我的《天命所归是大国》中的有关论述），投上去的资源除了解决了负责这一块的个人腰包，没有给中国增添分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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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文艺腔测不准中国社会现实(3)


　　我在这里决不是说“文化”“软力量”没有重要性。“软力量”确实很重要。拿我自己来说，我原来是学“硬力量”的，现在干的却是 “软力量”的工作，这就已经说明了“软力量”的重要性。回顾当年，我在本科学的东西是与高端技术、国防工业相关的，我的那些没改行的同学，不少至今仍在这些领域工作。我为什么要改行呢？因为我当年已经认识到：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就在我求学的那几年里掉头了，我们的前途将大打折扣了。要把这个方向搬过来，需要的是披上“文艺腔”外衣的“软力量”（虽然当年还没有这个词汇），所以我弃理从文，颇有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的那种想法。记得有一次在乌有之乡开会，晓军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思想领域的争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防工业。当时，杨帆不同意，他说：如果思想领域打不赢，国防工业就不可能拿到钱去发展。这时站起来一位听众，自称是属于国防工业的，说杨帆这个观点太对了。还拿计算机打比方，“文艺腔”是友好的界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友好的界面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友好的界面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而，首先，“软力量”虽然有帮助提升“硬力量”的作用，它还是得有“硬力量”为基础。这些日子热映《梅兰芳》，又有文人出来写博客感叹了，说是京剧在西方根本没有任何市场，所谓“梅兰芳上个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风靡”也是被夸大了的，于是又大大自卑了一番。不少跟帖也在那里自怨自艾了起来，但有一个跟帖发表了话糙理不糙的意见，它说：“想让京剧占领美国市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中国军队在美国设立军事基地，懂不？”我在这里引用这句话当然不是鼓吹咱们现在就想办法去美国设立军事基地，而是说，它确实简单透彻地摆明了“软力量”与“硬力量”之间的关系。说实话，如果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中国人有几个会去喜欢西方的歌剧？即使今天，我也从根本上怀疑那些花重金去听西方歌剧的小资是真的喜欢它。恐怕其中很多人根本不喜欢，但他们不敢像西方人评论中国的京剧那样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他们必须装作十分喜欢，不然他们就会被周围的人认为“不文明”。

　　其次，在当今中国，“软力量”应该用来为提升“硬力量”服务，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而不是像现在的那些“文艺腔”所做的那样，自己扩张自己，搞自肥。这里的关系可以拿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来类比：金融市场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结果它却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自我膨胀起来，最后是肥皂泡吹破，不但自己完蛋，而且严重牵连了实体经济。

　　我们今天就算搞的是“软力量”，就算表面上是“文艺腔”，其背后的思维应该是理工科的，其目的也应该是为“硬力量”服务的。只有当我们的力量大到无与伦比，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时，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才可以为软力量而软力量，纯搞“文艺腔”。当然我并不是完全排除纯娱乐，纯娱乐也是需要的，否则他们那顶“法西斯”的帽子马上扣过来了。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让“文艺腔”占据了几乎所有人的思想空间，主导了中国的大方向，这就不行了。

　　“文艺腔”确实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已经玩不起这种奢侈的传统了。中国古代就特别重视诗词歌赋，而不太注重逻辑思维。其实，在先秦的时候，中国人还是相当“理工科”思维的。虽然中国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发展出较明确的形式逻辑，但当时理性、务实的精神还是相当普遍的。我们看看当时秦国的标准化生产、各诸侯国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其实都不太“文艺腔”。“文艺腔”的开始应该是在汉代，从那时起，中国人就过于偏重华丽的辞藻了。但古人对“文艺腔”也是有所反省、警惕的。如熙宁变法，王安石就想取消科举中的诗赋考试，使得考试能够选拔出更为实用的人才。我们都知道，王安石本人的诗赋水平非常高，但他也认识到了“文艺腔”的危害，因此想采取行动予以纠正。可惜的是他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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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文艺腔测不准中国社会现实(4)


　　为什么“文艺腔”有不小的危害，却在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历史中占据了不应有的重要位置，有识之士想改也改不了呢？这恐怕也可以用我经常使用的“选择压”的概念来解释：到了汉代，中国最激烈的战争打完了，按东方朔的话说就是“天下平均，合为一家”。没有压力了，太舒服了，当然可以玩“文艺腔”了。然而，秦汉留下的老本我们已经吃了两千多年，吃没了。到了近代，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挨打和挨饿两大问题，实际上是玩不起“文艺腔”这一传统文化中的奢侈品了。然而，像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的惯性是相当巨大的，直到今天，“文艺腔”还在阻挡我们现代化的脚步。

　　即使伟大如毛泽东，我看也有过分“文艺腔”的问题。从建国开始，就折腾《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等，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海瑞罢官》入手的。其实，所谓“文化大革命”这个字面本身，就说明了毛泽东过分重视“文艺腔”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整天折腾这些“文艺腔”的事情，不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而是坚持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和国防建设上面，中国的崛起可以提前30年。

　　我在很多场合提到对日本国民素质的观察。要论最优秀大学的理工科毕业生，日本未必能找得出像中国一流大学里这么多的天才，所以当时我认为中国可以很快赶上去。我当时还有一个后来被证明是不正确的“理论”，即科学技术用不着考虑人均素质，一个天才发明出来的东西可以供所有人使用。后来我回到国内，进入了社会，才知道我原来的想法太幼稚了。中国虽然有第一流的理工科天才，但中国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自然科学、数学、逻辑的素养远远比不上日本大学生。也就是说，在甲午战败100多年之后，与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大学生、中国的知识分子，科技素质仍旧差得很远，仍旧过分“文艺腔”。然而，一个国家的进步不能只靠少数理工科天才，一个国家的进步是要讲人均素质的。如果一个社会里，甚至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科技素养都这么低，那么，正确的意见就会被埋没，少数优秀人物的思想成就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受，因而也就成不了社会可以利用的财富。如同我前面所说的王小波的例子，一个半吊子自称的“理科生”，随随便便就可以蒙住这么多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在这些人心目中成为具有“理工科思维”的神，中国的进步不可能太快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中国知识分子科技素养的普遍提高，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必须摈弃“文艺腔”，中华民族才能够完成现代化，并进而成为世界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