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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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马立诚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3)


　　想到这个插曲，真想祷念一句“天佑中国”。好在我们有邻国的悲剧，好在我们有各个方向的堵压，好在我们有了这么些年的一些内部折腾。我们没有走到那么不堪的境地。

　　我们知道，马立诚后来成为了民间道义指控的首当其冲者。他为日本二战期间暴行的“折中”，抗日军民与哈马斯的类比，就是中国“优秀分子”思维品质出了大问题的突出例证。在这一点上，很多愤世嫉俗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羡慕他的勇敢的。这倒是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以前总是这么去想：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肯定不是好玩意，但从自戕程度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过头，至少没有去触那个底线：比如中日战争的是非底线。现在看来，他们的勇毅果决，超乎我们的想象。时代大气氛的宽容，使他们有这样的空间，把对本民族使“倒拐”的话说得非常满，把遮羞布都弃而不要了！（因为我们以前的经验是，很多亲美的知识分子也会玩一把爱国秀的，他会举例：你看，我讨厌日本帝国主义！）中国老百姓应该感谢他们这么去表现，因为他们已经不屑于去搞“言说策略”。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在中国并不积弱的年代，他们的这一番表演，很精准地刻画了精英是怎样制造堕落的“时代精神”图谱的。如果他们不加检点，任由自己高蹈下去的话，未来的汉奸排行榜上，会少一些争议，少一些曲笔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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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自我矮化的哲学大行其道(1)


　　十七、自我矮化的哲学这样大行其道

　　◆ 宋强

　　小东、纪苏这些人，可以说同逆向种族主义斗了20多年，他们的视野很开阔，思路也很恢弘，而我的题目定在“心理性悲剧”。从日常感受和媒体人的角度，从一个比较低端的落点，讲一讲堕落的自我矮化的哲学是怎样在我们国土上扎根的。这些想法跟我的经历、见识也有关系。

　　“歹徒与大巴的故事”别解

　　我觉着，一切对于时局、前途最高深的问题先不忙着复杂化。不妨用最寻常的成功学道理和励志小书的思维路径，从平衡损益的角度来剖析某种日常性情绪的弊病，这可能对改变我们“无着”的、空落的现状有一些实在的帮助。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心理性悲剧就是狂躁型的愤懑不合作主义带来的社会和心理后果。据说，还有人把“论公民的不合作精神”纳入学校课本里去，这个想法我觉得有点扯淡。早几年我采访中国著名神童张炘炀的父亲，他告诉我说，他的一个心得是不要让孩子看那种“Q版语文”的时髦读物，什么大灰狼其实很有爱心，小白兔其实最不是东西。正说的知识他都没有理解透，你上来就给他灌输反着来的、对立的、粗犷的、“解构”的，你不是对孩子不负责吗？

　　说到这一点，让人想到了成人世界里的“Ｑ版”。2008年出了一个范跑跑，助长了很多人撒娇的欲念，我听到有些人在高喊：他说出了我们时代的真相。我说：哦，原来如此，多么不容易啊！原来要冲破那么多的禁锢，才告诉我们世间居然还有这般可贵的真相！原来一种正面的道德，正常的伦理，只要是少先队教育里曾吸纳过的，就是愚民工具，就是该清算的！这种逻辑不也是一厢情愿和粗暴的吗？

　　我看了凤凰卫视的节目，对郭先生的表现很失望，但是这个节目的格局和气氛，注定了他不是表现的问题了。这是注定的，拿枯瘦的道德言说同强大丰沛的市民情怀对决，那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回过身来再想这个事儿，想一想后来的那些叫嚣。什么叫“范老师勇敢地说出了真相”？什么“皇帝的新衣”，在这个马戏表演里，这个寓言适用吗？难道标榜一种无耻、实践一种无耻在当今的中国还需要勇气吗？究竟谁是这个国家风气颓败的祸首？是一丝不苟地实践着无耻的人，还是苍白无力地空喊“道德”的人？我当着凤凰卫视执行台长的面质疑过这个事，台长是这么解释的，老百姓确实很反感那类装腔作势的道学家，道学说教对中国的社会太有害了。我觉得台长这句话有点片面性，黄纪苏说的一句话非常好，伤痕文学的惯性还要延续多久呢？具体地说：就是一句老话，这还是要看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如果早20年，在王朔的时代，在蛇口把几个“青年导师”掀下台的时代，这样反潮流还有意义的话，今天你还这样彰显丑陋来对冲正统，理由是它其实有“率真的魅力”，这其实是矫情！这不是教会最纯朴的人都去撒娇吗？纵容这种肆无忌惮的文化撒娇，为臆想中的假想敌而愤怒，而耗费情感，从而绝望，拆台，实际效果往往是负面的，往高里说，是在摧毁民众的士气。

　　我真切地感受到愤懑的摧毁性，无序的愤怒不会让任何人受益，愤懑对每个人积极情绪的摧毁，对希望的压灭，对秩序、共识没有底线的消解、拆除，这一切失败主义的情绪给我们心理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污损。现在普遍流传的这样一个故事：

　　三歹徒劫持一辆大巴，将漂亮女司机拖下车强暴，女司机呼救，众乘客哑然。唯一瘦弱书生奋起，呼吁，遭歹徒殴打，昏厥。歹徒得逞，女司机复上车，喝令瘦弱书生：“下去！我不载你了！”书生愕然，抗议，终被幸灾乐祸之乘客及司机逐下。大巴开动，至一悬崖处直冲下山。车毁人亡。书生闻之，始悟美女怪异之举动，大哭。

　　这故事很震撼，对于读者来说也很过瘾，媒体人可能非常愤怒：这为什么不是真人真事（其实非真人真事也无妨，媒体营造的虚假情感故事，我们见得还少么）？散播的人很有满足感，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不太讲求新闻与传闻的界限，把它当新闻来读。最可怕的是，它符合心灵的镜像、心理感应的真实。但是那种透发其中的“愤怒突击”式的情绪释放，强化卑劣人性的故事元素的戏剧性编排（其实是一种牵强的编排），有意反映的心理镜像凸显着末世的疯狂，谁看出它的恐怖性？谁能体悟到，我们在阅读这个故事时，实际上被快感征服？它的喻世效果是什么呢？我们在不知不觉地陷入女司机和书生“两情相知”的悲情之中，弃一车的遇难者于不顾，漾起一种自以为崇高的感觉。

　　这个故事可能是一个孩子编写的，我并没有指责作者的意思，但是这种极端幼稚的情感和设置，复仇想象的大快慰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呼应，这就让人想到，“因为太黑暗，所以我的黑暗有正义性”，这种自以为是的“厚黑”、非人类的心理症状、不惜“与尔皆亡”、鄙弃社会的潮流暗涌，实在是不爱惜自己，与自己为难了！

　　我分明听到，欢呼着那个崩盘的“拐点”滑翔而去的时代凯歌，到处是秘密的喜悦，人人都在等着“好看”，等着分一杯羹；我分明听到“参议院乌鸦”戈德华特的声音在中国的论坛上回荡：“保卫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罪恶！在追求正义中所表现的温和态度不是美德！”

　　对内政状况的不满，从改革的进步而言，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迹象。情绪释放时代到来，那种弥漫于民众心里的强烈被剥夺感是需要更多理解的，而那个造成被剥夺感的元凶是要清算的！我在一家报纸上谈30年改革感受，讲了我在90年代中期的一个遭遇。酷暑天，我家那个小区停电，如是反复，电力部门来了好几趟都不能解决问题。居民们急了，堵住工程车不让走，酿成小型群体性事件。我赶忙打市长公开电话，殊不知，值班干部呵斥我：你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同歪风邪气做斗争，反而助长他们的气焰！从那时起，我认识到一点：官员的傲慢愚蠢，将来肯定会导致大问题。现在，问题层出。依照民众的情绪审视国策，审视我们的公共政策、我们的国民动员体制，哪怕是象征性的开始，这也是全民性的胜利。能不能以更积极的、正面的心态迎接这个？能不能从“得分”的角度，抱持一种维护改革开放成果的态度来把握形势的走向？人总不能靠冷嘲热讽来打发日子。无厘头的八方洒怨肯定是有害的，更以“去中国化”的情绪，来支配这种愤怒。图了爽快，糟践的是自己。

　　关于我们社会的黑色幽默

　　悲剧性的心理现实,往偏锋里说，就是有时我们会让我们被自己的感情所愚弄。20世纪8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日本侦探小说大意是讲，歹徒绑架了一列火车上的人，跟警方讲条件，把赎金搬上火车，每一站我们释放一批旅客，到了终点，警匪之间再摊牌。小说的结尾是火车到达终点之后，警方回过神来：不好，上当了，被误导了，擒拿的对象已经溜之大吉了。那些歹徒已经混迹于前面各站被释放的旅客中离开了车厢。车门口的持枪歹徒其实是乘客扮演的。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恐惧在统治着这列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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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自我矮化的哲学大行其道(2)


　　这个故事放在现在的环境气氛里看，是非常有深意的。

　　当我们把一个愤怒的对象人格化的时候，我们会想象那列火车里头，有人在发抖，我们会获得一种发泄的满足，会为可能出现的秩序颠倒而鼓舞。我们料想不到的是，那里面的人会离弃，会轻盈地解脱。至少在这场心理性悲剧里，除了极少数的焦点人物外，是普遍的“与我无干”的轻松心态。作协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在北京请客会友。席间，作家朋友们颇有些“明白人”的议论，会心一笑的表情，引而不发的潜台词。我和马松私下感叹：这简直就像一个寓言。大家挖苦的是一种不祥的体制、一些可笑的事，而这些“明白人”，都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北京饭店、宴请、主席团荣位，享受着体制给他们的可以好逸恶劳的平台：住房、创作假、补贴。但是，他们的嘲讽比我们更加犀利！个个都像与己无关似的！那么，循环下来，我们可能清算谁呢？我们谁也没有逮着！我们讨伐的也许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因为最令人痛心的是：谁肯担当？

　　“空列车”的故事，没有担当的“局”，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心理悲剧。强大的公众信息在一座软墙上附着、掉落，我们找寻那个出口，而那里发出同样的疑问：你们在找什么？

　　“空列车”的隐喻，令我有一个奇怪的联想，一个有关我们这个社会的超级黑色幽默。《百年孤独》里的马贡多镇，不怎么开化的居民不能忍受电影，因为电影演员的角色置换嘲弄了他们的感情。一个在西部片里赢得他们尊敬的英雄，刚刚在观众的泪水中下葬，又在另一个片子里以阿拉伯人的形象出现。这让他们气得发疯，于是他们砸了电影院的座椅。这个看似好笑的描写，让我注意到了黄纪苏曾说到的强烈印象，负具体责任的人，在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又在巧妙地扮演着冷峭尖刻的批评者，都在巧妙地告诉大家：其实我是明白人。这种双重置换，是不负责任的“聪明人社会”的安身立命的技能。推衍开来说，我们这个社会登峰造极的超级悖论，就是王朔早年间所点到的：一夜之间大家都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现，王朔这样回击：去你妈的，早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王朔这样骂，可能有点粗线条，可是，看看那些身怀“屠龙术”的媒体人、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不正是这样玩变身的吗？明明他们是掠夺性“改革”的欢呼者，明明他们是急功近利的价值观的吹鼓手，明明他们是垄断资源的得益者和食利阶层，然而摇身一变，一切令人不高兴的后果都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装出一副总是在受排挤、总是弱势声音的样子，把30年的图景、路线图描绘成他们永远同老古董们作战的“大明英烈传”。现在出问题了，他们又急匆匆地把中国划分成争执着的两方面，继续抖机灵，做大义凛然状，估算着自己未来的得益。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他们的选择性“失忆”是否玩得过头了一点？

　　这绝不是激愤之言。

　　爱国真是“强势”吗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周庆安告诉我，我们现在根本不缺最具有智慧含量的批评。现在的流程已经发达到这个程度——出了一件事，报纸的评论版会马上找到对应的专门人士量身裁衣，有模有样的公义讨伐当夜就出来了，而相比之下，建设性的言论则没有那么便捷。

　　现在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太聪明了。

　　中国的时运，中国的走势，各有各的说法。按照《南方周末》评论员宣称的，现在进入了“拐点”。虽然南方报业总爱做出一副庞然大物的姿态，描绘时局图舆，引领先进思潮，风光之盛，动静之猛，意味之深，端出一副 “我上面有人”的俏娇模样（让人想起《武林外传》里的范大娘），不免引起其他非嫡系人们的讪笑和妒忌。但“拐点”之说，真是找准了感觉。问题是我们这个“拐点”怎么一个“拐”？中国不再是昨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言论的自由空间扩大了，且让我们快慰而鼓舞，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现今和未来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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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自我矮化的哲学大行其道(3)


　　可是，我们还是忍不住要扮演高歌猛进时代的“低调俱乐部”角色。因为这种“高歌猛进”是贴着人家的，是一种调子怪怪的极其势利心态的“激进主义”。因为有这种真实情绪在，起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根本不想打算掩饰的双重标准，同样是民众高涨的情绪，只看到对内政状况不满的强大精神现实的热切关注，而同样强大的另一个精神现实——对西方欺凌我们的民众反应，那种则加以痛斥、辱骂、压灭、有意地误读。是的，痛快地说，有好的民意和坏的民意，一种民意潮流中也具有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性质，民族主义情绪如此，本土愤懑热情也难免，但是像南方报业这样长期一以贯之的、完全一刀切的旗帜鲜明，永远传承，也是难得的风骨。

　　这种情绪背后一种令人失望的历史积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宇宙观、世界观的立论和探索，在某些自由知识分子那里，犹未跳出“河殇”时代的水平。因为有这样真实的情感路线，对于外国的欺凌羞辱，中国民众的正当反应理所当然地招惹自由知识分子和时髦人物的不舒服，如芒刺在背，蓄意解读为“愚昧不开化”“缺乏大国风度”“缺乏全球视野”“中国前进之忧患”。主流舆论和自由知识分子拒斥一切强调国家利益的观点。对不和谐现状的愤怒似乎又使这种拒斥有了正义性的依托。它的通俗版本，它的现实映照版本就是我的朋友质问我的——（西方）羞辱了谁？这个国家是谁的？你的？我的？这种对撞，王小东就活生生领教过。2008年上半年，一家省级电视台对“抵制家乐福”做了一个话题pk。一个海归艺术家跳起来大骂：“你这是讨政府的好！你们就敢抵制家乐福，别的你们敢抵制吗？”他最为精彩的一句就是：“现在大多数人都爱国，爱国是强势，你爱国是站在强势一边，作为知识分子，你爱国是你的耻辱！”且不说谁讨了政府的好。这种表演就是简单粗暴，愚不可及的简单粗暴。

　　这种不求上进的简单粗暴比比皆是，更粗俗的版本就是这样的对答：

　　“为什么西藏人大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

　　“为什么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令人鄙夷的？”

　　“因为他们脑残了。”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反对我们，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当然要反思，因为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海外华人中有那么多人都义愤填膺，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没有，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藏独人士运用自己的权利抗议火炬传递，是不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使？”

　　“那当然，民主社会嘛。”

　　“中国公民运用自己的权利为火炬传递助威，是不是对权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帮脑残。”

　　想起一个有意思的小问题：爱国真是“强势”吗？至少在媒体的把持者那里，在“高等华人”的裁判下，是强势吗？王小东和那位海归艺术家的对决，后来两人都在博客上有说辞，然而，新浪博客的编排是扬抑分明的，指控王小东的文章摆放在显眼位置上，而王小东的反击文章被摁在角落里，到后来看到没有扭转海归的不利局面，干脆把王小东的文章从首页拿下去。留下那位反对民族主义的海归一人在显眼位置。这种拙劣的“拉偏架”，宋晓军看不下去了，打了电话给新浪博客，告诫他们不要太过分，版面编辑这才不情愿地改正过来。

　　回到开始用的那个列车的比喻，黄纪苏讲到的一种感觉是非常对的，我们游走在一种惯性之中，还在像祥林嫂那样说“伤痕”，还在说“解放束缚”，是不是该说点别的？

　　这是一个文化心理上的悲剧，也是记忆的悲剧。记忆的悲剧导致历史观的自我矮化，这个“功德”，该归功于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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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侏儒


　　十八、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侏儒

　　◆ 刘仰

　　一位朋友说起中国的股市，不免痛心疾首，他在股市里损失了几十万。相信与他有同样经历的中国老百姓不在少数，据说中国股民目前还有4000万，最高峰时总人数差不多有一个亿。这么多中国老百姓的财富，为何就烟消云散了？这些财富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并不是一件容易说清的事情，但是，看看是谁把中国老百姓拼命拉进股市，并以各种各样“先进观念”“国际惯例”向老百姓灌输股市赚钱的方式，也许能使人们看清一点真相。中国的股市、金融是最美国化的领域，是被来自美国的“海龟”们最高密度把持的领域，或者可以说，中国的股市、房市、金融领域是经由在中国的买办们，与美国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领域之一。

　　改革开放30年了，到了今天，当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危害全世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究竟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模式，还是要变成美国的附庸？

　　当人们说中国的教育现状问题很大的时候，想一想，当初乃至今天，是谁把美国式的教育当成最好的教育模式，并向中国大力引进？当人们说中国的医疗造成老百姓看病难的时候，想一想，当初是谁大力主张以美国为榜样，对中国的医疗制度实行改革？当人们对中国的房市怨声载道的时候，想一想，当初是谁把“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故事变成中国房地产的心理推动力？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凡是对美国模式顶礼膜拜、仰承鼻息的领域，改革的结果几乎毫无例外是中国老百姓遭殃。

　　独立自主的中国与依附美国的中国，差别不仅仅在于意识形态方面，而且在社会财富的转移和聚集方面。看看那些在各领域功成名就的亲美人士，他们自己哪个担心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有很多办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去上大学，甚至有美国人主动给他们办理，最后还拿着洋文凭回国，抢走了中国最赚钱的、最有权力的社会管理位置。看看那些投靠美国而先富起来的人，有谁担心自己看不起病？有谁担心自己买不起房子？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被亲美的买办们出卖了。

　　当人们说中国的污染极为严重的时候，是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加工厂，以至于中国制造得越多，污染越严重，美国越赚钱？当中国人辛辛苦苦赚了一点钱，是谁又让中国人用几亿件衬衫去换一架美国飞机，却不愿对中国自己发展大飞机进行投资？当中国积累了一些外汇储备，又是谁将这些外汇变成巨额美国国债，让中国穷人把血汗钱借给美国富人？还合演了人民币对美元单独升值的“无奈”？并且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让中国的财富受到重大损失？

　　当中国人对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不满的时候，是谁在说中国人有“仇富心态”，并为富人们竭力辩护？有多少社会精英们领着美国各种基金会的课题费，做着中国社会各领域的研究？有多少中国的官员、学者、媒体人士，由美国出钱，到大洋彼岸，一次次集体出美差？或者自己花着中国老百姓的钱，为美国经济作贡献？当中国人痛恨腐败的时候，是否还记得一些亲美人士曾经说过：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一位中国某著名高校的著名学者还大放厥词说：腐败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如今，当全中国人民对腐败痛恨不已的时候，他们又摇身一变，将腐败说成是体制僵化的结果。说实话，让那些“僵化的老土”们去搞金融腐败，我还真怀疑反对将中国美国化的“老土们”是否有这个知识和能力。同样是一所中国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被美国总统接见后激动不已，竟然说出“中国应该分裂，应该做美国的殖民地”这样的高论。还有著名学者公然宣称，中国就该“给美国当孙子”。与阎崇年主张“中国各民族应该融和”相比，谁更像汉奸？

　　中国需要改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中国的改革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中国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为第一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存在着对马列理论教条化的现象，如今，中国某些精英们，对于美国的方方面面，也同样存在着严重教条化的倾向。他们不顾中国的实际状况，硬生生地将中国绑到美国的战车上，其中一些人是靠出卖中国利益的得利者，另一些人是不明真相的附和者，以为他们所描述的美国天堂真的能在中国出现，却不愿想想，所谓美国天堂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如今，当美国天堂开始轰然倒塌的时候，他们还寄希望于真有所谓上帝会独独钟爱美国。

　　中国的改革开放，要了解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应该的。在这样的学习、了解过程中，某些人产生亲美的思想也很正常，但是，将亲美变成依附美国，将美国模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唯一出路，并且将亲美势力变成社会主流，将凡是反对盲目崇拜美国的意见和人士，都扣上“反对改革”“民族主义”“专制独裁”等危言耸听的帽子，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这些极端亲美的精英，这些为了美国而大肆伤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买办们，嘴里高喊着自由、民主，实质上是不折不扣的洋奴。这些洋奴不光使中国的经济变成美国的附庸，在思想和人格上，也成为美国的附庸，在洋人面前，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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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看未来：复兴传统不能走歧路


　　十九、睁大了眼看未来：复兴传统不能走歧路

　　◆ 黄纪苏

　　近代以来，中华帝国体系的大厦颓然倒地，鼠奔狐窜，我记得头些时看一篇谈19世纪末泰国脱离中华体系、扎英国怀里的文章，悲凉之情油然而生。传统决堤般流失，多少精金美玉失而不可复得，西方什么样的瘪三都来大摇大摆地登门入室。弱国不单没有外交，也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艺术，甚至没有男人。20世纪末以来保守主义情绪潜滋暗长乃至起家树誉，无论哪种版本，的确都有可同情之处。应该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算水分很大），毕竟为重新看待自己、看待西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敢定睛看看过去，才敢放开胆子想想中国和人类的未来。

　　回首整个20世纪，我们大部分时间混得跟无照摊贩似的，东投西靠，哪儿有现在这条件？现在想想林琴南、胡先啸他们对西化发了点牢骚，其实也不算怎么过分，竟被仁人志士围殴痛歼。我怀疑英文法文中是否有“遗老遗少”这样的词汇，我想即便有，也没有现代汉语中那种活人穿寿衣的感觉。这是失败者的命运，不怪抱朴守拙的一方，也不怪激进奋发的一方。今天看到一些人宽袍大袖粉墨登场，无论是祭孔还是什么“汉服”运动，觉得好玩之余，也未尝不感到一分欣慰，因为中国总算有了摆弄这些的国势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这100多年的现代化的确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强加给我们的，为此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同时，也要承认，光靠传统我们走不出近代大危机，还要靠现代化。你喜欢柏油马路也好，不喜欢柏油马路也好，那是必由之路，花蹊柳径是走不出去的。数理化谁爱学啊，但你得揣上它，这样才走遍天下都不怕。另外，我们也要承认，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内在于我们的东西，它符合人类绝大多数包括中国人对舒适、清洁、快乐、富裕、健康、长寿、便捷这类古老而恒久的价值追求。坦率地说，没有西方扩张，我们或迟或早也要走上这条路。头些日子翻阅《厕所的历史》，非常有趣。按照当时西方游记的说法，清代的北京是一座臭烘烘的城市（巴黎、伦敦也好闻不了多少），抽水马桶以及城市排污系统的普及，欧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确是得益于工业文明的欧风美雨，虽然鸦片炮舰也是那阵风雨送来的。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了不起的。因为了不起，他就唯我独尊，就多吃多占，就欺压其他民族和文化，这样就引起后者的反抗。这反抗包括了学术、文化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这批判的基本立场和大方向是对的：自由落体运动放之四海皆准，但你西方的社会人文经验包办不了全世界的事，还差得远呢，别太膨胀了！不过凡事过犹不及，如果因为批判“西方中心论”而不分青红皂白，把科学、理性也一网打尽，那你是走不了太远的。毛泽东早说过，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很多事情的确需要两头想，多想俩来回。

　　关于西方知识体系中的科学技术跟中国传统知识中相关部分（以及世界其他各处的所谓“民族科学”或地方性知识）的关系，我曾跟友人讨论过中西医的例子。友人认为中医的思想方法属于整体论，应高于尚处在原子论的西医。我理解他的出发点，但觉得这样的说法失之偏颇轻率。其实世界各民族前现代阶段的知识，都有整体论的倾向。西方的医学知识走出这种整体论，应该说一种提高和进步。偶尔读到上世纪60年代出的《医学常识问答》。问：民间“十滴血一滴精”说法有没有科学根据？答：没有，因为根据化验，精液的成分基本为水，余下为少量蛋白质之类，因此“纵欲伤身”的说法没有科学根据。

　　那时的西医的确停留在原子论的初级阶段。但今天的西医已经不这么看问题了，它找出了精液与免疫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房事过度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这样的西医知识，便与瑞大叔、西门庆这路人活不长的民间经验握手言和，尽弃前嫌了，而且是在一个更高或更深的认识层次上。

　　关于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说法，似是而非。这个现象今天与其说是医学认识上的事实，不如说是医疗体制上的事实。一个患者左手发麻，西医会让他查神经，查颈椎，查心脏，查脑血管，而不会攥着他的手不放——会攥着他的钱包不放。心脏虚弱，西医也会把原因找到两三尺之下的腿部肌肉。由于分析多了，分析深了，知识就从经验上的简单相关升级到复杂的因果联系。原子主义或许仍是今天西医的现状，但肯定不是它的趋势，它的趋势是从原子论走向更高的整体论。相比之下，中医的“整体论”因为没有经过一个非整体论的过程，基本还在《金匮要略》那儿原地踏步，屈指一算已踏了近两千年了。“文化保守主义”老前辈陈寅恪说中医“有可验之功，无可通之理”，应是平允之论。物理学进步了，化学进步了，生物学进步了，但都没有深化中医对疾病和健康的认识，它还是“阴阳五行相生相克”那一套。由于“理”停滞不前，它在某些“功”上相对于西医的优势迟早也会丧失。总之，应该对中国与西方、对传统与现代化做新思考，但一定要守住“实事求是”命门，不要把这100多年辛辛苦苦取得的进步都思考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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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大目标从哪里诞生(1)


　　二十、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 黄纪苏

　　邪里邪气的“文化”与公民精神的文化

　　中国这100多年处在剧变当中。剧变社会里，大家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匆匆赶路。五四那一代精英的感觉就是国亡无日，着急上火，看什么都像中国的病根，看汉字、中医、旧体诗、京剧什么什么的都不顺眼，觉得中国都是它们害的。那时候他们骂中国骂得很激烈也很过头，但并不幻灭，你从他们文章中读不出破罐破摔来。他们认为只要找对路，搬掉路障，实现了现代化，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到1949年由乱而治，中国从近代危机里第一次伸出头来，扬眉吐气，信心大增。全民族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日夜兼程。文化上要建设底层文化，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是不小的抱负。但因为时间短，建树不多，也不牢固，后来政治上往极左一偏，又把取得的一点成绩，如京剧现代化之类全赔进去了。“文革”破产，使整个中国革命名誉扫地，并进而殃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山川人民。文化精英经历了近代以来最深刻也最肤浅的幻灭，所剩无几的灵魂后来又被市场社会洗劫一空。你看那帮名导演名演员，别看一个个干得挺欢，不少人怀里揣的都是外国护照。这年头揣哪国护照本来用不着指责人家，但起码这说明他没看好中国，对中国的命运没有担待，只想同甘不想共苦。作为普通人，追涨杀跌、买绩优股抛垃圾股都很正常。问题在于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文化精英。很可惜，这些精英徒有精英的派头和行头，灵魂上比小市民还小市民，简直就是一帮乱哄哄的精神股民或价值难民。他们干得再欢，也不过是个文艺包工头、打工仔，赶紧捞点名利“回家过年”——赶上风吹草动，他们一撒鸭子全没影，留下的净是烂尾楼。再造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肯定不是这样的肩膀承担了的。这样一群精神上的叫花子，由他们做文化艺术的领头羊，能是什么结果呢？这30年的文艺当然有成就，但这成就跟中国的走势和气势不成比例。中国本应该出现伟大得多的文艺。

　　就说传统戏曲吧。上个世纪60年代京剧现代化再创辉煌的气象早已荡然无存，没完没了老是《三岔口》《穆桂英挂帅》，现代生活也只能演点计划生育什么的。古不能为今所“用”，结果就是灭亡，于是大家纷纷挤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盒或收容所去求“生”，一种了无生气的生存。外来的话剧，这30年来在艺术上没有完成民族化，思想上基本上没有走近过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前沿，这些年更成了插科打诨的去所，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谈不上多少贡献。音乐剧都是《猫》《西区故事》的生搬硬套，毫无中国气质，像当年《洪湖赤卫队》那样动人心弦的，半个也没有。绘画两点成一线，从画家的工作室直奔富翁的客厅，跟集邮、炒普洱茶可以分在一个小组了。再说电影，改革开放初期有些电影像《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还能把人民自己的伤心事，哭给人民自己看，而今天那些“大导演”净组织中国历史文化向西方卖淫慰安——西方一看中国还这副德行，觉得又安慰又安全，可以继续猥亵，接着欺负了。诗歌越混越没样，好像都不是不足挂齿，而是说着丢人了。唯一有些起色的是电视剧，那也是靠广大劳动妇女，也就是大妈大姐们坐镇电视机前把关，创作、制作方才不敢在审美上胡来。小说就没这福气，读者中不少没吸毒但胜似吸毒的小资白领，他们逼着作者按照他们的嗜好，编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总的说来，这30年文艺的成就不可能没有，但也真不是多大，一身邪、戾、匪、嗲、妖气，有愧于这个沧海桑田的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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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大目标从哪里诞生(2)


　　中国的经济明明爬到了五楼六楼，可“上层建筑”还窝在地下室里，这是中国社会突出却不显眼的一个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链中，中国现在相当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纳威尼斯，那是生产链最低端的卖儿卖女。真正高端的文化产品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审美标准。有了这些东西，外国人才来取经而不是来嫖妓。所以，要树立大抱负、提升软实力、改良社会、重建人心、促进文化艺术的产品升级，应该是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特别是文化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任务。现在这拨所谓的大腕，他们占据着最大的资源，但凡做出一点垃圾来，就通过强大的资金和权力进行媒体运作，忽悠全民认购。中国文化要真正复兴，这些文化艺术的“领军人物”要么改邪归正，要么下岗出局。他们是这30年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产物，他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中国不往前走则已，中国的文艺不向上走则已，要往前向上，就凭这些人，凭他们这副败家丧气的样子，走在队伍前头肯定是要耽误事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源在哪里呢？我们先不说文化，先看看体制。今天的文艺体制大致分三块：一块是政府机构，一块是商业市场，一块是公民社会。

　　高速发展的经济让政府财源滚滚，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往往一台晚会就花出去几千万，组织一场什么“文艺国际研讨会”就是几百万。那些国家院团还有组委会之类，给人的感觉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倒也不一定是他们特别有钱，而是说他们有了钱也弄不出像样东西来。纳税人那么多钱被他们拿去设了那么多奖项，请了那么多评委，摆了那么多酒席，考察了那么多山山水水，结果洒出去的人民币倒是种出点什么没有啊？其实问题不在艺术家，也不在院团领导，他们都挺值得同情的。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大抱负的体制的日益僵化，款拨得越多，事办得越差。你说他拿钱没办事那肯定是冤枉他，说他办少了事也是冤枉他，但说他办了跟没办差不离就没冤枉他。他们用人民币搭彩虹桥，堆砌“今天是个好日子”，没有一点自我批评、自我警戒的能量和气量，使得一个民族灵魂建设的文艺沦落为指甲油或精华素。文艺的许多部分是需要钱的，但文艺最珍贵、最核心的部分与钱无关，那不是富出来的，是苦出来的。

　　如果说国家院团这一块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那么商业市场这一块则是除了钱什么都不认。原来好多人觉得只要一市场化，艺术上的问题全都迎刃而解。这七八年我观察了戏剧和电影，还真没看出来，看到的是每况愈下。跟好莱坞接轨的那些商业大片，什么黄金甲、无极之流，真就是锦盒装的垃圾。他们哪一部都掀媒体狂潮，哪一部都成天下笑柄。戏剧剧场这些年市场化的结果也出来了：各个剧场的那台上和台下就跟组织了互助组似的，你教我无聊，我帮你下流。最盛行的就是恋爱加搞笑，因为投入低产出高啊。演员就差下台一人按住一个观众做痒痒肉的工作了。观众几年下来差不多被改造成只会笑的剧场动物。记得有一回在一个挺大个的剧场里看戏，台上的幽默感差极了，但台下的痒痒肉却发达极了，满场乐得前仰后合，叮叮当当都快把椅子背儿砸劈了。有时候台上明明演的是段悲情，照理该哭，但台下非笑不可，笑得演员导演哭笑不得。所以起码目前来看，市场一样担当不起重建中国文艺的重任。不过，现在电视剧看样子进入了良性循环，呈现出市场积极的一面。

　　我比较看好的是第三块——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光是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很多并没有比较稳定的组织，因此无须向民政部申请注册的关系、组合和活动，包括民间那些一块野营的爬山的，一块演戏的评戏的。周末你去公园看看，老百姓自己载歌载舞，唱着唱着就跳起来了，看着看着就加入进去了，那气氛比国家大剧院过瘾多了。目前互联网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博客的社会含义是人人办报纸办杂志。人人办电视台的日子也快了。多少个人博客、论坛、MSN、QQ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并不断地伸头探脑，从虚拟走向现实。写诗的，摄影的，聊电影的，交流音乐的，传统的生活类别它几乎一个不少，传统没有的它也造出来了，而且许多都跟市场无关，跟宣传部门不挨，而且越玩人越多，越弄水平越高。这十几年互联网可真解放了不小的文化艺术创造力和生产力。就说传统文艺现代化吧。那些年互联网上像王佩写的对子，王小山写的快板，生香活色，灵动天成，真让人叫绝。这就是公民社会的文艺，真比国家那块有活气，比市场那块有灵魂。群众自发的艺术，才不管什么市场份额，也不争什么金鸡金蛋奖，它没必要为了一鸣惊人而狗急跳墙把自己弄得怪物似的，反倒显出一种深刻的从容和优雅。我原来在朋友那儿看过她祖上留下来的书画，都是文人墨客间里互相解闷的，根本不是那些装腔作势的书画家可以比的。老百姓不在那道，不吃那饭，也不受那管，因此倒更可能接近艺术的两个境界：自由和自然——你看有些短信的文学水平多高啊。这些年公民社会对文学艺术的参与一直在进行。再说流行音乐吧，不少音色如崔健和田震的那种嗓子，原来是不入“流”的，但却在公民艺术的天地里得到发展壮大，最后体制也只好扩大修订自己的“美学”，开门请人家进来。人家也是一方天地，你把人家关屋外，其实是等于把自己锁屋里。网络上的群众参与造成了文艺上的大民主，像《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像很多非常有新意的作品，对官、商文艺形成了竞争和压力。作为第三方面，虽然目前还在造反起事的阶段，闹闹哄哄，副作用也不小，但公民社会参与造就未来中国文艺的大趋势是明摆着的。2009年山寨版春晚虽然流产了，但却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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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大目标从哪里诞生(3)


　　我绝没有贬低国家与市场、把公民社会当灵丹妙药的意思。其实三者本身各有特点。特点而已，用得恰如其分就是优点，过犹不及就成缺点。一个比较理想也还算现实的格局应该是让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足鼎立、让它们扬长避短、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的混合文艺体制。按说这三样东西目前也都并存，但现在的社会指导理论，却没把混合体制当成一个长久的家，而是一个临时的店——也没准就当成发廊里屋的那张野鸳鸯的床呢。站资本那边的，他们惦记的是“大资本小政府”，是希望中国改成中华股份有限公司，谁钱多谁控股，看这帮当官的还吃谁！当官的说了：想什么呐？改公司也是我当董事长，现在大家先练习着管书记叫“老板”吧，啥时候叫顺了啥时候改名，改得成算我吃自己，改不成接着吃你！从无数个案去看，如今官和商的关系真是够没劲的，要么是狼狈为奸，要么是你吃过来我灭过去。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希望公民社会加入进来，起点好作用。我想起那几年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剧协资助了30万块钱，他们进行公益基金式管理，营销上借用了市场的手段，排了40部戏，在几个剧场里热热闹闹了近一个月，末了还剩了几万块钱。廉洁、效率、群众参与、自我实现，应有尽有了。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还有一层不小的意义，那就是公民社会改良了政府，借鉴了市场，形成了三者间的良性关系。

　　树立大抱负，舍弃小吟味

　　中国要有大目标、大抱负，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调。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建立起这个自觉。

　　遥想当年，秋收起义毛泽东率领百十来人上井冈，靠的就是大目标、大抱负，没这东西，这小股人马在近代大漩涡里一圈就转没了，连个泡都不会冒。《张学良回忆录》里说，北伐军所向披靡，打得直系、奉系落花流水。有天张大帅把少帅找去研讨这件事，大帅说：小六子，我想不明白，咱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还有独一份儿的德国山炮团，轰他们不就得了呗……咋就轰不动呢？少帅说：爹呀，咱是有枪有炮，咱有德国山炮团人家没有，但您想过没？人家有三民主义，咱没有啊！大帅不服：“三民主义”嘛玩意儿啊，我还“五民主义”呢！过了两天大帅又把少帅叫去：小六子，你说得对！咱还真缺个“三民主义”啥的。东北的高粱茬子老子还没吃够，咱撤！“三民主义”是什么？是大目标、大抱负、大是大非！有了这些，就有民心，有力量，有方向，那些土军阀不服气还真不成，所以国民党一路就起来了。共产党也起来了，靠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所鼓荡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天风。我头些日子见过朝阳区的一位老太太，95岁了，还办学校、写书法、不戴眼镜刻剪纸，真是个老神仙。她是解放后朝阳区文化馆第一任馆长，辅仁大学学教育的。解放后那阵儿，她说早上起来六点钟一推门——“革命”去了，晚上九点钟一拉门——“革命”回来了，下工厂，跑基层，没日没夜。像这样不计成本，豁出性命的，那个时代大有人在，结果很快就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了大目标，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走路都有弹性。没有大目标，东也不是西也不是，走走人就走懈了。到了“文革”，老太太说，坏了，一定是奸臣当道了，要不怎么我敬佩的好人都成坏人了呢？甭革命了，回家吧。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树立的大抱负大目标，到“文革”盛极而衰，民心士气被造反、串联、斗批改挥霍光光的。到了“文革”后期，整个风气开始低靡，社会开始用小情小调来反弹极左政治。夏威夷吉他弹奏的《划船曲》、刘淑芳女士演唱的《宝贝》在青年中广为流行。刘女士那一句“我的小宝贝啊！啊！我的宝贝！”对于听者的影响，用当时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中的歌词说，就是“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文革”结束之后，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对大目标大抱负做出了历史性的调整——他明白没大目标还是不行的。他说，解放全人类的事就先放一放吧，来个短期点的、实际点的——国民经济翻两番，每人钱包鼓两鼓，先鼓后鼓都得要鼓！那时候刘晓庆这样的歌星影星一天能多挣五毛钱，就觉得像是活在童话小人书里了。所以，甭管先鼓后鼓、让钱包鼓了再鼓的目标，一个“鼓”、一个“先”，的确给了普通中国人极大的推动，大家狼奔豕突，都想当那“先鼓”的。这个目标当然有代价，代价出自先后之间的距离。按小平同志原来的设想，大家都还在同一个马拉松方阵里，彼此顶多差个十步八步。没想到刚跑到一半，前后就差出好几里地，后面的连前面的背影都看不见，看不见背影人就会绝望，就可能出事。另外，这个目标还有个局限性，局限性出在“一”鼓、“两”鼓上的数字上，这种数字化的目标,哪怕就是“七”“八”，也都还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容易实现当然也算优点，但同时也是缺点。太容易实现了，人就容易进入酒足饭饱的状态，酒足饭饱的状态就容易导致提笼遛鸟、逛八大胡同的行为。今天的精英碰到老同学翻来覆去是那几句话：“车也有了，房也有了，啥都有，没急没慌的，连裤裆都不闹事，时不时还得带着伟哥去找小妹提提神儿。”总之，精英无精打采腐朽成这样，说明既有的目标该调整了。不调整振奋不了精神，进入不了状态，凝聚不了力量。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还需要跨出一步，她需要动力，动力来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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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大目标从哪里诞生(4)


　　现在腐朽分两路：一路是奔西方的后现代；一路是没落贵族牡丹亭。因为他们都是穷人，没有别的可效仿，只有一个是洋腐朽，一个是原来的腐朽，就是牡丹亭那一路。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小情小调、旁门左道，甚至腐朽没落的东西也应有存在的空间，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如此。同性恋、双性恋让他们恋去；裸奔找个人少的地方让他们奔去；像李银河博士把“虐恋”说得精美绝伦，也没问题，就是音量别太大了。有那些特殊嗜好的人关上卧室门，拉上窗帘，用小鞭子、小刀子、小铐子切磋技法、创新美感，只要是愿打愿挨、不出人命，社会不应该干预他们。但同样，他们也没必要老跟没这嗜好的社会大众兜售那套东西,说这才叫“先进文化”呢，这才美得高级呢！社会的主流不能跟他们走，跟他们走中国就完了。中国还要往上走，往上走要靠天足，而不是靠小脚——《采菲录》里记古人玩小脚，也玩出《美学》上下卷了。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既然进入了世界历史，你就得有大的作为，不然就得出局。

　　现在的文学家、艺术家，从个人来说，大都还挺有想象力，挺有情趣的。但这么多年的世界观、人性观和美学观教导他们，凡有大目标、大抱负的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只有小吟味、小情调、小玩闹才货真价实。于是他们苦练“缩身功”——把上半身差不多缩没了，光剩下头那俩部位了。就说这“下流话”吧，老的跟少的学，男的向女的学，你追我赶，看谁先把嘴练成肛门。结果很快，他们真的变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傻子、疯子加混子。哪家孩子要从事文艺，家长不急得飞檐走壁呀！

　　张文木有句话说得挺好：个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个人跟民族的关系是风筝跟风的关系。如果民族的天风浩荡，风筝一下子就上去了。天风没有，您拽根小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只能跑出个相对二三级风来，风筝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对我们来说，就要立中华民族的大志，要对人类做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