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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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猥琐心态下的文化世相(1)


　　二十一、猥琐心态支配下的文化世相

　　◆ 王小东

　　论白岩松不如宋祖德

　　中国如果没有了大目标，文化上就剩下扯淡了。有个大报的记者采访我，让谈谈宋祖德的问题。他们的切入点是所谓的“伪道德卫道士”和“侵犯名人隐私”。我说，要是从这样的角度切入，那你们和宋祖德也没有多大区别——究竟有几个人拿宋祖德当道德卫道士？大家看宋祖德主要是看他扯淡，开开心。现在的媒体一个劲向下三路看齐，正经事不谈，光扯淡，才使宋祖德这样的人应运而生。但要我说，既然是扯淡，宋祖德比白岩松强。宋祖德是明着扯淡，可白岩松明明是扯淡，却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比如他报导陈云林见马英九，说是“细节很重要”，细节是很重要，可他给我们的是什么细节？两个人的眼神！要说两个人的眼神确实非常特殊，这也算是新闻热点，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完全是没话找话，这难道不是扯淡吗？

　　中国在文化上的衰败不应该只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30年，衰败的过程比这个要早得多。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确实被人家在物质上打蒙了，打蒙了以后，大多数人丧失了所有自信，赶紧模仿。而那些没丧失信心的，如遗老遗少，他们也没说出什么有见识的东西来，不值得称赞。要学是对的，可那么着急地学，咱们可以想象，肯定学不太好，要接轨，很难接，是有一个过程的。

　　日本在文化上倒没有衰败到这个样子。日本应该说变了很多，模仿西方的也很多，但是没到我们这个地步，还有一些原创的、本土的、民族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以为的中式流行文化，如港台流行歌曲，还不完全是西方文化，它的源头主要是在日本，日本成了东亚黄种人文化的源头。

　　卡拉OK就是日本人发明的，欧美是跟日本学的。日本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创的。比如绘画，东山魁夷，人家学了西方画又保持了东方精神，咱们拿得出这样的画家吗？真的拿不出来！从物质文化角度去解释，日本受的打击比中国轻，站起来比中国快，比较快就恢复了自信，比较快就比中国有钱，文化要来自于物质的相对充裕，当时日本也不阔但是比中国有钱。

　　中国有原创性的东西，坦率地说是在毛泽东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也没钱，但因为隔绝了，我们只能自己玩自己的，倒玩出原创性来了。中国歌曲日本人会唱的，除了“文革”歌曲几乎没有。我听到过日本人很豪迈地唱“文革”歌曲，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东风吹，战鼓擂》。很多日本人一句中文不会，但是这些歌他们能用中文唱出来，字正腔圆。我决不是说要回到“文革”去，我只是讲一个文化现象，文化传播有自己的规律。

　　日本人会唱“文革”歌曲，当然跟日本当时的学生运动是有关系的，但是不得不承认，“文革”歌曲未必优雅，却有自己独特的特色，你可以把“文革”歌曲看成一个种类。当时也还有一些音乐是比较优雅的，比如说《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就并不坏，而且后来这些音乐被电影大量反复引用，就说明这些音乐是成功的。

　　改革开放之后，大家说中国人在精神上垮了。这种“精神上垮了”我看也不完全是引进了国外物质文化的缘故。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精神上垮了，首先是“文革”当中精神上已经垮掉了。“文革”中出了好多问题，所以精神上已经垮掉了。这个过程，严格讲是精神上先垮，物质文化在后面，而西方精神文化附在物质文化上跟进来。

　　还有，所谓的高雅文化，比如《图兰朵》那些东西，让那些所谓的高等中国人去附庸风雅，但是流行文化不得不考虑东亚文化的特点。东亚文化还是有她的纯真性的。中国流行文化主要源头在日本，不喜欢日本人是另外一回事。

　　我认为，大目标对于文化的原创性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大目标，是否完全正确是另一个问题，但大目标没有以后，精神上颓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站得住脚的文化产品的。

　　我再重复讲一遍，就是百年奥运这事。“奥运会是中国百年梦想”这个口号提得相当糟糕！奥运会是件好事，办得也不错，中国人感到自豪也是真实的，但如果说奥运会是中国的百年梦想，就不是事实了。中国百年一开始的梦想是救亡图存，救亡图存成功之后有一段的梦想也是在全世界除暴安良，解放全人类。

　　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后来几十年的梦想，那么到了现在，中国还得有大的梦想才可以，要比奥运会这个梦想大一万倍。一些官员讲的话也很让人瞧不起，比如说“奥运会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前”指的是什么时候？是昨天吗？要是昨天到今天这么说也对，可你甚至不要说八九十年，就算说个50年，好像也不是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国内、国外，中国面临的挑战在这几十年中比奥运会大一万倍的有的是。记得当时中国申奥成功之后不久，一个德国记者来采访我，用非常蔑视的口气说：这次你们申办成功了，你们一定自豪得不行了。我当时一拍桌子说：“你懂个什么？中国作为屹立在世界上几千年的超级大国，办过多少比奥运会大的事！不讲几千年，就讲最近几十年，中国办过的事比奥运会大的有的是，抗美援朝跟联合国军打不比奥运会大吗？”他当时就傻眼了。

　　改革开放这事不比它大？三峡工程也比它大，“神五”“神六”“神七”不比它大？汶川地震这个挑战不比它大？奥运是件好事，大家也高兴，但是最起码我们的精英应该明白，奥运会就是玩玩，玩得好点，高兴高兴是个好事，仅此而已。我们中国的百年梦想就这玩意儿，也太没出息了。这种猥琐心态，老往下走，姿态放得越低，越庸俗越好，这个必须改。

　　精英们怎么扭曲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我把“韬光养晦”这个问题也稍微说一下，这里面也有个人经历的问题。那次关于我们写《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那事，把乔良给请来了，乔良对我们写的书特别有意见，说我们现在应该韬光养晦，应该潜伏，当时我跟乔良说了，我说战术上可以潜伏，战略上是不能潜伏的。因为战略涉及到几年或者几十年，怎么潜伏？潜伏只能绑住自己的手脚，啥事不干，这叫潜伏吗？潜伏是准备打击敌人的，但这是自缚手脚啥都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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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节：猥琐心态下的文化世相(2)


　　什么东西往低了降，我们就特低，中国古人有一句老话，“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这是“取法乎下”啊！“取法乎下”，能得什么玩意儿？得的负数，这是有问题的。中国这种普遍的风气，“取法乎下”这个东西要扭转，我们不能把老百姓看太低了，老百姓未必喜欢“取法乎下”的东西。

　　这里再讲一下所谓“中国人的劣根性”的问题。就拿这次汶川地震来说，把它跟美国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做一个对比。这个故事我还是听南方报业集团的摄影记者讲的，咱们都知道南方报业集团在理论上是亲美的，是逆向种族主义的，绝对不是民族主义的，但是这个记者只讲看到的情况，不讲理论。他说的是绵阳的那个大体育场。他说：“进去以后一看，中国人就是守纪律（当然守纪律也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几万人的体育场，里面井井有条，男人都住在边上，妇女孩子在中间，没有任何骚乱和不守秩序。”他还说：“官方的老一套组织手法是管用的，在面对灾难时，就是能起到一个好作用。经过这么大的震灾，原来的组织系统是找不到了，但是很快就从基层重新建立了党支部，形成了一定的秩序。再一个就是官方的各级宣传部门，挨着一个一个点来找榜样、树典型，这事还真管用。”

　　当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们的抗击打能力、组织能力远远强过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新奥尔良出现了当街强奸、轮奸、抢劫，所以军队要拿着枪进去，见一群人围着就认为是暴徒，就朝头顶上方打，叫你趴下，作为预防措施。看到这样的对比，你说到底是中国国民素质高还是美国国民素质高？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谁的力量更强？我告诉你，绝对是中国的民众力量要比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强。

　　关于范跑跑的事，我碰到了一些去了现场的志愿者，他们说教师当中像范跑跑这样甩了学生先跑的，他们只听到这么一例。这帮知识分子给范跑跑找理由，说人到那个时候都害怕，都跑。我也不知道我在那种情况下害怕不害怕，我可能也害怕。但无论如何，事实是像范跑跑这样的教师绝无仅有，而像谭千秋这样的教师却有许许多多。

　　范跑跑后来发了帖子，刘仰跟他谈了很长时间。他承认，发这个帖子是故意的，尤其是把“即使是亲妈也不救”那段话加上去更是故意的，过去根本没有这么想，写的时候想一定要加上去，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刺激一下大家所谓的虚伪的道德神经，他就是这目的。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平时在思想层面上也很容易受到精英们的误导，往下三路溜，但是在危机压力到来的时候，他们的本能反应是很优秀的，素质相当高，远远高于欧美民族，这是中国文明几千年积淀出来的高素质，已经融化到了基因中、血液中。

　　有些人一听你说中国老百姓素质比欧美民族高，又要跳起来了，他们马上会提出随地吐痰的问题。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我去英国，在泰晤士河边，看到满地都是口香糖的痕迹，烟头、烟盒等等，实在是挺脏的。口香糖的痕迹肯定比单纯的痰迹难刷掉，据说英国政府每年要花好几千万英镑来刷这个痕迹。讲素质对比，我们可以把泰晤士河边跟上海黄浦江边比较一下。我们不能讲黄浦江边上比泰晤士河边上干净，其实这两个地方差不多。但是黄浦江边的人口密度比泰晤士河边的高得多，那么上海市民，以及到上海去的游客人均造成的肮脏和污染，肯定比英国少多了。你说哪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更高？

　　我把这个见闻贴到网上，又有一些人蹿出来，说我去的肯定是伦敦穷人区。我告诉他们，从我住的地方步行到女王居住的白金汉宫只要20分钟，如果你说女王也是穷人，女王住的是穷人区，那我也没话说了。

　　随地吐痰是坏事，不管外国人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我们都不应该随地吐痰。但是你们有什么根据，有什么理由把这件事拿出来作为中国国民性比外国人低劣的证据？汶川地震中，中国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高素质，你们为什么就熟视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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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正常社会动物性还是少一点为妙(1)


　　二十二、一个正常的社会，动物性还是少一点为妙

　　◆ 刘仰

　　很多年前，我儿子上幼儿园时，被小朋友称为“刘闹闹”。因此，“范跑跑”“郭跳跳”这两个2008年使用频率很高的媒体用语，与幼儿园小朋友的习惯用语、智力水平有一拼。

　　我对于范跑跑的整体情况不太了解，只能对他在地震后的小事说点看法。范跑跑这件小事，肯定要涉及道德问题，也肯定要涉及自由问题。批评范跑跑的人总离不开道德标准，维护范跑跑的人也离不开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这两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争论了很长时间，所以，我就把这件小事放大了说说。

　　范跑跑的行为及其理论依据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有些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也批评范跑跑的“自由”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仿佛范跑跑玷污了他们心目中的自由。这种观点似乎在说——你的自由不是自由，我的自由才是自由。到底什么是自由，最终又变成抽象概念的思维操练。其实，只要看看范氏“跑跑自由”产生的背景，大概可以清楚一点。

　　范氏“跑跑自由”属于欧洲近代主张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大潮流，站在一个纯粹“自然人”的立场，没有多少可指责的地方，很多西方理论大师，很多年以前就主张过，不算新鲜。但是，这一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背景是欧洲中世纪宗教道德严厉管制后的道德幻灭，因此，这个自由观念就有点特殊。欧洲中世纪在上帝的名义下，对人们的世俗生活制定了很多道德规范的约束，例如，性生活只能为了繁殖后代，不能为了享乐，因此，夫妻之间性生活，连衣服都不能全脱，诸如此类的很多。可以说，在欧洲中世纪，有一个极为严厉的道德权威，或者说，存在一个很不以人为本的普世道德。欧洲近代史上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出现的各种关于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理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极为严厉的宗教道德权威的存在，因此，反对这一道德权威的自由主义不免也用力过大。通俗点说，宗教道德权威加上社会等级制度对个人自由控制得太严，自由主义的反抗也就超级强大，出于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规律，反抗中世纪道德权威的个人自由，在很多方面确实是走得太远了。在需要革命、需要变革的年代，以极端对付极端，是一个常见的规律。因此，由于欧洲中世纪道德权威过于严厉，自由主义的极端反弹就变成不要任何道德约束的“自然人”的天然自由。范跑跑的自由，无疑是接受了那个时间点上的自由，从曲线的角度说，就是道德最低点，自由最高点。

　　但是，身处现代的范跑跑，接受欧洲几百年前的自由观，明显是落伍了，没有跟上祖师爷前进的脚步。一个社会总是需要道德的，几百年前的自由观，经过几百年的自由实践，造成很多不良的社会现象，因此，在西方祖师爷那里，对于老式自由已经有了很多反思和具体矫正。这也是范跑跑的自由，被某些自由主义者批判，说他是玷污自由的原因。因为，几百年后的新式自由，与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确实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公共道德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老式绝对自由年代里的很多自由，渐渐重新被道德约束，例如，性行为在家里可以很自由，但是，在公共场合则不能很自由。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嬉皮士在欧美的蔓延，公共场合的性行为差一点变成普遍化的习俗，最终还是被打压下去。现在，虽然在一些天体营、裸体海滩，还残存着一些公共场合性自由的痕迹，但毕竟要受到相当的限制。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公共道德制约了公共领域的自由，但是，在隐私权的名义下，个人领域的自由限度还是很开放的。现在不会有人要求男女私下性行为的时候，像欧洲中世纪一样，不能脱光衣服了。因此，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老式自由经过变化，现在与新式道德产生了一种平衡。在曲线上说，自由降低了，道德提升了，有一个互相的让步。范跑跑的第一个失误在于，没有很清楚地看清老式自由已经不时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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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正常社会动物性还是少一点为妙(2)


　　第二，职业道德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经过几百年老式自由的实践之后，人们发现，光是用公共道德限制个人自由还不够，公共道德只能在公共场合有用，在很多非公众的职业场合，个人的自由也需要限制。其实，职业道德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可以算作最早成熟的职业道德。然而，由于中世纪宗教所规定的普世道德非常强大，因此，在那个年代，职业道德往往混在普世道德之中，没有凸显出来。现代社会的职业分工比古代要多，职业道德的规定和约束，在公共道德弱化的情况下，地位越来越高。范跑跑的第二个失误就在于他忽视了祖师爷们已经提升了职业道德的新动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范跑跑被批判的原因，一是把几百年前老式的个人自由，放大到现代公共社会加以推销；二是在需要职业道德的地方，依然傻乎乎地宣扬老掉牙的骨灰级“自由”。所以，范跑跑在自由观上，真的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跟上祖师爷的前进步伐，也许是信息不灵、眼界不广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赞同范跑跑，甚至还拼命维护范跑跑的权利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普遍的误读。这也许是故意的，也许是无意的。

　　看看100年前，甚至到今天，对于中国古代道德堕落、道德虚伪、道德腐败的种种批判，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欧洲历史上批判宗教道德权威时，使用过的情绪，使用过的比喻，使用过的言辞，使用过的角度。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百年来，批判传统道德的自由主义完全照搬了西方批判宗教道德权威的思路和手段。他们实际上把中国古代的道德传统等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道德权威了。在今天看来，如果说欧洲老式自由主义是用锤子在砸房子，中国的自由主义就是用同一把锤子在砸鸡蛋。他们没有区分，中国的道德系统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道德权威是有很大不同的。例如，欧洲有处于社会最上层僧侣等级，中国没有这些享受特权的职业道德家阶层；欧洲的等级制度非常僵硬，中国的等级制度比他们柔性得多，等等。

　　简单来说，中国古代的道德系统没有欧洲的宗教道德那么严厉，没有那么非人性，因此，如果说欧洲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把宗教道德打得半死不活，那么，这把破坏性过于巨大的武器，则将中国的道德毁灭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是，这种毁灭道德的行为并没有让中国人真正获得自由，也就很难让中国人通过实践，对于这种老式的西方自由获得应有的反思。更为奇特的是，上个世纪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居然还借用了欧洲宗教道德权威的方式，对个人自由实行了严厉的打击。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几乎处于既缺乏道德，也缺乏自由的状况。身处这种状况的范跑跑们，便很短视地重新祭出几百年前欧洲祖师爷的老掉牙武器，试图解救中国同胞于水火之中。这就是有一些人支持范跑跑的原因。

　　因此，如果站在向西方学习的立场，范跑跑也应该学点新的，不应该只学老掉牙的，在地震这种场合，他更应该显示职业道德，而非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所以他错了；如果站在发扬传统的立场，范跑跑只强调个人权利，放弃道德的行为，让本来已经很短缺的道德，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场合严重缺席，所以他也错了；如果站在中西结合，取长补短的立场，范跑跑更是两头不沾边，两边不讨好。

　　不管怎么说，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在的道德力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范跑跑们要向西方学习，这不算错，但是，应该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学习并应用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生搬硬套别人的理论，别人自己都意识到错了，已经在改正、弥补了，范跑跑们的眼光还那么短浅，别说中国人要批评，恐怕西方老师们也不会赞赏吧。

　　再说，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摆脱文化、社会的“自然人”，因此，所谓“自然人”的权利，最多只能做一个参考，不能做标准。从没有社会关系、没有文化背景的“自然人”，推导出理论上的天然权利，很多时候，与动物的本能差不多。比方说，地震之类灾难发生时，动物一般都四散逃开，拿什么道德教育它都没有用。当宗教道德权威把人变成木偶的时候，用人的动物性，撒娇式的、恶作剧式的反抗，确实还有点意义。但是，在一个正常人的社会里，这种动物性还是少一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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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1)


　　二十三、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

　　◆ 黄纪苏

　　如此离谱的学术进口商

　　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思想界出了梁启超、梁漱溟、郭沫若、吕思勉、潘光旦、钱穆、陈寅恪、费孝通这些杰出人物，他们都学有根基，富于真知灼见，能成一家之言。新中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确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本来是有强大解释力的，可一旦成为教条，反倒束缚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

　　这30年，学术界按说够热闹的了，以中国社会100多年来的九曲九折的巨变，社会神经感受到的刺激应该是够强烈了，学术思想的原动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看不到多少有原创力的东西呢？当然，回到世界体系内，跟着英美重新当学徒，这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既然当学徒，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东西都是师傅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也存在，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的，那时中国不过是跟着西方另一位师傅当学徒而已。所以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只有到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的重生再造，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让师傅离休下岗，中国的学术文化才可能真正出现大的气象。

　　但话也得从另一头说，人文社科跟自然科学还不一样，它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民族性，其普适的程度要远远低于后者。你跟外面的师傅学是能学到一些东西，解决共性的问题，但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那部分，你是没有师傅的，你只能把自己当师傅。1840年这一跤，中国真是摔蒙了，天旋地转，看谁都像师傅。本来“中体西用”放人文社科这块比放哪儿都合适，晚清民初这批读书人，从小读的四书五经史记汉书，他就是想全盘西化，把中国这个“体”当狗扔了它也要自己找回来，鲁迅就是例子。青年学子对他说，你对旧东西掌握得那么圆熟，我们觉得你真棒！鲁迅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那些东西我不是想扔扔不掉嘛！当时就是想扔，连着中医、中国戏、中国字什么都扔，但这些东西哪儿那么容易扔掉的？所以到后来又提“民族化”“民族气派”，提“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按说顺着这个路子是可以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你想那会儿帝、修、反都不要，可不只剩自己了么？但到末了连自己也没剩下——“文革”时期没有学术，因为不要的东西太多了，营养严重缺乏，把自己整得骨瘦如柴，一切都谈不上了。

　　八九十年代的这拨知识精英由于生在封、资、修被通通取缔的年代，四书五经还真没读过，读的净是《半夜鸡叫》，他就是想中体西用也无从下手，更何况他们再也不想中体西用了。我有个朋友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大历史系读书，他说：这四年什么都没读，娘的光读外语了——还没读出来！他的情况当然极端了一点，但也挺有代表性。就举外语为例吧。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会七八国外语的在大众眼里也就是“挺神乎”一主儿罢了，跟我们看人用脚穿针引线的感觉应该差不太多，会让我们佩服，但不会让我们自卑。前面说到钱钟书从80年代的学术界热到90年代的全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会好多种外语。我想中国也有会好多种地方方言的人，但就没有流传出来成为佳话。其实就是会斯瓦希里语、越南老挝语，甚至俄语、西班牙语也没什么用，还是得人均GDP高的那些国家的语言。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那种社会心理、学术风气的经济基础，简单说，就是美元跟人民币1∶8的比率。我们再说第三个原因：干西学批发商、零售商、广告商、运输队致富快。80年代出国，省一顿饭就能带回件小玩意，小玩意别看个头不大影响很大，往家里一摆，女同学见了就很可能就变成女朋友。当时经常听到，有学者出国为了多带些小玩意回来，顿顿方便面，由于营养跟不上，回国下飞机都是抬下来的。学者们去西天取经，取回美元马克和大好前程，被鲜花绕着，聚光灯照着，媒婆堵着，飘飘忽忽，哪儿还记得什么“中体西用”啊，他只恨自己这“体”生得不对，不幸生在了黄河两岸，只能站在黄土高坡上临风做自我批评，说黄土地上的体制不好，文化不好，人种不好，历史不好，地形地貌全都不好。都不好，怎么办呢？一些有宏伟政治抱负的说，那就让我们把东土改造成西天吧。另一些人说，那得猴年马月了，咱还争取直接移民西天得了。他们在争取移民的过程中发现，西天千好万好就是使馆签证处不好——不是所有人都给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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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2)


　　时代尴尬：接轨接出了鬼

　　不让签也没关系，他们照样跟西方接轨。因为摸着黑接，有时会接出妙趣横生的结果来。随便举个例子，我原来干《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活儿，有回碰到一篇稿子，谈的是中国文学，里面有这么个词儿“世界新质生存母体关怀倾向”，一看头就大了。我找到作者说：这要译成英文，估计你也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你能不能把原文告诉我？他说：我也是抄来的，不知道原文怎么说。我说：那你就用家常话给我解释一下。他说：你就自己解释了吧。我说：是新生活么？他说：没错，没错，就那个意思。作者其实挺朴实的真是个好人，根本不是咋咋呼呼的新新人类，而且40来岁，本来是能好好说话的，但他说现在学术界就吃这套——显然也是被逼无奈。这路东西，90年代以来在史学理论和文艺批评中比比皆是。我有回浏览杂志看到什么“A层面上的D线效应”“B层面上的F线效应”，还以为是说二极管什么的呢，其实说的是中国话剧。学者们走到这一步还真不是学习西方，而是冒充西方了，因为西方好像也没到这地步。北京开的那家连锁店“加州牛肉面大王”，总部据说在加利福尼亚，历史据说有一两百年。有爱吃这面的去加州想尝回正宗，一打听根本没这么个店。前些时香港有位大陆出去在国外绕了一圈绕到那儿的政治学者丁学良教授，他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家够国际学术水准（也就是在国外什么杂志上发表了多少文章）的不过五人，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于是我对这个人便有了印象。有次等车买了张小报，上面正好有篇文章介绍他是中国“能品洋葡萄酒”的第一人。后来我又看到一篇报道，讲他从安徽山沟到社科院马列所，再到哈佛大学的成功攀登之路，也真是个人奋斗的一个小典范啊！他填出生日期只能填出年和月来，因为家里当年穷得买不起日历，父母只记得他呱呱落地、嗷嗷待哺的那段日子大雨倾盆，估计是盛夏。最近，我转到他的博客上浏览了一下，见他写的文章也跟《管锥篇》似的净是括号加外文，再一看那外文净是power、freedom、people之类，都是吓唬安徽失学农民兄弟的。本来从底层向上奋斗，特别值得大家的理解和同情，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公平的精神，也给社会带来生机和活力。但像这样把自己奋斗成一个蹩脚的“高等华人”，就不太有意思了，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学者群体中，可不能说是少数现象。由这帮“睡觉打领带”的学人出任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你又怎么能指望中国很快能出现有原创力、有“自由之精神”、符合中国实际、能够指导中国发展的学术文化呢？

　　前一段时间，中国政法大学一个男老师被男学生当堂砍死，原因据说是因为一名女学生。这件事情的始末原委还不完全清楚，但从网上报上披露的消息也能看出大概来。这位老师40多岁，来自湖北乡下，在法国留学多年，自觉血管里流的已经是“法兰西血液”，要以红格子裤的另类穿戴，把自己打造成大学校园的一道浪漫风景。这还不够，他还给女学生们写“徐志摩体”诗歌，还在课堂上跟学生夸耀自己法文比中文强，还在家里举办法国葡萄酒鉴赏派对，那感觉就好像他一生下来就被法国人抱养了似的。他从底层上来，想快点获得上层社会的身份标志，这没什么不对。但不幸的是，他弄了个法式徽章，法国不就是多风流韵事嘛。——要是英式、德式也不至于这样的结局。他正值中年，心未必不花，但也未必多花。不过既然佩戴了“地中海红帆”的法兰西徽章，他就不能不花，不花别人会说他那徽章是管人借的。于是寒光一闪，血花四溅。可怜他夫人怀孕5个月，也可怜那个男学生的贫苦父母省吃俭用，刚把孩子培养成人。这个悲剧的背后显然有崇洋文化的因素。

　　话说回来，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术的洋奴化应该说稍稍好了点，原因比较简单——学者领到的人民币多了。国家发放的科研基金几千已经不叫钱了，动辄几万几十万，那都是亿万劳动者辛辛苦苦干出来的，用老话说就是“民脂民膏”。怎奈被贪心学者蜂拥而上、须臾而尽——胡诌一篇谁也看不懂、谁也不会看的《科学发展之我见》就骗去了西部好几家农民一年的收入！某单位的领导就对下面的学者推心置腹说：小钱（科研基金）你们自己去骗，大钱我帮你们（到财政部）去骗。这些年搞的科研基金，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知识精英对人民资产的抢劫，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学术腐败如今已严重到了见惯不怪、没人拿它当回事的程度。由于学术的腐败，读书人越来越没读书人的样子，一个个看着像官场上的小秘书、市场里的小商贩。小时候，商店卖东西的见小孩子淘气就嚷嚷说：学生，学校是这么教你的么？那时社会对读书人的道德水准是有较高期待的。如今谁还把读书人当回事呢？他们也没把自己当回事，社会的化粪池里，他们不算最如鱼得水，但也够能扑腾的了。从历史上看，读书人怎么也都还算是社会中比较健康的力量，带着棺材上任，国亡自沉的可不尽是读书人么？相对于其他群体，读书人成天“上下古今”，本来最有可能超越自身经验和利益，最有可能截断恶的链条，打破堕落的循环，成为前面说过的、社会改良的启动基金。但今天，你看他们或一头扎当权者怀里，或歪坐在资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俩主儿轮包。我真纳闷，他们怎么会腐朽得这么神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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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切勿去学香港“管家文化”


　　二十四、 切勿去学香港“管家文化”

　　◆ 王小东

　　50年后人们再回头来看，中国今天学术思想的贫乏，包括文学，就会看得很清楚。这几十年中，中国压根就没人，没有像样的作家，没有像样的思想家。钱钟书，韩寒，算个什么？他们被吹成这样，其实没有任何像样的原创性东西，最多耍一点小聪明！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在精神上跪着，怎么可能出现原创性的人物呢？原创是需要站着的。

　　我曾经听到一个笑话：哈贝马斯来了，大家争着谁先跟他握手，真没出息。所以我群发了一个邮件，问：哈贝马斯是谁？居然就有人蹿出来说：你太没学问了，你都不知道哈贝马斯是谁！他居然看不出我这个话的讽刺性。

　　跟哈贝马斯握一个手又有什么了不起？动不动“三哈”——哈耶克、哈维尔、哈贝马斯。把“三哈”敬成这样的一个知识阶层，怎么有自己原创的东西呢？

　　过几十年来看的话，我们的后代会为这个时代的思想贫乏感觉丢脸和耻辱：什么都没有！钱钟书写了《围城》《管锥篇》《谈艺录》，那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一般般罢了，就被捧成这样。韩寒更不灵了，无非就是卖了一个80后的偏门。

　　关于制度对于思想原创性的影响，我曾想写一篇文章，叫做“香港的管家学术”。因为我跟香港人接触，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他们所谓的“学术”，95%是引用外国说法，外国甲怎么说，外国乙怎么说，外国丙怎么说，天干地支他们全用完了，还不够。然后自己的5%说一件什么意义都没有的事。可我们中国大陆还跟着学，还以为西方学术标准就是这样。咱们凭良心说，西方学术今天扯淡的也不少，可还不至于到香港这个程度，包括像拉美国家我也接触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毕竟还是一说就直接说问题，一说就说到关键。

　　为什么叫管家学术呢？我们知道香港教授工资非常高，在世界上应该属于数一数二的高工资，比美国教授工资高多了。我认为这是英国殖民的结果——英国深谙殖民之道，他们大概非常清楚，中国人非常敬重读书人，连写字的纸老百姓都会给你收起来，送到文庙去烧掉，所以把知识分子高薪养着，是深得民心的。但是有一条，你是奴仆，你有自己独立思想是不行的，我养着你，让你穿光鲜的衣服可以，但是不能想事。想事得英国人自己来，这个是主子干的活。主子想完了告诉你，你翻译成中国人能听懂的话。可实际上他们连翻译都没做好，中国人听不懂。我碰到一个官员从英国培训回来，说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把英国人挺明白的话都翻译成听不懂的。我说这就是叫故弄玄虚，其实他自己连很简单的道理都没弄明白，所以就故意云山雾罩地翻译出来，让你看不透他。

　　大陆跟着香港的路子走，有对西方盲目崇拜的原因，也有中国制度本身的原因。它跟英国殖民者的想法差不多，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悲剧。英国殖民者跟你不是一个民族，但是中国官员们跟我们本来是一个民族的人，实在不应该把大陆学术也搞成“管家学术”了。

　　香港“管家学术”本来是最糟糕的一种学术，现在大陆都学了这个。高校老师写的论文，99%全都是废话，什么意思都没有，生造了一堆不沾边的概念，然后把这些概念这么摆那么摆，绕来绕去，排列组合，就算是“论文”了。更可笑的是，一些画评家，辛辛苦苦品头论足，写完最后一字以后，回头一看，自己看不懂了。中国大学教授写出来的文章也会出现这种离奇的现象，写完以后自己也看不懂了，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因为本来啥也没想说，就是扯淡，骗钱！中国现在学术界掺假比三鹿厉害得多。网上说笑话，三鹿是往三聚氰胺里掺奶粉，其实当今中国的学术就是在三聚氰胺里面掺奶粉，到最后基本上没掺奶粉，就全是三聚氰胺了，直接拿三聚氰胺当奶粉卖了。

　　要说这个世界上，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师应该出在中国，因为中国的社会变动是世界上最大的，它是个大舞台。所有大的戏剧，其实都在中国舞台上，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演了。记得那次我骂丁学良：“中国经济学家可能很差劲，但是有一条，人家是实战打出来的，你丁学良算个什么东西啊，你打过实战吗？你说别人不合格，你没有资格。”那次我跟杨帆在博客中国说：“骂也得我们骂，你没有骂的资格，因为这是我们主子之间的事。主子可以骂主子，你一个管家骂主子，你懂什么啊？”

　　中国人在这100多年里打了多少仗，上演了多少大戏剧，西方、美国怎么可能跟中国比呢？但就是这帮所谓的“主流精英”，把我们对于本土的认识，都说成是没有价值的。这一点连余英时（虽然他自己的问题也很严重）都看不过去了，他说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中国人在西方能有点出息的，一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说中国的话。

　　西方学术也有很差劲的，当然比“管家学术”强一点。我们还记得1996年有个“索卡尔事件”——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攒了一篇完全胡说八道、杜撰好多概念的伪论文，寄给一家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想检验一下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编辑还真给登了。登出来以后，这个年轻的物理学家哈哈大笑，说我玩你们呢，我这文章都是胡说八道，一点意义都没有，假的，你们说你们的学问是真的吗？你们有鉴别能力吗？知道哪个有意义，哪个没意义？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有一个大目标要干大事，你会发现，这种扯淡的事我没工夫扯。我们要干实事，一是一，二是二，包括一些理工科学术腐败也会立即穿帮。比如2006年引起极大震动的汉芯造假事件。如果真的有一个大目标，做汉芯我不是为了报喜，而是按照目标一步步上，要量产，那一下就穿帮了。量产你总不可能拿美国的芯片来把字磨掉了吧？那成本也太高了。所以大目标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当真的设定一个大目标，这种扯淡，这种假冒伪劣，立马穿帮

du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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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康拉德-赛茨   出 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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